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允许外国人游览的佛寺：200多年前广州海幢寺被官方指定为开放寺院

编者按：海幢寺作为广州重要寺院，拥有丰富的海外文献资料，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其文化特征体现了岭南佛教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海幢寺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平台，还孕育了具有岭南特色的诗僧文化，充分展现了岭南佛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融合。本文为2017年12月，青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李姝睿在“海外文献与海幢寺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从海幢寺看岭南佛教文化特征》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论文观点如下：

佛教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分为海路和陆路两种途径。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佛教经由海上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早于陆地传入的时间，而岭南一带是佛教由海上传入中原的必经之途。

西汉时代，中印海道已开通。《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责黄金杂增而往，所至国皆察食为祸，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剿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据研究，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国位于缅甸沿岸勃固（Pegu）附近；湛离国是伊洛瓦底江边的海港；夫甘都卢国在缅甸之蒲甘（pugan）；黄支国即南印度的古国拔罗婆（Pallava）朝的首都建志补罗，今Conjeveram皮宗是马来半岛的iPsang；已程不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条海上商道是由广州经马六甲海峡，由印度南部到达斯里兰卡。

东西海上交通既开，使者、商人接踵而至，西方文化也随之传来，佛教率先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传到中国。尤其三国、东晋以后，遵循海道来中国弘法的高僧络绎不断。至唐代，弘法求法高僧往来于海上，形成高潮。

广州当地文献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佛教由海路经广州传入。西竺僧迦摩罗至广州建三皈、仁王二寺，从此开辟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六朝时期，彊梁娄至、康僧会、昙无竭、昙摩耶舍、佛驮跋陀、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智药三藏、求那毗地等高僧相继由海路到达广州，开展传教活动。佛教禅宗始祖达摩在梁武帝普通七年（526），从西竺国“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b，在广州城西修建西来庵，即今天华林寺的前身。六朝时期，昙摩耶舍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抵达广州，先在白沙寺译经弘法，后北上长安；求那跋摩于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到达广州，元嘉八年（431）抵达建业。求那跋陀罗于元嘉十二年（435）抵广州，不久辗转建业。唐朝金刚智到广州后不久，即赴长安。也有一些中国高僧从广州出海求法，如唐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圆寂后，其高徒不空奉其遗旨，从广州乘商船下南海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等国求法。唐代著名高僧义净一行五人也是从广州出海赴印度求法的，他在海外停留25年，取回经书400部，与玄奘取经可相媲美。据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在初唐前往印度等国求法的56人中，有34人是从海路去的，其出发点主要是在广州。据梁启超统计，7—8世纪的唐代，西行者总数为77人，其中泛海西行的有68人。高僧们的北上弘法和出海求法，强化了广州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沟通海内外的桥梁作用。

这些历史事件足以证明广州在佛教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海幢寺前身是南汉千秋寺，为南汉二十八寺之一。日久废弃为民居，明代为郭氏花园。王令《鼎建海幢寺碑》记载：僧人“光牟募于郭龙岳，稍加葺治，成佛堂、准提堂各一，颜曰‘海幢’。盖取效法于海幢比丘之义。”经过几代僧人精心营造，寺内环境优美，香火鼎盛，文人墨客、达官贵人荟萃。寺院北临珠江，南倚万松岭，风景秀丽，环境幽雅，因此清嘉庆十一年（1806）寺院就对外开放，被辟为外国人的游览区，开了广州专门为外国人开辟游览区之先河。乾隆二十二年（1757），大清帝国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当时的清政府颁布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商携带武器进入广州，禁止外商在商馆雇佣华人，禁止外商在广州乘轿、在珠江划船，禁止外国女人在广州居住等。诸多禁令引起了外来商人的不满。于是，当地官员做了一定的妥协，准许每月初三和十八两天，来华的商人可以到海幢寺参观。嘉庆二十一年（1816），准许外国人参观的时间增加为每月的初八、十八和二十八。

乾隆五十八年（1793），两广总督在海幢寺接待了来访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乾隆五十九年（1794），荷兰政府使团赴京贺乾隆登基六十年，路经广州时，广东地方官员长麟在海幢寺接见他们并验国书。最早作为官方指定的对外开放的寺院，海幢寺更多地承担了展示中华宗教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和诗歌文化的角色。这些浓墨重彩的文化色彩，吸引了海外的研究者，也使得海幢寺的大量寺院建筑、雕塑和文化场景流传海外；如英国伦敦收藏有几十种海幢寺的铜版画，在《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一书中，收入了91幅清代广州海幢寺的外销组画，所绘正是几近消逝的羊城名刹海幢寺，也完整记录了清代海幢寺的繁盛境况。

当代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海外文献来追溯海幢寺当年的盛景以及其文化发展、传承的脉络。海幢寺作为岭南佛教文化的典型之一，在世界文化舞台一直散发着奕奕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