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家人的写经僧涯 | 近闲法师：他生愿作写经生

无著菩萨有云：“抄写佛经有五种功德。一者可以亲近如来、二者可以摄取福德、三者亦是赞法亦是修行、四者可以受天人等的供养、五者可以灭罪。”

佛门历来重视用文字表达真理，佛陀住世，虽未拿笔写经，但“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若无文字，凡圣永隔”，写经、抄经自然成传递佛法的文字般若。今天让我们走进近闲法师的写经僧涯……

虽说在寺院学佛，但我总不能一天到晚敲木鱼罢。所以，有时候需要一些相应的兴趣或爱好来调节身心。这些年无论在丛林道场还是在山间兰若，我所执著的爱好便是练练字、写写经，以此对抗凡夫的惰性。

写经必先习字。

照直说，我的字还是有一些童子功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便已经接触毛笔字了，一开头学的是父亲的字。父亲写字在乡里小有名气，他的字是祖父教的。记得那年父亲用劣质的32开的本子，每页先写上4个字，然后让我学着模仿。写得好的笔画，父亲便以红笔在旁边勾出，当作表扬。这是我关于习字的原初记忆。

后来由于大哥在外读书的因缘，上初中的我开始学颜真卿的《多宝塔》和《麻姑仙坛记》，字帖是他从湖口县带来的，用的砚台则是祖父传下来的，底部刻有“绳武”字样。那时大哥有一位高中同学名叫邓兰亭，是汇口黄鹤筹先生（1895-1981）的同乡，非常酷爱书法和篆刻。他每次到我家来玩的时候，总是不忘鼓励我习字，增益了我不小的信心。我甚至还模仿过乡贤徐宝东老师的书法中堂，隔壁老杨看了说很有些像。钢笔字自然也练的。记得那时候愿意做的一件事便是用钢笔抄写《红楼梦》中的诗词和汪国真的诗歌，一抄就是好几个笔记本，当作成果存在书柜里，时不时拿出来翻翻，顾自欢喜。后来由于父亲将家搬到许岭，这些也就都遗失了。

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安庆早在300年前的清朝就出了一位很会写字的邓石如。

1997年的那个秋天我在四明山下皈依佛门了。

由于在写字方面有些底子，家师便让我没事的时候到客堂用报纸练字，同时做一些类似牌位登记的工作。再后来在海鹤庵，连水陆法会的榜文也由我来写。按照仪轨，7张四尺整张的红纸用楷书写满后，张贴在走廊下的黄墙上供奉一周，要等法会圆满时，才可揭去再化掉。

2001年春，我对做经忏佛事已然有点疲倦，便朝山袋一挎，就近去奉化雪窦山佛教僧伽培训班读书了。当时的匆匆决定，根本没意料到从此竟开启了往后长达15年的读书岁月。培训班在每周有一堂书法课，由担任语文课的李纯华老师代教。我学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道友妙性师写得好，我们时常交流，并曾供养过他一方澄泥砚。

2003年在南京栖霞山分院就读期间是没有书法课的，但我仍然会在空闲之余坚持写写。记得当时学院每月都要出一期黑板报，监学曙光法师分派由我抄写内容，妙华师画插图，通常一堂晚殿的时间便可基本完成。由于南京良好的文化氛围，周末空了我会去南图、南博、南艺后街走走，所以逐渐接触到一些书画家，比如善画牡丹的孙朝银老师便是在一次笔会上有幸认识的。他被誉为南京的“牡丹之王”，至今我们还保持联系。

2005年秋，我到北京中国佛学院求学，张友梓老师教我们书法课。一开场，老师便把预先临好的一摞4尺整张的真、草、隶、篆诸体作品往黑板上一挂，然后让同学们凭各自兴趣选一种作为范本学习。我选了欧阳询的《九成宫》，同桌万隆师选的则是赵孟頫的《胆巴碑》，写起来比我认真。他而今已是省佛协秘书长了，想必这于他凡事认真的态度分不开罢。当然，书法课中张老师打动我的不仅仅是他扎实的教学功底，还有他坚持用小楷抄写《红楼梦》的做派，着实让人感佩，这也成为我后来发心写经的远因之一。所以在本科临毕业的那一学期，我便以小楷抄写了《普贤菩萨行愿品》，后来刊登在《法苑芝兰》纪念册上，权作初习小楷的纪念。

大乘经论中每每称扬书写流通的殊胜功德。

虽不敢奢求功德，但出于效法古圣先贤的缘由，我这几年开始发心抄写经典。2009年回南京母校任教之际，一边临习汉隶和魏碑，一边抄写了《道德经》《八大人觉经》《遗教经》和《四十二章经》。2011年，在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简陋的寮房里，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部12开本的《道德经》册页。后来由于去人民大学求学，这本册页便不知去向了，至今想来都还不免有些遗憾。

农历2014年寒假期间，我在人大品园801室抄写了《金刚经》。过完年，经过王福泉博士介绍，赶在毕业前夕印刷流通，一方面是作为求学三年过程中少病少恼的总结回向，一方面是以此仰答师恩和同学们的绵绵道谊。同年夏天等待留学的缝隙间，我在七塔寺抄写了《药师经》。又欣逢奚白法师举荐，邀请我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写经展，入选作品是《法华经》中的《法师功德品》。

2015年秋，由于留学因缘不具足，加之身体也有些不适，我再次回到栖霞山教书。然而这些年来，写经却始终在时断时续地坚持着，先后抄写了六部作品：2016年暑假期间在衡山南台寺抄写了《阿弥陀经》；2017年在栖霞山般若台抄写了《诗经·风》；2018年春在六朝写经馆抄写了《佛国记》；2020年由于疫情封山，在明光抹山抄写了《地藏经》和《佛教三字经》；2023年夏，在栖霞山抄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些作品大都已先后印刷成册或正在印刷，我随顺因缘分赠给身边的诸位师友和善知识，以求方家指正和鼓励。

▲近闲法师抄写《大唐三藏圣教序》

因为写字，所以不免会结识一些写字的师友。

在南京，经孙咏梅老师介绍，结识了王道云先生；在扬州平山堂，经老友仁金介绍，结识了熊百之先生。王老是王羲之第72代孙，曾任甲骨文学会会长，一生侠肝义胆，有名士风。当年《书法门诊室》才面世，便立马洛阳纸贵。前年，他将自己年轻时临写的《泰山金刚经》和民国王遽常的章草范本结缘于我，感激莫名。熊老则是一介书生，上世纪70年代师从林散之先生习书，终身执弟子礼。他的隶书与章草具有独特个性和极高辨识度，而《扬州书苑丛谈》一书则全然把我带入到古典文人的境界之中。总之，二位长者对我的习字多有点拨之恩。

此外，毕盛、聂清、韩春、刘灿铭、阎揆、吴勇、常汉平、盛文锦、尚荣、王玉海、高诗尧、徐仲芳、瑞雨诸位师友，都是近十年有缘结识的，偶尔互通消息。而朝晖兄作为优秀的策展人，在因缘际会的时候，总不忘算上我，他的敏思与赤忱让人动容。

当然，我偶尔也会写一些关于书法的感悟和心得。最早写《佛教对中国书法的影响》一文是应《寒山寺》创刊五周年的征文需要，这大概是2007年左右的事了。后来又陆续写了《晚晴老人的写经》《忽然想起怀素》《念兰亭》《记华喦》等文字，这些都是随感而发，算不得什么正经文章。

现存的敦煌卷子很好地证明了历史上的写经曾是很流行又很专业的一项工作，从事书写的人被称之为“经生”。1980年，在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陪同下，饶宗颐先生亲临敦煌石窟。他流连于经卷之间，漫步于大泉河畔，寄情于三危峰下，临走时欣然题写了“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莫高窟题诗》）深情而妥帖地表达了对经卷和经生的敬意。

因此，写经便不仅仅是写字那么简单了。

记得弘一法师出家之初，几乎尽弃此前所有才艺，勇猛精进，安心办道。后来经过平湖范古农居士规劝，始将“写字”、“抄经”作为广结有缘之方便。关于写经，他曾殷重地垂询时在普陀山法雨寺幽居的印光法师。印老云：“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元。”

印老的这番告诫让我晓得字是不能乱写的，尤其是写经。

书法的风格往往代表作者的性情。1938年，弘一法师在给马冬涵的信中说：“无论写字、刻印等亦然，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所表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同年，他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提到：“今老矣，随意信手挥写，不复有相可得，宁计其工拙耶？”

晚晴老人以“平淡、恬静、冲逸”为宗的写经风格时时令我神往，而他的“不复有相可得，宁计其工拙”之于我，往后余生怕是很难跨越了。我所能做的只是发心继续写下去而已，正如饶公所言，“他生愿作写经生”。（文/图 近闲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