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法师身体力行渡海求法,在佛教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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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法师身体力行渡海求法,在佛教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编者按:义净与唐代的玄奘和东晋的法显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又与后秦的鸠摩罗什、梁朝的真谛和唐朝的玄奖并称为“四大译经家”。义净法师经印尼的苏门答腊至印度取经,历时25年,游历30多个国家,被誉为“中国僧人海上西行求法第一人”。他带回佛经400多部,并记录了沿途大量的风土人情,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多种文字,对世界佛教、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为2023年5月,山东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日照佛教协会会长果升法师在首届义净文化论坛做题为《义净文化与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发言。果升法师通过义净法师的生平事迹、译经伟绩、律学思想、著作贡献等内容,论证其对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种种贡献。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果升法师论文如下:

义净法师身体力行渡海求法,在佛教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生平事迹:26岁时游历西域求经,旅途堪比唐僧取经历八十一难

释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法名义净,唐代著名高僧,济南长清张夏人。义净被誉为三大西行求法高僧之一,与晋代法显、唐朝玄奘齐名;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与姚秦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唐朝玄奘并称;被尊为三大渡海高僧,与法显、鉴真并列。

7岁,被父母送到齐州城西四十里外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天性聪颖,博览群书,在两位法师的教导下,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佛学经义。14岁,正式受戒出家,慧智大师认为他聪明过人,劝其外出游学。前往当时的佛教中心洛阳、长安,学习《对法》《摄论》《俱舍》《唯识》等诸经,在学习的过程中,义净对当时的佛经典籍中的一些观点和解释产生了疑问,同时由于受玄奘西行取经后唐朝整个社会浓厚的西行求法的潜移默化的风气的影响,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想法。“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西玄奘之高风”。20岁时受具足戒,26岁时开始游历西域拜佛求经。

义净的旅途可谓是一波三折,堪比《西游记》中唐僧的九九八十一难。早在公元670年,义净就在长安与弘一和弘袆等相约共同西行,到达江宁后弘袆中途退出了。义净继续前行,途径丹阳时,又遇到了玄逵,后又遇到州官冯孝诠,在其资助下前往广州。公元671年十一月,从广州出发搭乘波斯商船南行。二十天后,到达室利佛逝国,即苏门答腊。在此停留六个多月学习佛法,期间他身边仅剩的唯一一位同伴善行也因病返回国内。在室利佛逝国国王的支持下,孤身一人到达了末罗瑜国。在咸亨三年十二月,到达了裸人国。次年,到达印度东北海岸的耽摩梨底国。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是大唐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一年之久。两人于公元674年共同前往印度,先后到达当时著名的佛教圣地奠诃菩提寺和那烂陀寺。在访问的路途中,遭遇了许多的困难,“路险难通”、“孤步险隘”,义净自己也身染疾病,“身体疲羸”,同时又加上山贼强盗拦路打劫,九死一生,但是义净凭借着其对于佛法的热忱以及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周游印度各处佛教圣址,在那烂陀寺驻学十余年。在此逗留的10年里,义净师从宝师子大德学习佛教的各种经典,广泛搜集了准备带回国的各种梵本佛经,对于印度佛教,尤其是寺院的管理制度也进行了考察。于公元695年,在阔别中原大陆西行求法二十五年后,回到了洛阳。女皇武则天亲率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并敕封他“三藏”的称号。

从此,义净先后跟随武则天和唐中宗在洛阳、长安两地翻译佛典,直到玄宗先天二年(713)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除了翻译出的佛典之外,他还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梵语千字文》《受用三水要法》以及《护命放生轨仪法》等著作。

译经伟绩:他的佛经翻译和著述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唐代高僧义净是继玄奘之后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的佛经翻译和著述对佛教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展现了中国和亚洲多国在佛教、文化、医学层面的珍贵信息。义净大师的翻译创举包括:多层级的译场分工模式;中外僧人合作翻译模式;国家与民间相互配合的翻译模式。

义净大师的佛经翻译实践始于他在印度求法期间。回到中国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佛经、传播佛经方面。在洛阳的大福先寺、长安的西明寺与大荐福寺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一生共翻译佛经五十六部,合两百三十卷,“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金光明经》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汉译佛典的空缺。中国佛教界拥有系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应归功于义净。对瑜伽系内容也进行了翻译,先后翻译了《金刚般若论颂》《释》《集量》和《观总相论颂》等。对于当时社会上普遍崇尚的密宗的经典也进行了翻译。义净虽然深谙梵文和汉文,但是在翻译的佛经过程中坚持直译,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呈现了原汁原味的西域风情。同时为弥补直译所存在的缺陷,在原文下加注说明,在其作品中,共有近1000条注文,最短的只有一字,最长的达730字。

义净翻译的佛经极大地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为后人研究佛教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律学思想:为后世僧人整饬宗风,持律精进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义净大师不畏艰辛,到印度求取“真经”,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重点是戒律方面的规定和僧伽内部的制度,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他在《南海内法寄归传》中特别详细地记载了印度佛教的僧伽制度和戒律规定。义净最重要的是其“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的佛教律师身份。义净有其自己的律学思想,这记载于其著述之中,“独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反对章疏繁杂,诸部互牵,将律学当成义学”、主张持律和研究律法简洁实用,反对燃指供佛等伤害自己的做法,具有净土信仰。另外,他早年就研习律著,其后西行的目的也是求取律法,回国后翻译佛典的重心还是译律,“净虽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他集中翻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学者亦简称为“有部律”或 “根有律”),使得中国佛教拥有且保存了系统的有部律典。弘一大师就称赞他“博学强记,贯通律学精微,非至印度之其它僧人所能及,实空前绝后的中国大律师”。义净翻译的经典以律藏为主,他传授学徒,以持律为主。

他还在少林寺重结戒坛,并撰写了一篇《少林寺戒坛铭》。他设坛传戒以实践并传播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为的是使中土僧团“受戒忏仪,共遵其处”,进而达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之目的。义净为后世僧人整饬宗风,持律精进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著作贡献:对研究佛教、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价值

他的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内法寄归传》和《梵语千字文》等,对研究佛教、民俗、地理、历史、探险、交通、医药、对外文化交流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清晰地记载了57位高僧,他们绝大多数是大唐僧侣,也有新罗、朝鲜、越南、土蕃、中亚细亚的禅师、法师,其中30多人是从广州由海道去印度求经的,其余20多人是经吐蕃路去印度的。其中大部分是每人一传,也有几篇是两人或三人的合传。各传篇幅多则一千多字,少则数十字,有些传后还附有四言、五言、七言感叹或赞颂的诗偈。他给这些去西域求法的高僧立传,一方面真实记录了当时取经僧侣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也记录了当时中国与西域之间佛经及文化方面的交流状况。

义净在南海诸国航行、生活的时间长达14年,他把所见所闻记录在《南海内法寄归传》一书中。该书记述了南海地区当时的真实状貌,特别是记述了的室利佛逝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据考证,室利佛逝是在公元683年建立的南海大国,其都城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巨港一带。义净在《南海内法寄归传》一书中记录的信息是中外交通史上就是独一无二的史料。由于种种原则,东南亚当地关于阿拉伯人到来之前的历史的文字记载一直寥若晨星,因而义净的著作就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他对南海诸国特别是对室利佛逝的记述迄今为止仍是最具权威性的原始资料。

《梵语千字文》,又称为《唐字千鬘圣语》《梵唐千字文》。该书以天、地、日、月等汉文一千字对译梵语,和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相似,四字一句。略有不同的是,《梵语千字文》二十句为一联,每联之后,附加一首五言绝句。在图书的最后,别录《梵唐消息》约三百字,也是汉文与梵语对译。这本书的撰写目的很清楚:“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仍各注中,梵音下题汉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换言之,《梵语千字文》就是一本帮助中国人学习梵语的基本工具书。

综上所述,高僧义净作为中国唐朝一位不但身体力行渡海求法,游历当时位于东南亚的数十国家,而且最终携带大量经书返回中国又译经、著述不倦的僧人,义净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他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国文化发展史以及佛教中国化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都是卓越的、巨大的,他求取真经不畏艰险的精神、孜孜求学的态度、坚持不懈的努力更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图/文 济南义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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