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诚刚：民国时期成都昭觉寺的教风建设 | 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

编者按：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承办，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成都大慈寺、龙泉驿石经寺、成都昭觉寺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施诚刚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民国时期昭觉寺的教风建设》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海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施诚刚发表主题演讲

昭觉寺是成都地区最富盛名的寺院之一，宋代圆悟克勤曾两度住持此地，引领成都佛教的信向转变；清初，成都佛教受明末战乱影响几成废墟，丈雪通醉带领众弟子以昭觉寺为中心，重修寺院、传播禅法，建立了成都佛教的复兴网络。历史证明，昭觉寺是成都佛教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这种角色在民国时期也未曾改变。彼时，社会普遍将寺院视为公共财产，多有侵占，成都佛教在各方夹缝中艰难求存。此背景下，昭觉寺已不复清代的崇高地位与庞大影响力，却仍坚毅勇敢地开启了近代化转型，成为民国成都佛教史的重要亮点。其中，昭觉寺开展的系列教风建设活 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延续甚至革新了近代成都佛教的生命力。

现今，我们梳理这段隐秘的历史，不仅有深化成都佛教史研究的价值，更有可能给当代佛教加强教风建设提供启示。

清末民初，社会动乱，人心浮动，僧徒中自然也有不守佛教戒律，烂俗度日者。昭觉寺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才坚持以僧教育和传戒为中心开展教风建设。

早在清末，昭觉寺就勇立潮头，创办僧学堂，占据了四川近代佛教教育的起点。光绪十七年（1891），清代昭觉寺第十一代住持中恂天信继位。冷泉亭长（真名许伏民）曾作《偕靖卿游昭觉寺赠住持中恂》，诗中有“讲学先开释教风”一句，诗人在旁注释“寺内设僧学堂”。显然，中恂驻锡昭觉寺时期，寺院已经设立僧学堂。而中恂的退位时间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换言之，昭觉寺僧学堂的创设肯定在光绪十七年（1891）后，但早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民国年间，昭觉寺仍旧坚持此项优良传统。1912年，“中华僧教育会”改为“中国佛教总会”。次年（1913），成都宣告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四川支部”。当时，昭觉寺方丈照坤为副会长。不久后，会长禅安决定在昭觉寺开办四川佛教师范学校。1913年，四川佛教师范学校开学。可惜的是，此佛教师范学校因经费短缺，仅维持一个学期就停办了。

1915年，四川设立了中国佛教支会，文殊院德风方丈成为支会长。彼时，支会决定在昭觉寺设佛教学堂。此处之佛教学堂与前之四川佛教师范学校或许是作为四川省级佛教组织业务范围之 事，只是受时局影响不得不开设，而在开设过程中又因为经费短缺而不得不停办。

1919年，中国佛教支会长德风（文殊院方丈）圆寂，昭觉寺了尘与大慈寺方玉代理会长。他 们共同发函请圣钦回川主持工作。1919年4月，四川进入防区制时代。此等背景下，四川各个寺 庙朝不保夕，随时要防备社会各界的侵夺。各地寺庙难以凭借外力的保护，只好增强自身凝聚 力，加强佛教会的联系与活动，以主动办学的方式抵抗军政提产、庙产兴学运动。

1924年10月，中国佛教会令四川支部改为“四川省佛教会”，佛源当选为会长，圣钦为总务 主任，宝光寺圆性、文殊院禅安为副会长，昭觉寺觉照掌管财务章，大慈寺方玉为总务长，草堂寺戒乘为评议长。

1921年到1928年，成都各寺庙创办多所佛化小学校，培养僧才。办学经费由佛教会帮忙筹措。它们还曾联合创办四川佛学院（1928年解散）。1927年，四川佛化通俗讲演社成立，分为四组，第二组设昭觉寺，由觉照任主任。总之，四川近代佛教教育在该时期主要依靠高僧大德的坚持才逐渐步入了正规。

在此期间，昭觉寺较之其他寺院走得更远，不仅创办“小学校”还设立了“大学校”。1923年2月，昭觉寺创办小学校，觉照任校长，招生四十名。同年，昭觉寺又创办佛学初级楞严研究所。本社昨接外北昭觉寺自立佛学初级楞严研究所赘言云：今之佛道荒凉，宗教隆替，良由人才缺乏，招致毁誉。苟不于此竖精进幢，披坚甲铠，挽转颓风，匡扶法化，身为释子，将何所事，以报佛恩耶？然自释尊拈花、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西土四七、传至曹溪，五宗立而建设殊，二派分而门庭竞。祖祖相承，或棒或喝，禅宗丕盛，代不乏人，在于□世，圆顿圣人，如麻似粟，上智淄流，一闻千悟，大获总持。是自圣逢缘体会，棒下知归，世降迄今，法运垂秋，人心非古，亦乃整临济纲宗，施云门手眼，使学人不假方便，坐待圆成，立登圣位耶？嗟嗟孰知龙象潜踪，英哲罕见，出家者多，向道者少，口谈者遍，实行者寡，或已登戒品，三学未修，乍入丛林，一经不识，似此不啻俗眼，有类哑羊。是乃人无弃材，教难巤等。故深根器之利钝，学级之深浅，逐类教授，使青年大德，勿致虚度寸阴，俟一旦一念冰消，彻法缘底，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心灯不坠，法眼长明，此佛教学堂所由设也。觉照谬膺主席，自愧道微德薄，见浅学□。忝任以来，无善可纪，爰集合堂僧众，申明设学开接初机之意，僉赞曰善，即组织学地于本堂观音阁后，其地方堂宇宏敞，户牗开阔，森林繁茂，清雅宜人。是欲佛学之扩充，而校地又亟当先务也。复于僧中拣选宗教两融，深通法相者。朗然法师，逐日主讲，监学澄一法师，管理天机师。在今阴历十月初一日开堂，是堂开办不定毕业年限远近，以宗教普融菩提圆满为期，凡（他本）国（彼此）堂一律不取膏资，并能给助经书纸墨，但衣单自备。申报后惟冀十方禅德，不辞玉趾，束装遄征，共临斯地。同学无为更仰全省各县分部（正副）会长，发慈悲心，转□各山蓝院，□令徒大德程度高尚□识文理者，速来堂肄业，辅济现未，惟受戒僧方可。兹待不辞繁冗，谨此赘言。尚希。注念。勿悋。慧临为荷是慰。

此文说明，昭觉寺认为当下佛教荒凉，声誉低落的原因是佛教僧才缺乏。所以，觉照在昭觉寺观音阁后，开办楞严研究所，聘请佛教专业教师，讲师、监学、管理一样不少，并不设学习年限，以佛道圆满为根本目的，也不收取学费，免费资助学习用具，要求受戒僧方能参加。

1930年，四川近代佛教教育走上了各寺庙独立办学的高峰期。1930年，成都地藏庵正式建立“地藏庵尼众学校”；1931年，温江县佛教会创办爱道佛化小学校；1934年，宝光寺佛学院创立。其中，我们依然看到了昭觉寺的身影。1931年，克全建议成都昭觉寺或大慈寺办教理院师范科。从其提议看到，昭觉寺彼时应该在僧教育界有一定的名气，才会要求教理院师范科在昭觉寺举办。或是受此启发，1935年，四川省佛教会在昭觉寺内设置公立违戒僧伽忏悔所。可惜的是，这些佛化学校因为经济以及僧众反响的原因，大部分难以维持。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佛教界群起救亡，共赴国难。成都佛教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仍有少数寺院坚持办学。

1937年，四川省佛教会组织成立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都市僧伽支会，地点设在文殊院，公推昌圆、法光、智光、定超、宗镜、戒明、广文、证性、广澈、能学、仁慈、圆澄、清和、镇法、宗国、觉明、隆光、常彬、寂楞、隆光等17人为执行委员，互推昌圆、法光、智光、宗镜、定超、广澈、圆澄为常务委员，清和为总务组长，仁慈为组织组长，智光为宣传组长，清为调查组长，呈请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备案。其中，智光为昭觉寺住持。

1938年，太虚曾在成都发表关于僧教育的讲演，鼓励四川僧众按照四川的情形尝试筹办“有系统的教育”在太虚演讲后不久，昭觉寺即响应号召，发挥带头作用。1938年，彼时的住持智光开办西川僧众补习学校一所，敦请太虚为校长，智光自己为副校长。

1938年11-12月，四川省佛教会举办僧伽救护训练班，昭觉寺积极参与。其中学员120名，推昭觉寺智光和尚为班长、果航师为副班长。

1939年8月2日，昭觉寺住持定慧对补习学校教职进行了调整。1941年，定慧为了更适应教学的需要继续改组昭觉寺补习学校。当年7月、8月31日，昭觉寺被日本飞机轰炸，补习学校受波及，但未停止授课。1943年9月，昭觉寺四川僧众补习学校新招插班生10名；1944年1月，又招插班生20名。直到1944年8月，昭觉寺补习学校仍在坚持办学。

1940年，昭觉寺还开办了佛学院。1940年3月4日，昭觉寺佛学院举行开学礼，共计员生40余人。此期教授略有改聘，校长定慧和尚新聘四川佛学院教授隆光法师担任文学，如一法师担任戒学，慧教法师任经学，隆智法师任常识。此佛学院持续了较长时间。1946年，昭觉寺在《新新新闻》第8月14日和16日连续登出佛学院招生信息。

昭觉寺坚持开展僧教育是希望僧人努力成才，其坚持传戒则是要求僧人持守基本的底线。根据文献记载，昭觉寺自1932年起始终坚持传冬戒。1932年，四川昭觉寺传冬戒。1934年，成都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与彭县龙兴寺都传冬戒。1935年，成都昭觉寺传冬戒。1936年，成都昭觉寺传戒。1937年，成都昭觉寺传冬戒。1938年，成都昭觉寺传冬戒，定慧住持。此次传戒还特意礼请楚禅和尚（1905-1986）为僧众传戒“六行礼师”。1939年，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十八日，成都大慈寺传戒，昭觉寺戒明为教授阿阇梨。1939年，成都昭觉寺传冬戒，定慧主持，新戒八十余人。1941年，郑全山在重庆慈云寺出家，法名清定，于昭觉寺受比丘戒。此事说明，1941年，昭觉寺仍在传冬戒。彼时，昭觉寺的传戒活动应成为了成都人眼中的固有风俗。例如，《新成都》一书在介绍旧时风俗的时候专门提到“腊月初八，煮腊八稀饭，文殊、昭觉等寺，僧人受戒”。

我们经过上述讨论看到，民国年间的昭觉寺顶住了战火的催逼以及寺院经济的下滑，应时入世的开展了系列教风建设活动，为四川佛教的僧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自身佛教教育思想也逐步纯熟，不论是学习时长设置、课程安排、管理制度都有明显提高。

本文探究的这段历史正是“从严治教”的典型案例。民国时期的昭觉寺即使在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以戒律为基本操守，以教育为发展方向，贯彻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原则。现今的佛教界正需要重温前贤这种“心灯不坠，法眼长明”的教风建设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继续发扬以戒为师的坚持，提高思想认识和宗教修持，严格教内惩处，勇于自我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