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法师是译师也是医僧，为中印医学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者按：义净与唐代的玄奘和东晋的法显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又与后秦的鸠摩罗什、梁朝的真谛和唐朝的玄奖并称为“四大译经家”。义净法师经印尼的苏门答腊至印度取经，历时25年，游历30多个国家，被誉为“中国僧人海上西行求法第一人”。他带回佛经400多部，并记录了沿途大量的风土人情，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多种文字，对世界佛教、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为202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纪华传在首届义净文化论坛做题为《义净与中印佛教医学交流》的发言。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如下：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以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曾有无数来自南亚、东南亚、中亚的佛教徒到中国传法，带来大量经典及其他文物，也有很多中国僧人到古印度及中亚国家求法取经。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大批西行求法的高僧，鲁迅称赞他们是属于中国“民族脊梁”的人们。如三国时期西行求法的朱士行，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和义净等人，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义净（635-713），俗姓张，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山庄人。十四岁出家，遍参名师，学习佛法和儒家典籍。二十岁受具足戒后，集中学习佛教戒律，后来外出参学，学习《对法》（阿毗达磨论书）《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等论典。因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决心去印度求法。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义净从广州乘船由海路至印度，巡访佛教圣地，寻师求经，广泛学习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等大小乘佛法。义净留学那烂陀寺达十年之久，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大德。后乘船到南海诸国游历，继续求学，在室利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停留七年从事翻译和著述。在此期间曾将他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国内。武周长寿三年（694），义净乘船回到广州，第二年到达洛阳。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前后历经二十余年，经历三十余国，带回梵文佛教经典论著四百余部，并带回佛像、舍利等。义净回国后，受到武则天和中宗、睿宗的支持，在洛阳福先寺、长安西明寺、大荐福寺等从事翻译，共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成唯识宝生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律论共68部289卷，其中多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戒律著作。此外，义净还和实叉难陀合译了八十卷《华严经》。义净还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为后人提供了解印度和南海等地佛教、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的宝贵文献。义净在印度时曾写过一首诗：“游，愁。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已毕耆山本愿诚难遇，终望持经振锡往神州。”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义净之后，在开元、天宝前后，有慧日、慧超、悟空等人，北宋初年有继业、行勤等人先后西行求法，都是比较有名的译经僧人。

义净是著名的译师，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医僧，为中印医学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义净所翻译的经典中，涉及到佛教医学的有《药师琉璃光如来七佛本愿功德经》《佛说疗痔病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金光明最胜王经》《佛说大孔雀咒王经》《曼殊室利善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等多种经典。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二卷，论及佛陀之八大愿、四大愿与十二大愿，也对病、医、咒及医案作了载录，同时还对诵经用咒治病作了阐述。义净之前，此经已有三译。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佛说大灌顶神咒经》十二卷，据《开元释教录》云：“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即是《旧药师经佛游维耶离》者，此为第一译）。”此后，又有隋达磨笈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一卷，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神龙三年（707），义净受唐中宗之请，重译此经。《开元释教录》卷九说：“第四出，与隋笈多等出者同本，但广略有异。神龙三年夏，于大内佛光殿译。时帝亲御法筵，手自笔受。”义净的译本增加了陀罗尼神咒等密教内容。

《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经》，为《大方广菩萨藏经中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法》（唐宝思惟译）、《大陀罗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经》（唐宝思惟译）的同本异译。义净于长安三年（703年）十月四日在西明寺译出。其中有相当丰富的医药内容，涉及到内、外、儿、妇产、五官科疾患的治疗，诸如以先陀婆盐治眼痛，以象马粪并苣蕂油、先陀婆盐治疗耳患，以阿咤留洒根或牛膝根与无虫水助难产，又如以阿说健陀根并黄牛乳求子，以阿蓝部根或以蓝根调月经等等。总之，以上疗法加以诵此咒，症状悉除愈，“凡诵咒之人，常须远离恶人不净臭秽之处不近酒肉五辛，一心受持无不验者。”

《佛说疗痔病经》则为用咒法疗风痔、热痔、癊痔、三合痔、手足痔等痔病，正所谓“读诵受持、系心勿忘……此诸痔病，悉得除差”。《金光明最胜王迭•院病品》与《金光明经》和《合部金光明经》之“除病品内容相近，主要论述流水继承父亲持水之业，精研医方之明，救疗众生无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十八卷，对医、药、病内容与佛陀医事文献的载录十分详尽，书中论及时药，如麨、饼、麦豆饼、肉、饭，此并时中合药；更药，如招者浆、毛者浆、孤洛迦浆、阿说他果等；七日药，如酥油、糖、石蜜；尽寿药，如谓根、茎、叶、花、果，复有五种胶药、灰药、盐药、涩药等共四类，内容涵盖植物类药的各个方面。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也有诸多论述。

此外，在其著述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记载了印度医药卫生方面的情况，如在“先体病源章”中介绍了诸疮、针刺首疾、身患、长年方等印度古代医学“八医”。在“进药方法章”中介绍绝食疗法、药物疗法及万应药之使用。此外在别的章节中还介绍了印度僧人食前洗手、揩齿刮舌、淋浴、散步等。在该书中义净还向印度人介绍了中国医药学，说“神州药石根茎乏类，……针灸之医，脉诊之术，瞻部州中无加也。长年之药，惟东夏焉”。他本人也精通医药，曾将自己的经验方用苦参汤和茗治疗热病介绍给沿途人民，也向他们介绍了人参、茯苓、当归、乌头、麻黄等中国“上药”。

回顾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史，最让人感佩的是求法高僧为法忘躯的精神，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德业，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义净曾记载求法的艰难：“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不仅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而且也是在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逐渐成为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国的求法高僧们不仅丰富充实了中国的文化资源，也为印度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在西行求法的过程中，不仅传播了友谊的种子，还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佛教成为连接中国与南亚、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和桥梁。

图/文 济南义净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