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古代中国与马来半岛的文化交流，义净法师对羯荼的访问

编者按：2024年7月11日，由马来西亚国家团结部主办，马来西亚国家博物局、国家档案局、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鼎力支持的“义净国际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启幕，中国代表团、义净大师故乡山东佛教界代表、著名专家学者、马来西亚各界人士500余人济济一堂，隆重庆祝中国同马来西亚建交50周年暨“中马友好年”，致敬中国第一位到达马来半岛的求法高僧、中马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之一——义净大师。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王邦维教授因无法莅临现场，通过视频的形式发表《古代中国与马来半岛的文化交流：义净法师对羯荼的访问》的论文主旨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王邦维教授论文观点如下：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王邦维教授通过视频进行主旨演讲

古代中国与马来半岛的交流源远流长。古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居民，很早就从中国大陆出发，乘船沿中南半岛南行，到达了今天的马来半岛地区，乃至更远的印度。同样的情形，居住在今天的马来半岛的居民，也有很早乘船到达中国的记录。古代罗马以及波斯，再后来更有阿拉伯的商人乘船来到中国，航行中也要经过马来半岛。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也有可能与马来半岛相关的，是《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讲到的有关南海交通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到一些海路可到达的地方，包括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等等，其中有的可能位于今天的马来半岛上。

《汉书》讲的，是公元前及公元初的情况，汉代以后，中国出使南海诸国的使人，还有做海路贸易的中外商人逐渐增多。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国孙吴黄武五年，即公元226年，由交州刺史吕岱派出，出使扶南等国的康泰和朱应。扶南在今天的中南半岛的南部。

再往后，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王朝与南海的国家往来更多。与马来半岛相关的，是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出的常骏等人，出使南海中的赤土等国。赤土国的位置，依我的看法，应该在今天的马来半岛中端一带。

相关的这些外交活动，在中国的史籍中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

不过，在“南海”的海路上来往的，除了外交使节和从事贸易的商人外，还有一类人搭乘商船到西方，也就是到印度求法的佛教僧人。他们的活动，是古代中国与这一地区交往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以马来半岛而论，历史上到过马来半岛的中国人中，最著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佛教僧人义净法师。

义净是唐代人，生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的出生地在齐州，即今天山东济南。义净幼年出家，成年后正式受戒，成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僧人。今天济南市的长清区，建有一座“义净寺”，就是为了纪念他。

唐咸亨二年十一月（公元671年12月），义净从广州出发，乘坐波斯商人的商船往南行。二十天后，到达了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室利佛逝是当时南海中的大国，位置今天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一带。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梵语。六个月后，逝利佛逝国的国王为他提供支持，他搭乘“王舶”，也就是国王的船只，沿海岸西行到达末罗瑜国，末罗瑜国也在苏门答腊岛上。他在末罗瑜停留了两个月，重新上船转向北行，到达了羯荼国。这时大约是公元672年9月末。

各方面的材料都表明，羯荼国就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吉打州，羯荼国是义净西行求法途中的一个重要国家。

义净在羯荼又停留了一段时间，咸亨三年十二月（公历673年1月）中下旬，继续乘坐“王舶”往西北方向航行。十多天后，他乘坐的船只到达“裸人国”，即今天的尼科巴群岛附近。从尼科巴群岛，再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在咸亨四年二月八日（公元673年3月1日），到达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这里是当时东印度最重要的一处海港城市。

义净在印度求法，前后停留了十二年，主要是学习佛教和朝拜圣迹。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冬天，离开印度返回中国。返回途中，又一次在羯荼作了停留，这次时间更长，九个月。

离开羯荼后，义净再回到室利佛逝，在室利佛逝再作停留，唐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回到了中国的广州，两年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夏天，他终于回到了首都洛阳。此后一直在洛阳和长安两地翻译佛经和弘传佛教，直至唐玄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七日（公元713年2月16日）病逝于长安。

除了翻译一百余部佛经外，义净自己又撰写了几部著作，其中最重要有两部，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另一部是《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部书，对于今天了解中国与东南亚与印度交往，对于佛教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因此一百多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和研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欧洲出版过法文全译本、英文节译本，在印度出版过英文全译本，在日本出版过日文译本。至于《南海寄归内法传》，则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过英文全译本，前些年在美国又出版过新的英文译本，在日本先出版过日文译本，前些年又出版过更详细的日文译本。足见两部书的价值。

对这两部书，我在1982年和1987年也完成了我的研究，研究成果就是1988年我在北京出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和1995年出版《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两部书。

义净到达和访问过的羯荼国，是我们今天会议要讨论的内容。因此重点谈一下羯荼国。

上面说了，义净访问羯荼，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去印度途中，具体时间根据我的考证，是在唐咸亨三年九月初到咸亨三年十二月中下旬（公元672年9月末至673年1月中下旬）。他在羯荼，第一次停留的时间大约有四个月。

第二次是从印度返回的途中，具体时间是垂拱二年春初至十月（公元686年1月底至10月）下旬。第二次停留大约有九个月。

两次停留加在一起，大概有十三个月或者十三个月多一点。在义净从中国到印度，又从印度回到中国，整个长途行程中，时间不算短。他在羯荼停留这么久，不仅仅是因为要等候季风，应该还有更多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我在这里做一些推想，得到结论至少有三点：

第一，当时的羯荼，不仅地处海路要道，是今天的孟加拉湾西岸的一个重要交通港口，而且自身经济相对也比较发达，比较繁荣。因此南来北往的各种人，包括商人，包括求法的佛教僧人，不仅中国人，还有“北方胡”，大多都要在这里停留。

第二，羯荼国那时有着活跃的对外贸易活动，在羯荼停留的有一般的商船，也有“王舶”。所谓“王舶”，其实就是商船，只是不属于商人，而是属于国王。国王也从事贸易，说明海上贸易可以获得大的利益。上面提到的“王舶”，从义净书中的上下文看，属于室利佛逝国王。羯荼国的国王是不是同样也有自己的“王舶”呢？

第三，在当时的羯荼，佛教很有影响，西行求法的僧人一般都能得到很好的接待，不然义净和其他中国求法僧不会在这里作较长时间的停留。

最近几十年在马来西亚吉打州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Bujang Valley的发现，有港口的遗址，有各种民居的遗址，有中国来的陶器和瓷器的碎片，还有大量的佛像和佛教文物，都能证实我上面的这些结论。

除了义净，访问过羯荼，我们今天知道名字的中国僧人还有：来自荆州的法振、乘如以及乘悟，来自荆州江陵的无行，来自洛阳的智弘。法振不幸去世在羯荼国。他们与义净同一时代，义净把他们的名字和经历记录了下来。当然，义净之后，或者是义净法师不知道到过羯荼的中国人也许还有，只是没有留下名字。

对于羯荼，义净在他的两种书中没有做更多的专门记载，但我们从他书中对整个南海地区的记载中可以知道，他讲到，既有佛教，也有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记载涉及的地区，包括古代的羯荼。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个例子是铁的交易。义净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讲，他乘坐的船，到达“裸人国”，即今天的尼科巴群岛，那里的居民生产很落后，只能用芭蕉和藤器竹器跟过往的商船做交易。岛上居民最喜欢交易的是铁，因为岛上完全不生产铁。过往的商船上不仅有一般的商品，也带有一些用作交易的铁。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商船上用作交易的铁，来自什么地方？是来自附近不远的马来半岛，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附近什么地方有铁矿并且能够冶炼出金属铁？这些问题我没做过仔细的调查，不过我知道，十多年前在Bujang Valley的Sungai Batu发现了古代冶铁的遗址。根据我读过的相关的几篇考古报告，Sungai Batu古代的冶铁遗址看来似乎可以跟义净在这里提到的情况联系起来。这些方面的情况，值得做更多的研究。

与羯荼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都值得研究。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把义净的记载与最近几十年在吉打州各处考古发现充分地结合起来，做更仔细的研究，一定会增加我们对古代吉打州历史的了解。当然，我看到的吉打州考古的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义净和义净的著作。这体现了义净的著作价值。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羯荼，义净还提到一个名叫“郎迦戍”的国家。郎迦戍即其他书里提到的“狼牙修”。义净讲，中国的僧人义朗、义辉以及道琳都曾经到过这里。郎迦戍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国家，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马来半岛中北部，这也与马来西亚有关。

以上所讲，都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历史上中国曾经与古代马来半岛的居民有过很多友好的交往。义净著作中有关东南亚地区的记载，其中涉及羯荼的部分，是有关今天马来西亚的吉打州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很珍贵，很重要，值得重视，值得做更多的研究。在中国与马来亚半岛上的古国羯荼友好交往的历史上，义净法师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永远值得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