邢东风：马祖道场什邡罗汉寺 | 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

编者按：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承办，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成都大慈寺、龙泉驿石经寺、成都昭觉寺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邢东风教授向研讨会提交了《马祖道场罗汉寺 》主题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马祖道一禅师（709-788）是唐代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为禅宗的思想确立和组织成形奠定了基础，是慧能以后对禅宗影响最大的人物。马祖是四川人，和四川的因缘也特别深厚，他的家乡在什邡，出家在什邡的罗汉寺，在资州剃发，渝州受具，青年时期在四川度过，这些是大家熟知的情况。实际上，马祖的四川缘不限于此，而是源远流长，即使在他身后，哪怕相隔数百年岁月，人们依然记得他的名字，传颂他的故事，把“马祖”或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传说当作本地佛教发祥或再生的理由与根源，而后经过历代传承，有的香火至今仍在延续，有的虽已绝续，但是还有历史遗迹可寻，它们既是马祖文化在四川的遗存，也是四川佛教中的马祖主题部分，由于马祖的影响，四川佛教历史文化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在巴蜀地区，属于马祖缘范畴的文化遗存现有多处，由于时间有限，这里只谈一处，那就是马祖出家的地方、后来的马祖道场——什邡罗汉寺。

马祖是汉州什邡人。唐代什邡县，今为什邡市，市区西北方约十五公里处有两路口乡，今已改名为“马祖镇”。当地有“马祖村”，传说为马祖出生之地，村中还有“马祖庙”。关于马祖庙和马祖村，据民国版《重修什邡县志》卷七记载：

马大师，名道一，什邡人，俗姓马氏，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容貌奇伟。幼落发，受戒于渝州圆律师。唐开元中，安禅衡山，遇怀让师，密授心印，阐道江西，宗风大衍。后行建昌石门山，见有洞壑之幽，谓其徒曰：“吾当栖此。”遂沐浴跏趺而逝，年八十。元和中，赐号大寂禅师（刘其碑铭志，详艺文）。

马祖寺，治北二十里，马祖故居。明万历三十九年开建，见古钟记。清乾隆十四年募众重建。

由此可见，马祖庙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所在地是马祖的故乡。其他地方也有马祖寺，相比之下，这座马祖庙算不上特别古老，但是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马祖出家的罗汉寺至今还在，位于什邡市区北侧，内有“马祖古井”，传为马祖遗迹。关于罗汉寺的史料，主要有清代李调元、彭锡珖等人撰写的碑文，从中可以了解明清时期罗汉寺的历史。

作者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四川罗江（今属德阳市）人，乾隆时期著名学者。乾隆五十三年（1788），罗汉寺住持礼汀重修罗汉寺，塑造五百罗汉像，又铸马祖铜像，嘉庆二年（1797）告成，李调元受托撰此碑文。碑文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罗汉寺的历史，二是五百罗汉的建制，三是马祖道一的事迹。碑文第一段主要讲述罗汉寺的历史。按碑文所述，罗汉寺始建于唐中宗时期，当时在四川地区最为壮观，元末时期被毁。明代以后恢复重建，洪武年间僧人了恩重修前中后三殿，正德年间曹城复植柏三千株，嘉靖年间李之珍建藏经楼，万历年间徐应聘建大悲阁，重建至此完成。崇祯年间遭张献忠之乱，又被焚毁。清代康熙年间，云林明地禅师进行修复，粗具规模。乾隆年间，住持月容打算塑造五百罗汉像，当时从工匠手中得到嘉兴楞严寺重刻的《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但是还没等到开工，月容就去世了。他的弟子礼汀继任住持，立志完成老师的事业，并得到《乾明院罗汉图录》，将它出版刊行，作为塑像的蓝本，塑成五百一十八尊罗汉像。开工之前，得到什邡县令任思正的支持。工程途中，任思正去世，宁锜继任知县，他也继续支持，于是大功告成。

关于元代以前罗汉寺的历史，李调元只是一笔带过，具体的记述都是明清时代的，大概由于元末遭遇严重的破坏，清代的人们已经不大清楚罗汉寺早期的历史。碑文中提到的僧会了恩、判簿曹城复、李之珍、徐应聘、云林明地禅师等人物，或为罗汉寺僧，或系本地出身。其中李之珍（1520-？）字席卿，号雍封，什邡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任吏部观政、巴陵县知县、南大理寺右评事、工部主事、南贵州道御史、汝州判官、潜江知县等职。徐应聘（1554-1617），字伯衡，号端铭，苏州昆山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行人司副、尚宝司丞、太仆寺少卿等职。

乾隆、嘉庆年间，月容、礼汀师徒二人先后住持罗汉寺。关于礼汀，《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有传。

据此可知，月容原来住新都宝光寺，后来住持罗汉寺。礼汀（1749-1802）是字，法名达澈，丹徒（今属镇江）人。青年时就向往僧人生活，父母去世后入蜀，从东山净碧落发，入乐山凌云寺，乾隆四十二年（1777）从新都宝光寺月容受具，后从月容得法。月容去世后，礼汀继任罗汉寺住持，前后十余年。在李调元看来，礼汀作成五百罗汉像，终于使罗汉寺名副其实，而且把罗汉寺建成什邡的一大丛林，所以功莫大焉。

什邡的前后两任知县都支持五百罗汉像的制作。前任知县任思正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病故，而后宁錡继任。为了制作罗汉像，必须有尊者名单、图像之类的参考资料，当时刚好机缘巧合，礼汀得到《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和《乾明院罗汉图录》，于是得以做成五百罗汉像。

李调元提到的嘉兴楞严寺重刻的《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是一本宋代书籍，内容是罗汉名录，包括住世十八世尊者和石桥五百尊者。现在日本有明代崇祯年间重刻本，高道素手录，高承埏校，秀水诸生高佑釲重订。

刊记作者高佑釲，自号念祖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文中提到的“先公”，是指他的父亲高承埏。高承埏（1603-1648年），字八遐，一字泽外，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历任迁安、宝坻、泾县等地知县。明亡后隐居，有藏书七万余卷。据刊记可知，高承埏曾经刊刻过《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但是流传不广，所以高佑釲再一次刻印出版。这个版本恐怕就是李调元所说的“顺治年间浙江嘉兴府楞严寺重刻”本。

《罗汉尊号碑》只有罗汉名称，没有罗汉图像，后来礼汀又得到《乾明院罗汉图录》，于是有了塑造罗汉像的蓝本。

跋文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两年后作者去世。从跋文可知，《罗汉尊号碑》和《图录》原来都是某一工匠的私人收藏物，月容生前得到《罗汉尊号碑》，任思正把它抄录下来，礼 汀按照这个抄本复刻出版。月容去世后，任思正猜想那位工匠很可能还藏有《图录》，于是让礼 汀去劝诱工匠，最后终于得到《图录》，塑造得以进行。礼汀为做成五百罗汉像锲而不舍地努力，任思正也全程参与，出谋划策，密切合作。

碑文第二段主要讲各地五百罗汉的建制虽有差异，但都是表现佛弟子受佛教化、永离诸恶的境界，礼汀塑造五百罗汉像，其意义并不限于只是供养这些尊者，而是要“充其善行”，积累无量功德，所以他在作成五百罗汉像之后，又修补了马祖殿、马祖说法台和马祖井。

碑文第三段主要讲述马祖生平经历，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个话题：一是关于马祖还乡的传说，二是罗汉寺成为马祖道场的历史。

关于马祖还乡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编辑的《五家正宗赞》卷一“江西马祖禅师”。

按照这个记载，马祖从南岳怀让得法后，回到四川家乡，受到人们欢迎；当时小河边上有个老婆婆说道：“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的人呢，原来是马簸箕家的儿子。”马簸箕是指马祖的父亲，因为他以编簸箕为业，故有此称。马祖听罢，吟诗一首：“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就是说学道学成以后，不要回到家乡，因为在家乡传道很难成功；河边的老婆婆叫我的小名，她们觉得我还是孩子，怎么可能听我的教导呢？于是马祖又回江西去了。这是马祖还乡传说的原型。

按照李调元的记载，马祖从南岳怀让得法后，回到什邡罗汉寺，在寺内搭建了一个说法台，又在说法台边开凿了一口井，在这里说法传教，被人们称为活佛。有个老婆婆来到寺内，想看这位活佛是什么样子，看罢说到：“这不就是我的邻居马簸箕家的儿子吗？怎么叫作活佛呢？”马祖听说后，作了一首偈：“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然后到江西南昌的开元寺传法去了。

显然，这个传说到了清代已经有了变化：一是马祖还乡的地点，由笼统的“蜀乡”变成了什邡罗汉寺；二是马祖在罗汉寺的活动，由原来的没有提及变成了搭建说法台和开凿马祖井；三是马祖的偈文被缩短了。总的来说，马祖回归的“蜀乡”被具体化为什邡罗汉寺。

罗汉寺成为马祖道场，是因为寺内有专门供奉马祖的设施，例如马祖殿、马祖像等等。按照李调元的记载，这些设施建于明代，例如马祖殿是明代葛登明所建，马祖像是明代徐应聘和僧人大才铸造，从那以后，罗汉寺成为马祖道场。葛登明，又作葛登名（1531-1585），字道行，别号定庵，河南泌阳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年间曾在兵部任职，官至长沙知府、袁州知府。

最后看一下民国版《重修什邡县志》卷七的罗汉寺历史叙述。据此记载，罗汉寺始建于唐，历史悠久；明代万历年间，葛登名（即上文“葛登明”）、徐应聘分别出资，建马祖殿、大悲阁、马祖像，明末被毁；清顺治年间，云林和尚重建，成为当地大寺，成都知府冀应熊（1607-1690）题写了“罗汉寺”三个大字；乾隆年间，月容在此住持，后来他的弟子礼汀又作重修，并塑五百罗汉像；光绪年间在寺前增筑照墙；民国初期，什邡人冯庆樾（1875-1936）在墙上题写了“八祖道场”四个大字。这个记载不厂，但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如创建的具体年代、明末清初冀应熊的题字、近代冯庆樾的题字等。

上面谈的基本上是明清时期发生的事情，但都是从马祖这个根生长出来的果，从马祖这个源汇集而成的流。当初马祖出家在罗汉寺，不过若干年，而且那时还是青少年，在这里能有多少影响？倒是在他远走高飞成为一代高僧以后，他的影响反而比当年在这里时更强烈、更深远。关于禅宗历史人物对身后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对地方佛教文化的影响，往往被忽略，马祖的研究也不例外。实际上，后人对马祖的纪念与继承，正是马祖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