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佛学院的人

从退学到遇上“非典”，这是一位出家人求学之路上的真实经历；面对这些经历他只是一笔带过，而在提到佛学院的生活与读书的时光，他又以细腻入微的笔触，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他的过去。他从人生的一个个驿站中笃定前行，让我们看到一个不断前行、不懈探索的灵魂在完成自己的生命朝圣之旅中最辉煌的篇章。

而你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一路求学，他却在反问中给出了答案。

这不仅是一篇个人的心灵成就记叙文，更是一幅时代背景下当代僧侣的人生画卷和社会使命感的呼唤。

《读佛学院的人》

图/文 近闲

“士、农、工、商，古之四民”。因为佛教的传入，中国从此多了一种以“僧伽”为表法的修道团体，生生不息，一直流传至今。

今年5月上旬，我应邀到吉林白城讲授《坛经》。这是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与吉林省佛教协会联合办学的课程内容。学员近200名，都是来自吉林省内的寺院负责人或主要执事。在为期两天半的课程中，我概括地介绍了《敦煌本坛经》，使受学者对惠能及其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而自己也有了新的收获。每次在课程结束时我都会说，有问题的可以问，或下课后私下交流。结果在傍晚，有位来自长春一所小寺院的法师来和我探讨如何在小寺院开展讲经说法。当得知他的剃度师父是我院第二届校友正行法师，于是我们俩聊了很多，从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到而今佛教协会组织的佛教讲经交流会，从佛教教育到时下强调教职人员队伍的人才建设，直到屋内的灯光与窗外的星光相互映照，我们方才结束此番谈话。

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在佛学院教书，也许就不会促成来东北讲课的缘分，而同这位法师的谈话，则勾起了我当初读佛学院的回忆，同时启发我重新思考佛教教育对于年轻僧人的重要性及其时代使命。

一些尴尬事，让我走上求学之路

说到读佛学院，当初的读书动机实在是低微得不足为外人道。

我出生于安徽安庆的落桑洲，学佛的因缘却在浙江宁波。从1997年到2000年，我一直在小寺院赶经忏，奔走于宁波、慈溪、杭州、绍兴、台州、温州诸多小庵小庙之间。几年下来，已然有些疲倦了。偶尔，有居士在我不经意时问一些佛教经忏之外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以戒为师”？如何是“续佛慧命”？弄得我很尴尬。

也正是这种尴尬，以及惭愧心的驱使，让我走上佛学院的求学之路。2001年春的一个雨天，在海鹤寺山门殿上梁佛事圆满后，经宁波居士林王居士介绍，我冒着小雨来到奉化溪口雪窦山挂单，不久便在弥勒僧伽培训班正式入学了。

记得培训班大概有学生30多位，担任文化课的老师是来自山下中学的退休教师，佛学课程由刚从佛学院毕业的法师担任。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汉地佛学院较为普遍的师资结构。

遗憾的是，读到临近毕业还差3个月时，同学们为了求戒一事出现违缘，包括我共有19位同学在斗志昂扬的激情中选择集体退学。事后想想，虽说不尽如人意，但一年多的学习还是为我打下了一定的佛学基础，例如《百法》《八识》，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都是这时候开始涉猎的。

因“非典”，因缘巧合下和栖霞结缘

欲明佛法大意，当观时节因缘。

1999年我曾去灵岩山朝山，深感印祖道场净土家风的殊胜，退学后的我决定报考灵岩山佛学院。奈何2003年发生“非典”疫情，我走到山腰阿弥陀佛的石刻处，刚巧遇到从山上下来的僧值师父，方才被告知已经封山了。僧值师父慈悲请我在山下吃了碗面，算是告别，让人感动。可惜已不记得他的法号了。

7月初，我到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参加招生考试，走到明镜湖边，遇到一位老和尚拿着一串很大的与他根本不相称的绿檀念珠在散步。他笑起来的时候没牙，慈悲地接引我到客堂挂单。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法号叫觉隆，还是安徽同乡，而今已有86岁高龄了。

那一年来报考的考生有接近120位。被录取后，秋天我便来入学了。栖霞寺依山临江，庄严典雅，有着厚重的六朝遗风和三论宗祖庭的千年底蕴。正因如此，在宗教政策恢复后，佛教界百废待兴的时节，赵朴初居士早在1982年便高屋建瓴地统筹擘画，将全国佛教僧伽培训班设立于此。至今已有40多年办学历史，累计培养出1300余名学生。从栖霞山先后走出了9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可说是名符其实的“法师摇篮”。

通过两年的专科学习，我次第修完应有的课程，圆满比丘戒的求受。同时恰逢建院二十周年，配合监学曙光法师一起编辑校庆纪念册。有缘看到了许多第一手的图片和资料，觉得学院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虽然有时整理材料到深夜，辛苦归辛苦，但是也为我后来完成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纪念册的编辑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栖霞，我开始留心善待身边的人和事，也结识了一些新的同参道友，有的直到今天都还在护持我的工作。比方说三门居士，本来已经皈依佛光山星云大师，为了护持道场又随顺因缘皈依我。他见证我的成长，我赞叹他的发心，难能可贵。

一次庄严的朝圣，一次生命的回归

2005年夏，我顺利考到中国佛学院继续求学。如果说，栖霞山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小小驿站，那么，赴京参学便是这旅途中的另一个小小驿站。随着驿站不断延伸，人生旅途也在不断迁徙。我终究是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

“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佛学院坐落在被称为“法海真源”的法源寺。那时候传印长老已经不教课了。老人平日里深居简出，在丁香花海里偶尔能看到他踟蹰独行、背微驼的念佛身影。

教室位于寺院西侧。法师们立于三尺讲台言之滔滔，持之有故，从心里钦叹，让我开阔了视野，也熔铸了新知。图书馆的专业藏书很丰富，而借阅制度则较为宽松，比如钤有周叔迦居士私人藏书印的线装书和虞愚先生的讲义，是可以随意借的。读着读着，似乎能感受到他们昔日埋头著述的气息。

有时同高年级的学长交流，他们乐意购书的氛围使我沾染了不少习气。因此，琉璃厂、潘家园以及地坛书市，都留下了不少足迹。在琉璃厂想起鲁迅的日记和在地坛思考史铁生，感觉当然和平时不一样。

那些年，除却基本的生活开支，几乎每个月的衣单费都在购书中泡汤了，同学广行师至今都还感念匆匆那年，我在地坛为他购买的《金庸全集》。

毕业时，我在《法苑芝兰》上描述学院的四年既是一次庄严的朝圣，又是一次生命的回归：朝圣，缁衣暖，菜根香，经书滋味长；回归，稽首礼，甘露王，游子返故乡。

平生相信因缘，不相信运气

2011年夏，时在北京广化寺的同学能旸与我联系，说准备依托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筹划一个研究生班，具体工作由圣凯教授负责。到北京后，能旸、能仁、定明都在，我被他们说服了。于是征得同意，从秋天开始，每月回栖霞山分院一次，连续将一月的课程教完，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所读书，同时负责担任居士班的一门课程，以及研究所图书馆的书目汇编与日常管理，这样坚持了大概一年半左右。

当时研究所同学有7位，我的选择是跟随社科院黄夏年教授学习近现代佛教。在不影响研究所的学习和日常事务的情况下，我们要到中国佛学院旁听研究生课程。天冷下来后，还到杨曾文先生家里学习禅宗史。

大概在同年11月份，我听道友介绍中央统战部即将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培养五大宗教研究生人才的消息，性质是单招生，录取方式则与高校考研相一致。当时心里根本没谱，便同黄老师沟通，他认为是个缘分，可以先考考试试，看看成绩再说。

初试那天很冷，我从后海步行到鼓楼西大街，再坐地铁到人大东门，路上一直零星飘着雪花儿。也许是菩萨加被和眷顾我的读书梦，最终顺利进入复试与面试，被录取为第一届宗教班的单招生。听说这个班而今已办至第七届了，时间过得真快。

正式进入人大求学后，哲学院根据情况调剂，我与可祥法师的导师都是张风雷教授，从此结上同门缘，一直相互砥砺。此前在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我的方向是近现代佛教，毕业论文选题是《赵朴初佛教文化论思想研究》；在人大，我的方向是南北朝佛教，毕业论文选题是《南朝慧观佛学思想研究》，加上平时的读书笔记，我前后大概撰写了20万字。总之，黄老师的宽容大度和张老师的严谨周密，让我在学术训练这条路上受益很多，感恩莫名。换句话说，正是在两位老师的循循善诱下，让我找到了和自己相应的课题作为目标，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佛学院不是弃绝红尘的地方

以上是我读佛学院以来的大致经历。毕业后，我便一直在佛学院任教至今。回想当初一起学佛的许多师兄和佛学院同参，他们大多数都接管了寺院，住持一方，相比之下，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比我殊胜。

如果你要问我读佛学院后悔吗？我会十分坚定地说，不但没后悔，而且很感恩。当一个人读的佛教典籍越多，便越能体贴经论所蕴藏的丰富义理和旨趣，对佛教的理解便由平面变得立体化，精神上也更加富足。所以，佛学院虽然有很多线装书，有晨钟暮鼓，但并不是一个黯然神伤，弃绝红尘的地方，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并非脱离了现实。

假如你以信仰为志业，在闻思经典时，便会时常滋生一种超越凡俗的法喜。以《心经》为例吧，它除了给人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心灵震撼之外，在突破语言与思辨的边界之后，我们会感叹缘起性空的殊胜，从而觉知“往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生命价值。又比方说《坛经》，在那个简约的文字叙述背后，我们认识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卢行者，看到他为追求觉悟而奔山赴海的决绝；透过“何其自性，本来清净”的词句，我似乎感受到他在夜半三更豁然开悟的大放光明。读古人书，还有比这更微妙的体验吗？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读书心得而已。两千年的汉传佛教史，遗留下来太多可贵的精神遗产，等待我们去用心观照，如理作意，法随法行。

读佛学院的人在这个时代还能做什么

佛教作为一种救世之道，虽经历数千年却从未消失。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催生出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尽管我不认可许理和的“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这种论断，因为这很难找到合理而且充分的“conquest”依据，但是我赞同他论述的基本框架。作为受惠于该教育的人，我倾向站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来思考汉传僧侣这种身份，以及其功能和价值。

德国著名学者雅思贝说：“学院是研究和传授学识的殿堂，是育人成长的地方，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历史上的寺院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对僧侣的道心、品格、学养、修证等方面作用巨大。但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从当今各地佛学院的数量和办学规模来看，佛教院校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传统寺院传播义理的教育功能。

试问一句，读佛学院的人在这个时代还能做些什么呢？古语说的好，“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至少，我想在佛学院毕业的人，应当自觉遵循佛教的优良传统。任何一所寺院或道场，都没有理由罔顾佛教传统，因为传统既是佛教命脉之所在，也是汉传佛教之基石。因此，我们决不会让道安、慧远、玄奘、惠能、鉴真、虚云、太虚这些佛门巨擘停留在历史的书卷中，而是有必要将他们的功德永远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以及当来者的心中。所以，“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读佛学院的人，要做佛法传灯者，并成为佛教文化的保护者和发扬者。

淑人心，扶世道，立信仰。就这个立场来说，从佛学院毕业的人便是佛教在这个时代的衣钵。因为他们正青春，是一群充满信念与朝气的年轻人，他们明白自己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和担当，义无反顾，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