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松教授：万历年间那些事，明代高僧紫柏真可之死｜灵岩论道

编者按：2024年5月25-26日，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济南市佛教协会、山东大灵岩寺承办的首届“海右文澜 灵岩论道——佛教中国化暨灵岩寺历史文化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张雪松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了题为《从晚明灵岩寺复兴高僧紫柏真可之死看万历朝政教关系》的学术演讲。张雪松教授在论文中通过追溯复兴灵岩寺高僧紫柏真可大师之死，阐述了晚明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教关系，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张雪松教授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张雪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紫柏真可被构陷，在狱中遭严刑拷打致死，万历朝末年排佛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山东灵岩寺自东晋朗公开山，为千年古寺，直到明代香火不绝。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还增向灵岩寺颁布《北藏》，盛况一时。

为此灵岩寺在正统年间不断扩建，但至晚明，灵岩寺却年久失修，1587年春，紫柏真可的弟子、协助其主持《嘉兴藏》刊刻的密藏道开首先来到灵岩寺旧址；次年夏，紫柏真可（达观和尚）也来到五峰山说法。随后，在济南藩王德定王朱翊錧的资助下，灵岩寺得以重建。此外，灵岩寺在晚明的重建，与紫柏真可师父关系也是非常密切。万历中前期，紫柏真可和密藏道开的佛教事业蒸蒸日上，复兴寺院、讲经说法、雕刻藏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复兴灵岩寺也是晚明佛教复兴中一件值得记叙的大事。但就心境而言，紫柏真可和密藏道开已经开始有了忧患意识：

万历戊子（1588年）八月，余（紫柏真可）挂锡五峰山中，一夕梦双塔离崩：一倒于南，一倒于北。觉谓二三法侣曰：“此何祥耶？”或对曰：“老汉昏沉识变，虚结成梦，皆自心浮想所现耳。”越日而师之受业徒道开（密藏道开）至自聊城，以师计及东禅月亭法师、清凉无边禅师之讣告余。

紫柏真可“一夕梦双塔离崩”并非吉兆，果然密藏道开很快给他带来讣告。此后，紫柏真可为营救在山东“私创寺院”的憨山德清，同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在北京各界不停奔走，密藏道开知道紫柏真可的这些做法必然得罪当权者，劝其离京避祸，但紫柏真可无所畏惧，密藏道开则独自引退，后不知所踪。而紫柏真可果然被奸人构陷，遭到严刑拷打而圆寂，由此万历朝末年的排佛运动进入高潮。

在紫柏真可圆寂前不久，重建后的灵岩寺已经颇具规模，并得到朝廷续颁藏经：

明武（神）宗敕曰：敕谕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护国灵岩寺住持及僧众人等。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术之外，复有释教相翼并行。朕以冲昧嗣承大统，迄今廿有七祀，天下和平，臣民乐业，仰思天眷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同善之因。况国初建置直录司职掌厥事，盖仁慈清静其功德不殊，神道设教于化诱为易，祖宗睿谟意深远矣。佛氏藏经旧刻六百三十七函，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续刻四十一函。朕既恭序其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后敕谕护持，所以锡孝类流慈恩也。兹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传布之未广，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济之诚，使海内共享无为之福。先民有言：一念善，斯和风庆云；一念不善，灾星厉气。夫善念以有感而兴，无感而懈，是以皇极敷言不厌谆恳，圣诰所贵善与人同，古今相传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和气；若亿兆向善，岂不四海太和。此经颁布之处，本寺僧众人等，其务斋心礼诵，敬奉珍藏，不许亵玩，致有毁失。特赐护敕，以垂永久。钦哉，故谕！万历二十七年。

此诏书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颁布，万历皇帝为明神宗，《灵岩志》误记为明武宗正德皇帝。“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1445年向灵岩寺颁布《北藏》637函；一百五十多年后，1599年再加李皇后续刻41函，颁布全藏678函。从表面上看，万历皇帝颁布李太后续刻藏经，母慈子孝，朝廷崇佛之意甚浓。实则，其母子二人因为万历皇帝立太子的国本之争，矛盾重重，加之李太后信佛，万历皇帝崇道，政教关系更为错综复杂。此后两三年间，晚明佛教界“两大教主”，一俗一僧的李贽、紫柏真可相继死于狱中，崇佛风气由排佛风潮取代。

张雪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万历朝排佛序幕：与紫柏真可并称“两大教主”之一的李贽之死

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两大教主》，

温陵李卓吾（李贽），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刘晋川，皆推尊为圣人。流寓麻城，与余友邱长儒一见莫逆，因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遂以帏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铁，不足污也。独与黄陂耿楚侗（耿定向）深仇，至詈为奸逆，则似稍过。壬寅曾抵郊外极乐寺，寻通州马诚所（马经纶）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相公（沈一贯）。四明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张问达）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愤极自裁。马悔恨，亦病卒……两年间丧二导师，宗风顿坠，可为怪叹！虽俱出四明相公力，然通人开士，只宜匿迹川岩，了彻性命，京都名利之场，岂隐流所可托足耶？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

在沈德潜看来，李贽、紫柏真可“二大教主”之死，“俱出四明相公力”，两人冤狱都是沈一贯主谋。沈一贯作为首辅，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后世，对其官声评价都甚低。沈德潜认为李贽曾经著书诋毁过沈一贯，张问达为应和沈一贯，遂弹劾李贽致其下狱。李贽现有著作未见明显诋毁沈一贯的内容，李贽与沈一贯结怨恐系因其参与当时的结社讲学，而与李贽结社讲学的京官大都是佛教徒，沈一贯对他们的打击又涉及到紫柏真可之死。

综合马经纶、陶石篑、沈德潜等明末世人的看法，李贽晚年下狱，原本因麻城士族之际矛盾，借攻击李贽与梅澹然伤风败俗而打击梅国祯一族；后此事被京师首辅沈一贯等人利用，皆攻击李贽来打击朝堂上信仰佛教的政敌。

李贽下狱致死，其书被禁，确实对当时崇信佛教的社会气氛造成很大的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即科举考试不得佛老之言。李贽自杀次年，妖书案爆发，紫柏真可死于狱中，使得京师排佛之风更甚。

张雪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楚王案、妖书案与紫柏真可之死

1601年，即李贽在狱中自杀的前一年，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一直希望册立郑贵妃之子福王的万历皇帝，最终迫于无奈将皇长子册封为太子。但时隔不久，1603年爆发了震惊朝野的“妖书案”。刘若愚《酌中志》卷二：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东厂太监臣陈矩奏称：办事蒋臣等访得《国本攸关》刊书一本封进御览，《国本攸关（续忧危竑议）》……

《国本攸关》在街头巷尾，流传甚广，宣称万历皇帝不久将废东宫，另立郑贵妃之子福王为太子，并谓沈一贯、朱赓等首辅大臣也将支持万历皇帝此举。万历皇帝震怒，要求彻查妖书案，一时搜捕多人，但莫衷一是，有谓是清流所作，以此攻击沈一贯；也有谓是奸人所为，以此陷害清流领袖郭正域。首辅沈一贯等人，则借妖书案打击郭正域看，并兼及沈一贯在阁中的政敌沈鲤。在此过程中，多人被捕入狱，紫柏真可也被康丕扬逮捕，旋即拷打致死。

紫柏真可为郭正域“所厚者”，紫柏真可及其信徒沈令誉被抓，是因沈一贯等人为了将妖书案引向郭正域。给事中钱梦皋上疏力攻郭正域时提到楚王案。万历八年楚王恭去世，遗腹子华奎立为楚王，二十余年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月宗室华趆上疏说华奎并非楚王恭之子，而是恭妃之兄王如的妾尤金梅所生，抱养在楚王宫中，不当立嗣。华奎上疏后，沈一贯截留一个月，密通楚王，等楚王论华趆四罪疏上后才上华趆之疏。华趆不服，于1603年二月入都诉通政司截留其疏及楚王行贿。“署礼部尚书郭正域仍然请求公开查勘。想把这一案件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首辅沈一贯，主张调查应该秘密进行。正巧郭以前是太子的主要讲官，他的同事们公认他是顺序地继承帝位的主要维护者。他还公开声言反对派遣矿税中使。另一方面，沈一贯被认为是皇帝的一个工具。这个涉及楚王合法性的案件就这样无意中导致了朝廷上所谓好人与恶势力的冲突。”因为楚王案，郭正域辞职，正准备离开京师，妖书案爆发，沈一贯便想乘胜追击，借妖书案进一步将其政敌郭正域及沈鲤置于死地。紫柏真可因与郭正域交往密切，遂被无端牵连入妖书案，让其交代妖书案为郭正域等人支持，紫柏真可不承认，最终被拷打致死。

紫柏真可当时名动天下，本不至于瘐毙，因其书信中有“慈圣太后欲建招提见处，而主上靳不与，安得云孝”语句，引得龙颜大怒，此事遂不可救。李太后支持立皇长子，佛教多与李太后关系密切，支持立长，实则已经引发万历皇帝不满，万历皇帝长期禁止佛教设坛传戒，其对佛教的憎恶已经非常明显。

佛道教涉入万历皇帝立储问题颇早，万历十年，憨山德清应李太后之命，在五台山举行为明神宗的祈嗣大会，当年恭妃王氏生下明神宗的长子，时人多以佛教之功；而此前崇信道教的万历皇帝已派太监到湖北武当山祈嗣，后郑贵妃生子，便认为是道教之力。憨山德清于万历十一年前往山东牢山建海印寺，得到李太后的大力支持，但与当地道教交恶，官司不断。就在立储之争白热化的时候，憨山德清以“私创寺院”的罪名发配岭南。紫柏真可平生三大负“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实则多与万历皇帝作对，引发万历皇帝的憎恨，绝非偶然。

相比沈一贯，万历皇帝对佛教的憎恶更明显，一方面万历皇帝信仰道教，更重要的是与佛僧徒交往密切的李太后和京师信佛官员，大都支持立长。因此万历皇帝多年禁止佛教开坛传戒，并借查禁李贽著作的时机，强调科举不可参杂佛教之言。如前所述，而沈一贯则主要皆排佛为名，打击其信仰佛教、居中讲学的政敌黄慎轩、陶石篑等人，《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七《紫柏祸本》：

至辛丑（1603年）紫柏师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钵，一时中禁大榼趋之，如真赴灵山佛会。又游客辈附景希光，不免太邱道广之恨，非复袁陶（袁中道、陶石篑）净社景象，以故黄慎轩最心非之。初，四明（沈一贯）欲借紫柏以挤黄，既知其不合，意稍解。而黄亦觉物情渐异，又白简暗抨之，引疾归。时玉蟠先亡，中郎亦去，石篑以典试出，其社遂散。未几，大狱陡兴，诸公窜逐，紫柏竟罹其祸，真定业难逃哉！

1602年李贽之死，1603年紫柏真可之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排佛运动，还是党争、国本之争的副产品，或仅仅是偶然事件；李贽、紫柏真可两人之死，是否真的代表当时宗教势力或社会思潮的重大转折，我们应该怎样相对公允地对其进行评价，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