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教授：佛教中国化“九阶论”与“新时代人间佛教”｜灵岩论道

编者按：2024年5月25-26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指导，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济南市佛教协会、山东大灵岩寺承办的首届“海右文澜 灵岩论道——佛教中国化暨灵岩寺历史文化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千年古刹灵岩寺，探讨丛林道场在历史发展中如何成为汉传佛教的样板寺院，传统寺院又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志远教授在论坛主旨发言中作题为《佛教中国化“九阶论”与“新时代人间佛教”》的学术演讲。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王志远教授并不赞同以隋唐为顶峰，其后宋元明清一路衰落的观点。他在概括中华佛教两千年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九阶论”及“新时代人间佛教”理论。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王志远教授演讲内容如下：

王志远教授作学术演讲

我是迎着改革开放大潮在1977年进入大学的幸运儿，其后从学士、硕士、博士一路走来，研究佛教成为本职，对于佛教的思考也日益深入，党和国家前后两代领袖以及赵朴初居士关于佛教的论断，给我们这一代人考察思索佛教真谛指明了方向。因此，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并不赞同以隋唐为顶峰，其后宋元明清一路衰落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单纯从哲学思维创新的角度看兴衰，似乎只有提出新的哲学观念或思辨逻辑才是向高层次发展。其实从佛教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宗教经济学、文学、戏剧、美术乃至民俗等各个方面，佛教中国化的脚步始终没有停顿，一直在迈向新的更适应社会发展的更高的台阶。因此，我试图对中华佛教二千年的历程予以概括，不仅分为译传、创造、融合、超越四个阶段，而且提出佛教中国化“九阶论”。

第一个台阶是佛教初传，从两汉之际直到魏晋十六国之前，佛教中国化的表现是被中国人从上至下，从皇帝到百姓，基本是奉为神明，与固有神祇同列。

第二个台阶是魏晋之后到南北朝末年，借助玄学的广泛流行，特别是社会精英上层，对佛教的崇仰大大深化，佛学中的般若思想和思辨方式嵌入主流意识，逐渐展示了佛教的本来面目。而佛教基础经典基本完成译传，许多经典中的经典，譬如《法华经》、《金刚经》、《大般涅槃经》以及《盂兰盆经》也面向中下阶层得到广泛传播，为佛教登上中国化的第三个台阶准备了比较充足的条件。

第三个台阶是隋朝统一了中国，也把陈朝的智顗大师提升到国师的地位。中国佛教开始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化的宗派天台宗，以致进入唐朝之后便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宗派，乃至八大宗派相继俱全。

第四个台阶还是在唐朝，在诸多中国佛教宗派中，脱颖而出的是被尊称为六祖的慧能发扬光大的禅宗。尽管禅宗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达摩老祖，但是真正超越其他宗派实现彻底中国化的，还要说是慧能之后的禅宗。用中国人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直指人心，可以顿悟成佛的全新体系，一直深刻影响着此后的中国佛教。

第五个台阶，是宋朝的开国君主筑造的，他和臣下共同认定，可以而且必须“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主张三教合一，共同为维护社会安定、政权稳定、人心平定做贡献。与十六国时代道安的主张“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相比，进一步提升了佛教对于治理社会的积极意义。虽然三教合一可以追溯到梁武帝时代的傅大士，但是真正踏着佛教的肩膀，给儒学开创了新时代的是宋明理学。

第六个台阶，是元明清三朝，文艺创作特别是演义小说戏剧异军突起，面向民众，传播广泛。而大部分小说戏剧的伦理和信仰背景，几乎没有几个能脱出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佛教基本信念。举凡《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西游记》以及冯梦龙的系列作品，更是以佛教理念作为全书的大框架。大唐高僧玄奘几乎妇孺皆知，靠的不是唯识宗，而是《西游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以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为信仰主体的四大佛山崛起，数百年来经久不衰。弥勒信仰则几乎彻底中国化，人见人喜。而目连戏曾把佛教尽孝的典型人物目犍连唱遍了城乡。

第七个台阶，是辛亥革命之后，宣告终于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轮回，帝王佛教走向公民佛教。在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佛教在迎来革故鼎新冲击的同时，居然凤凰涅槃，走上力图超越数千年历史的新阶段。人间佛教的旗帜，“三大革命”的纲领，以及对佛教优良传统的坚守，引领中国佛教以新姿态重新回到社会的洪流之中。

第八个台阶，是1949年人民政权的建立，在百废待举的建国初期，中国佛教出现从未有过的三大语系济济一堂共商大业，于1953年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其后六十年，前三十年虽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但是始终坚持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推进国际友好交流，直至“文革”岁月凋零殆尽；后三十年拨乱反正，全面落实政策，与国同兴，再现昌隆。

第九个台阶，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佛教中国化再一次提上日程。我在《法音》杂志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强调的“中国化”，一定是适应当下社会需要的“中国化”，而不是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中国化”，也不是隋唐宋元明清的“中国化”。这个“中国化”的要求，归根结底是“时代化”，要紧跟新时代。我们回忆历历往事，最终要提醒自己，即便是已经二千年高龄的中国佛教，仍然不要忘记顺应时代要求，不要停止完善自身理论的实践。

九九归一，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已经确立，中国佛教必须在这个方位下，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引导广大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增进“五个认同”为目标，对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使佛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更高地举起新时代人间佛教的旗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太虚大师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之前，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自始至终是依附于封建政权，与主流意识相协调、相配合的。这不仅是中国佛教的生存之道，也是中国佛教的发展之道，使其自身成为整个社会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与社会共衰亡、同兴盛。

但是走入近代，这个传统失去所依靠的主体。太虚大师面对的中国社会，是烽烟四起，军阀混战，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社会精英的历史责任，就是除弊兴利、救亡图存。他首先抨击明清以降的专一从事经忏的佛教是“死人佛教”，必须棒喝猛醒，转变为生人的佛教，即“人生佛教”。面对五浊危难的社会现实，他进而提出“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在汉口市商会讲》）。佛教面对现代社会的到来，要适应现代化的现实，这是“人间佛教”的基本出发点，而实现“人间佛教”的基本取向，可以用太虚自己提出的“三大革命”来概括：“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在这三大革命中，自然以“教制革命”最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革命”和“教产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即思想方式、组织体制和经济基础。“三大革命”一旦实现，中国佛教就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依附于世俗政权，而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具有自身经济实力的、有明确指导思想、有严密组织体系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目标。

当年“人间佛教”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在100年的奋斗中予以实现。中国大陆对社会现实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采取民意积极推进的，其中也包括了信仰佛教的民众。背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去实现另外一种“社会理想”，绝对没有可能。而这样不可能的事，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从理论角度、逻辑角度去思索、去探讨、去研究，“人间佛教”已经讲了接近八十年，世事沧桑，焉能仍然依照太虚大师的“理想”，以此不变应彼万变？

我们应该意识到，面临着客观的不能随意改变的现实环境条件，聆听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强音，“人间佛教”理论的历史逻辑推演需要新的诠释，中国佛教正在迈向新台阶，中国大陆需要什么样的佛教？应该如何走下去？既往的人间佛教并没有对自身架构的概括阐释，我们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必须予以探讨。

这就是创新“新时代人间佛教”理论的出发点。

王志远教授作学术演讲

新时代人间佛教应该具有与以往时代相比既继承又创新的内容，应该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应该具有比较清晰的实践方向。概括而言，即四大原则：以人为本、四众和合、契理契机、依法弘教；五大传统：清净庄严、悲智修证、求同存异、巡民教化、和谐万方。这九个标题，从字面上看，没有背离佛教传统；从内容上讲，都充满时代气息。

一、以人为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哪个团体、哪个个人，谁不高举这面旗帜？况且佛教自佛祖开创，即针对人自身的解脱，生发出一系列教义。太虚大师当年做偈语：“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突出了佛乃人成，人需完就。南普陀妙湛老和尚当年则提出：“众生欢喜就是佛欢喜”。把众生与佛的关系作了直截了当的揭示，表述佛教对人的重视。

二、四众和合。四众，传统意义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但是本文四众所指却不仅仅是这传统意义。应该包括信仰众、同情众、管理众、研究众。 以上四众是否和合，关乎佛教的生存与发展。

三、契理契机。现实要求佛教紧跟时代，既要无一不契佛法的根本道理，又要无一不契世间的善巧机缘，其影响所及，上达天听，下及庶民。不因时代之变而歪曲佛法之原则，不因佛法之深而放弃普度之宏愿。

四、依法弘教。依法，首先是依国法，其次是依佛法。政治需要佛法的辅助，佛法需要政治的护持。僧众每到一地，务必先熟悉国情、遵守法律。

以上是四大原则。原则，就是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最起码的底线。人间佛教要有底线，当然，是不是只局限于这四点，还可以商榷。

以下是五大传统。中国佛教有许多优良传统，但是择其不可或缺之要点，应该不出此五。

一、清净庄严，在推进人间佛教的过程中，杜绝世俗化、庸俗化甚至商业化，就要坚持清净庄严的传统。繁荣而不失清净，和谐而不失庄严，人间佛教，要求僧众把自我提升，肯定自我，实现如来智慧德相为修持之一目标。

二、悲智修证，是出家众的标准。作为四众的核心力量，僧团是否能够在慈悲、智慧、修持、印证四个方面继承传统，是对一座名山名刹的考验。从寺院僧团的布局和机构设置、规章制定、监督执行各个方面，都要把这悲智修证的传统放在心上，落在行中。通过人间的道德、所有的善事、人格的慈悲等善法，让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没有烦恼，不惧生死，没有忧悲苦恼，一切都随着信仰和自然发展。

三、求同存异，是佛教一贯的传统。只有求同存异的胸襟，才能对内团结具有不同心得的同修，对外融洽具有不同见解不同信仰的团体。从早期的高僧直到当下的佛教界“百家皆鸣”。乃至与基督教、天主教诸多宗教和谐相处，推动世界和平。

四、巡民教化，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的一个突出表现，形成一种传统。从佛教自身讲，巡民教化就是普度众生的一种方式。从社会的角度看，将“以佛治心”明确为治国方略至今也有千多年。法律涉及不到的心灵层面，佛教给予了补救。

五、和谐万方。佛教自古以来就是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交往的媒介，例如中日韩三国佛教历史上形成的黄金纽带，是国家友好的真实记录。而地区之间，例如大陆与台湾，两岸同为一国，也要借助佛教的力量，开交往之先，实现“三通”。所谓“三通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为两岸和平，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不遗余力。和谐万方的优良传统所发挥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至今也还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替代的。

五大传统，要继承发扬，使之光大。在光大的进程中，五大传统也将逐渐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