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唐代蜀僧：对禅宗发展影响巨大｜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

编者按：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承办，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成都大慈寺、龙泉驿石经寺、成都昭觉寺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川省社科院民宗所副教授、硕师生导师向世山，四川省社科院民宗所助理研究员唐希鹏向研讨会提交了《禅宗入传巴蜀与衍化论》主题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主要观点如下：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就是唐朝。从印度、西域传来的思想被充分咀嚼，又经过本土化的融摄，诞生了杰出人物、显赫教派、伟大思想。虽然与本土传统思想与势力时有诤论与冲突，但是佛教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包容力、渗透力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禅宗的出现与崛起是中国佛教史的大事，对历史影响之深远、对艺术影响之深刻、对文化影响之多元、对世界影响之广大，是其他教派难以望其项背的。四川僧人对禅宗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蜀僧与禅宗的关系历来为教内外关注。

禅宗的发祥地是湖北黄梅，而传播区却在巴蜀

放眼人类思想史，回顾五千年文明，不得不承认，一种思想是否流行来自于萌芽、壮大与调适。禅宗亦不例外。

按诸史实，禅宗的发祥地应该视为湖北黄梅，而四川（巴蜀）是禅宗的传播地区。正是因为有这个差别，才产生了蜀僧出省求学禅法的现象。马祖道一、德山宣鉴便是唐朝的典型例子。当然，历史上经常出现，同样一种思想会在不同地方几乎同时产生，但是否问世、是否流行，受制于各种条件或因素。

从中国禅宗的发展全景图看，巴蜀属于次中心和边缘地区

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现象。从长程来看，会产生递增或衰微的差异。从不同地区来看，会产生兴旺或平缓的差异。从程度来看，会产生中心或次中心的差异。从趋势来看，会产生主流或边缘的差异。从中国禅宗的发展全景图来观察，巴蜀地区属于次中心和边缘地区。唐代马祖道一的感伤：“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就是一个例证。蜀僧出省求学禅法成为宗匠不回到家乡，如马祖道一、德山宣鉴，又是一类例证。

为什么要区分主流和边缘呢？就在于思想是否具有创新性，就在于新思想是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迸发出来。活跃于中后唐时期的圭峰宗密评价禅师在全国星罗棋布，“数以千数”，但是，他在梳理、提炼各“宗”时，仅提三宗，四宗或十宗，显然是以创新性、独特性作为评价指标的。换言之，这三宗或十宗，能够傲视群雄、独领风骚，是以创新性、独特性而获得时誉的。无论是从见解归类的“宗”，如直显心性宗等，还是单标某家的“宗”，如菏泽宗、洪州宗等，圭峰宗密都是紧紧抓住创新性、独特性来勾画诸“宗”内涵和风貌的。而这些冒出来的“宗”就代表了主流趋势，所在山头（寺院）就是中心或次中心。而天下学者在“江”“湖”之间来来往往，此时的“江”“湖”就是主流、就是中心。

唐朝的资州（今四川资中）德纯寺（今宁国寺）可以称得上禅宗在巴蜀的中心。因为住持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智诜禅师，驻寺30余年，扬名遐迩，连新罗三王子无相都被吸引入川，投在已经智诜的弟子处寂门下。当时，智诜已经圆寂了。

当然，思想进化史有盛衰或沉浮现象，这正是思想市场“百家争鸣”的魅力所在。优胜劣汰，文化选择，高光时刻，逆袭，巅峰，坠落，消亡，……此起彼伏，史不绝书。单就唐朝而言大浪淘沙，“数以千数”到最后两条线：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硕果仅存。这可能会让北伐的神会落寞，调和诸宗争执的圭峰宗密惆怅？“名不见经经传”的怀让、行思二系反而成为滚滚洪流。

禅宗在巴蜀知名度很高，但普及程度和认可规模未达到全覆盖

思想的产生在于不拘常规，思想的发展来自人才流动。在唐朝，僧人入蜀与出蜀是耐人寻味的。

入蜀最著名的僧人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子无相（金和尚）。他后来成为四川第一个禅宗派别的创立者，即净众-保唐派。出蜀最著名者当属船子德诚、马祖道一、德山宣鉴。智诜属于本土人，他建功立业也在家乡。对于无相来说，四川是其流寓地。对于船子德诚，上海华亭是其流寓地。对于马祖道一来说，江西洪州（今南昌）是其流寓地。对于德山宣鉴来说，湖南常德是其流寓地。后面这四僧均是在流寓地建功立业、彪炳千秋的。

考察一时一地的禅宗发展态势与水平，本土与流寓，是两个必须要用到的概念，而且具有很好的效力。从唐朝来看，巴蜀本土的禅宗态势与水平难以与具有“宗”的声誉的山头或寺院相抗衡。虽然有德纯寺、净众寺、保唐寺一系的推进，在巴蜀地区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禅宗的普及程度、僧俗两众认可的规模，并未达到全覆盖的程度，与发达地区是有差距的。因此，蜀僧出省的动力机制便是显而易见了。

禅宗衍化“数以千数”，呈现了诸宗诸师的差异类型

禅宗衍化“数以千数”，诸宗诸师的差异类型便呈现出来了。即以成名蜀僧而论，智诜以禅宗掌门人门生的身份在蜀弘禅。船子德诚以诗僧而出名，以入水而逝而惊世。德山宣鉴从“周金刚”蜕变为“德山棒”。马祖道一从一心枯坐成佛升级成洪州宗的开山者。

若从实践上看，马祖道一门下139人转化无穷，把禅宗推向全国各地，蔚成大观。之所以创下如此功勋，就在于马祖道一将禅进一步中国化了：以“举体即真”阐释禅，消融本体论于存在论中；以“作用是性”高扬宗风，令精英与平民亲切感受禅意无处不在；以“平常心是道”扩展禅，摒除玄学化与理论化，令大众身心灵在日常生活中禅化。

若从创建风格来说，德山宣鉴以“棒打”耸动禅林，在行动上破除思维固化、概念僵化、着相执念等方面用力最多，从而与“临济喝、赵州茶、云门饼”并驾齐驱。与德山宣鉴一样，船子德诚也是独立特行之人。其所作诗作开辟了禅化意境的表现力与境界的空灵度，弃世行为揭示生死一体、万物同化的意义，成为后世的一个讨论话题。

若从理论创构上看，宗密进一步深化了“禅教一致”论，弥合了佛教分裂与思想混乱的局面。对于禅阐释的短板，接续澄观之成果，宗密继续细化“华严禅”内容，以致成为佛教的大趋势。

智诜、净众无相、保唐无住开宗立派，不仅是巴蜀地区第一个禅宗教派，还对周边地区有所影响。

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类型，即亮座主。一个极其会讲经、自信对佛教大小乘经论都掌握的义解僧，在与马祖道一的交锋中，被“虚空可以讲经”的断论难住，从此遁入深山失去踪影。

解悟与证悟，宗门经常用的一对术语

之所以说禅宗是佛教内的“革命派”，就看他们对教律的轻蔑态度就知道了。以德山宣鉴为例，在充满张力的戏剧性场景中不断的进行脱胎换骨：第一幕：“周金刚”崇经学经；第二幕：对禅宗的冲天怒火；第三幕：被卖饼婆以其人之道“羞辱”；第四幕：在无龙无潭的黑夜中被一点烛火的明灭中当下惊觉；第五幕：火焚《青龙疏钞》；……从德山宣鉴的个人经历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革命”的完成。而从佛教集体来看，禅宗对往昔佛教的“整体革命”在唐朝不断上演。

这里，有个探讨的维度，即从思维方式来观察上述“革命”的内容，即宗门经常用的一对术语：解悟与证悟。德山宣鉴完成这对术语内涵的彻悟，就在那一夜那一点烛火的明灭。圭峰宗密完成于偶遇禅师的一席话（针芥相投）。马祖道一完成于怀让对他的循循善诱（磨砖成镜）。

从教下与宗门的分野来说，其中一个维度也是这对术语。笼统来说，教下的路子是解悟，是学经启智识理辨义的进步，一点点的日积月累。宗门的路子是证悟，是个体领悟“物”“事”“理”“体”“身”“心”本质的瞬间体验，刹那，极限，全体。

顿悟与渐悟，更为人熟悉的一对概念

悟，还有更为人熟悉的一对概念，即顿悟与渐悟。

从领悟的速度来说，有渐悟与顿悟之分。

从领悟的幅度来说，有大悟与小悟之分。

但是，这里隐藏了一个“陷阱”，还牵涉更多难题的讨论，其中有理与事的区别。它们与顿渐挂钩，即“理须顿悟，事须渐修”。理是意义的呈现，事是事物的堆积；理是全体，事可分割；理与本质相联，事与现象不分；理与宇宙意识相通，事与物质世界相关。理与精神境界成正比关系，事与精神境界成反比关系。

当认识开始发生作用时，禅法追求的是：悟的理是全理，才不亏欠整体；修的事是单个，有助心性德行。全理导向智慧，心量光明；单事迈向磨练，了了分明。

因此，用存在论来解释佛法，比用本体论更为合理。

禅宗的衍化过程既有中国本土思想的融摄，还有地方文化土壤的调适

自禅宗诞生，与教下的争论就没停止。从圭峰宗密的描述来看，佛教陷入了分歧混乱。这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质问：祖意与教意是一是二？祖意指禅宗，教意指天台、华严、唯识等教派。德山宣鉴从一个经论崇拜者转变为一个贬斥经论者。

对经论的蔑视，是对顽固传统的痛击，德山宣鉴为了唤醒当时禅者故作急切之语。但是，这种行为语言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伤害信仰，伤害经教，伤害传统。所以，圭峰宗密苦口婆心呼吁：“教禅一致”，并做了大量整合工作，在“华严禅”沟通上做了卓越的工作，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

禅宗衍化过程中，不仅有中国化的一面，还有地方化的一面。既有中国本土思想的融摄，又有民族心理结构的投射，还有地方文化土壤的调适。禅宗从唐朝传入巴蜀地区，蜀僧以各自的特长做了建设性工作。但里面蕴含的复杂问题，还需要继续挖掘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