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法师归国带回400余卷佛教经书，武则天亲自到城门迎接

永昌元年（689）义净初返广州，“因经本尚缺，所将梵本并在佛逝。”是年先回广州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译抄人员），又于当年十一日同贞固等人重返佛逝，继续译著。时又三年。692年义净曾派僧侣大津回长安国都携新译经论十卷，《南海寄归内法传》五卷及《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受到当朝重视。

则天诞圣元年（695）义净大师于夏日回到洛阳，武则天亲出驾迎义净于上东门，并“请寺辎伍具幡盖歌乐前导。”可见义净归国不是仅仅以一个普通的僧人受誉，而是他做为一个学者，一位文明使者，一位航海家，探险家，一位爱国者而得到的应有的崇高礼遇。

义净取海路赴印度是早于郑和下西洋六百余年的壮举。他与玄奘、鉴真东渡共辉煌于世，实为海上丝路的开辟，走出了创世的一步。据记载，当时义净乘坐的波斯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约50米）高出水面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牗，开张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并得风力，若急，则随意增减之，邪（斜）长相聚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快）。描述简明生动，一艘千年前的波斯巨舟跃然字间，仿佛历历在目。

义净在印度各国历时25年，游访30余国，带回梵本经、律、论四百部，合五十万颂。还带回金刚座佛真容一铺，舍利三百余颗。他主要精习律典，成为律宗佛派一大理论传戒师。不仅此，他还精通经藏和论藏，成为自玄奘之后又一佛学高深的三藏法师。他在印度取经，并不照搬“圣地”一切教义教规，而是择其精华，避其愚昧，他反对违背佛教宗旨的野蛮和不健康的戒规、行为，主张文明、立节、披德和理制，反对杀身，“灭名”“舍身施虎”“割身代鸽”等做法，认为这并非沙门所为。他说：“自佛教传入，曾未闻遗行烧指，亦不见令使焚身，”他还说：“烧脂焚肌”之事先师们也并无此教。他对恒河之内偏远小国日杀几人，伽耶山边自殒非一，或饿而不食，或上树投身等“外道”和“迷途”的殒教行为给予驳斥。对于那些“食粪便为医”的污秽荒唐作法义净忿忿然曰：“呜乎！不肯施佳药，逐省（省钱）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他极力传播和倡扬灿烂的文化遗风，推广文明、卫生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详细记载和介绍了印度僧人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如散步、沐浴、疏牙（刷牙）、饭前洗手等等，详细生动。他还在著书中大量记叙了海路沿岸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航海、地理、气候、饮食、民俗风情等等，是一部游记式的异邦风情大百科书，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故而该著作早在1896年就被英国牛津大学翻译成英文版刊行欧州一些国家。

义净传译佛典专重“律藏”。律藏是佛经中“经、律、论”三藏之一，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为约束僧众，使其潜心修炼，故制订各种戒律，曰“持戒严谨，持律第一。”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佛教主要奉从五戒，即：不杀生、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并强调以地狱冥罚来警示僧徒守戒。佛教传入中国，戒律随之传入，出现了律宗一大教派，其创始人道宣（唐初终南山白泉寺僧），其弟子就有著名的道岸和尚鉴真和尚和义净法师。义净归国后，广译一切有部律共十八部，七十八卷之多。他所久居的荐福寺，也就成为以律宗为教的道场。

义净步玄奘之后，无论在佛学上，出巡印度，学识造诣上，著作上都可与之齐名。尤其在梵文的精通和翻译上，更应首推无愧。他与不空、玄奘号称中国佛界三大翻译家。圣历二年（699）义净与印度沙门菩提流志，于阗沙门实叉难陀于东都（洛阳）大内遍空寺重译《华严经》，武则天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品名。圣历三年、久视元年（700）义净又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武后亲为其制《圣教序》文。神龙元年（705）义净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中宗为制《大唐龙兴圣教序》。又以著居房邸，常祈念药师及又命义净重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亲自笔受，后亲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又于大福先寺译出《胜光天子香菩萨咒》《一切壮严王经》四部。义净精通梵文，故和玄奘一样能自任译主，所译经典，也是出类拔萃。唐中宗在其所制《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谈到义净的翻译时曾说：“古来翻译著，莫不先出梵文，后资汉译。摭词方凭于学者，诠义别禀于僧徒。今兹法师不如是矣，既姻吾天竺语，又详二谛幽宗。译义缀文，咸由于已出；指词定理，匪假于旁求。超汉代之摩腾，秦年之罗什。”从而称颂他是“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对义净评价极高。

义净主持的译场，在整个唐代，都是属一属二的，其组织庞大，人才毕集，不可比拟。例如他在荐福寺翻经院译著《浴像功德经》等时，参加翻译的人员就有：“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沙门达磨难陀、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沙门慧积、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沙门玄伞、智积，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西城僧伽王臣为之证梵文、梵义、梵本，作笔受、证译等；又有逍遥公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乂、苏颋等二十余人次为文润色，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右仆射许国公苏環等监译、秘书大监嗣虢王邕监护。”（《开元释教录·卷9》）可见规模之大，译经之郑重。神龙二年（706）义净随驾（中宗）归雍京（长安）安置于大荐福寺居之，担负并主持由皇帝、王臣、命官、学士一并参与的大规模译经活动。从此，荐福寺实际上成了长安城名噪一时的国立译经院。它同慈恩寺、兴善寺并称帝都“三大译场”。此后八年间，义净在荐福寺小雁塔下完成了全部译著的经卷。（图/文 济南义净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