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恩法师：从一座1700年的古寺看佛教如何在齐鲁大地开花结果｜灵岩论道

编者按：2024年5月25-26日，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济南市佛教协会、山东大灵岩寺承办的首届“海右文澜 灵岩论道—佛教中国化暨灵岩寺历史文化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山东大灵岩寺住持弘恩法师发表了题为《从佛教中国化的视角看灵岩寺历史上的政教关系》的学术演讲。弘恩法师从历代帝王游幸灵岩及对寺院发展所作出的护法功德，深入阐述了灵岩寺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弘恩法师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弘恩法师发表主题演讲

历代帝王于灵岩寺结下恩宠有加的佛缘

公元67年，亦即东汉明帝永平六年，佛教传入中国，284年后，公元351年，僧朗大师初到灵岩创寺。迄今已有167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山东大灵岩寺作为中唐以来天下寺院的“四绝”之首，高僧辈出，为世推重，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由于寺院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在自身发展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是皇家寺院，因此它与政治的联系就更密切，灵岩寺的发展也就理所当然地处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的前沿位置。

纵观灵岩寺的发展历史，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与历代帝王的关心是密切相连的。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要想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就必须作好中国化的文章。政治认同是佛教中国化的根本前提，而寺院能得到帝王的拥戴护持，更是锦上添花，幸中之幸了。

帝王：佛教中国化的大功臣

从汉文帝梦见灵岩千柏，僧朗大师开山建寺国主拥戴，就奠定了灵岩寺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几度兴衰但依旧法脉绵延不绝的发展基调。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初步完成中国化的磨合发展期。与此同时，灵岩寺也完成从朗公（僧朗）初创到法定禅师建寺发展的时期。朗公在灵岩，最初受到过前秦国主苻坚的礼请，苻坚除了数度下旨征召朗公外，还赐于大量的财物。朗公在《答秦主苻坚书》说：“气力虚微，未堪跋涉，愿广开法轮，显保天祚。蒙重惠赐，即为施设，福力之功，无不蒙赖”云云，委拒了苻坚，而苻坚益加敬重师德，及后来沙汰搜捕天下僧众时，还特别下诏保护朗公与其僧团，其诏云：“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

继苻坚之后，又有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后燕主慕容垂、南燕主慕容德、后秦主姚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也先后下诏礼请朗公大师，并赐与紫金钵、紫磨袈裟等。南燕主慕容德，更是把二县的租税赐于大师，而大师非常善巧的将此拿来建寺造像，为慕容德修福祝祷。

在这些国主不断地敬重扶持之下，灵岩寺的初创，就有了一个非常高的历史起点与基础，千七百年灵岩的发展，随之拉开了一个宏阔的历史序幕。

隋文帝刻在DNA里的佛缘：第一位到灵岩寺的皇帝

隋文帝杨坚崇佛，由于其母亲为济南人，建国后，即追封外祖父吕双周为齐郡公，并任命舅父吕道贵为济南太守。隋文帝还下令重修济南柳埠朗公寺，并赐名“神通寺”，并同时为神通寺等指定了功德主。在唐道宣律师《续高僧传》中记载：“又敕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王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由此，在隋文帝的关心护持下，神通寺、神宝寺、灵岩寺都有了强大的皇族作为外护。在开皇十五年（595年）正月，隋文帝东巡齐州，并亲自到灵岩寺驻跸游览，隋文帝成为第一位到灵岩寺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史载其曾赴济南拜祖母，由此可推断，隋炀帝也曾造访过灵岩寺。

佛教鼎盛的唐朝 灵岩历史的高光时刻

唐太宗李世民曾为灵岩寺御书阁题额。至今灵岩寺御书阁前有明朝德蕃王府重立的唐太宗御笔篆书“御书阁”碑，北宋仁钦法师亦曾立。

唐麟德二年（公元666年），高宗皇帝与武则天封禅泰山后，驻跸灵岩。《旧唐书》记载：“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十二月丙午，御齐州大厅。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发灵岩顿。”高宗皇帝这次驻跸灵岩，车驾随从众多，从这里也反应出当时灵岩寺的强大接待能力与发展之盛况。当时被高宗与武则天奉为国师的神秀大师，他的高足降魔藏禅师后来住持灵岩，在北宋赞宁的《宋高僧传》中记载他听了神秀大师的教诲后“寻入泰山，数年臻萃，供亿克周”。虽然现在没有史料记载高宗与武则天对灵岩寺的护持，但降魔藏住持期间“供亿克周”的经济能力，应该与他们的到来是分不开的。

灵岩寺现存年代最早的《唐垂拱造塔记碑》有这样的文字：“谨舍财敬造斯塔一所，奉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普及含灵,存亡眷属,尽愿超逾,俱登觉路。”垂拱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是当时寺中僧众为了感戴国主恩德而发愿祈福祝祷。

弘恩法师发表主题演讲

互利共生的宋金 灵岩寺发展的黄金时期

宋朝从太宗皇帝开始，帝王与灵岩寺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灵岩寺现存的辟支佛塔就是宋太宗淳化三年开始重建的。宋朝皇帝对于灵岩寺重大的政治干预推动发生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现存的《敕赐十方灵岩寺碑》完整地记叙了这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当时的住持永义“给府披诉情愿状，退灵岩寺主。”虽然永义法师也是政府派遣，当时灵岩寺僧众不算太多，“有僧行一二百人，遂其四方烧香送供人施利至多。诸处浮浪聚集，兼本寺庄田不少”，但事务繁杂，兼之社会上各种人士“浮浪聚集”，所以寺内很混乱，而永义法师“一向修行戒行”，无有心力管理寺院，所以他向官府请辞。此事反映到朝廷，于是“奉圣旨依奏札付开封府，寻札付左街僧录寺”，左街僧录司智林法师奉旨之后，就选贤举荐“左街定力禅院讲《圆觉经》、赐紫僧行详一名，充齐州灵岩寺主勾当住持。”行详法师在接到委任后，恐独力难撑，又上表要求“指摘僧五七人同共前去充本寺掌事”，即选取五七有德能的志同道合的僧人一同到灵岩寺担任寺院的职事。虽然如此，行详法师仍然担心灵岩寺的混乱局面难以把控，他提出了自己的担心：“行祥窃闻，灵岩寺素来最是凶恶，浮浪聚集，前后之六七次，住持不得，虽今来许令指摘掌事僧五七人，亦虑难为照顾。”由此可见当时灵岩寺混乱不堪的局面，所以他又请了一道圣旨：“特乞给一为国焚修传教住持宣札，付身前去，所贵有以弹服远人，废寺易为兴葺，积集功德，上赞圣祚。”他特乞一“为国焚修传教住持宣札”的圣旨，主要目的是借助皇恩国威，“有以弹服远人”，亦即有圣旨在手，可以服众。

于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行详禅师带着“护身圣旨”，来到灵岩，慢慢地兴葺废寺。这道敕令，是灵岩寺由废转兴的转折点，可以说，这块《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正是灵岩寺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它再次重启了灵岩寺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

南宋时期，女真族入侵中原建立了金朝。金世宗曾下诏书保护灵岩寺的山林不受地方的砍伐。其诏曰：“推恩天下山泽，以赐贫民，任其樵者薪之，匠者材焉。惟灵岩同五岳，留护灵脉，不在赐例，采伐者仍治以罪。”

灵岩寺的田产，于北宋景德年间，在妙空长老的努力下，由朝廷划拨，但之后不断遭到当地豪强的侵占。金代不仅保护了灵岩寺的山林田产，还完全免除了灵岩寺的赋税，自此，元、明两朝皆沿袭这一优待。金代对寺院的各种支持，必然会孕育灵岩寺发展的历史机遇与高峰。

元明清三朝 跌宕起伏的灵岩寺

元代由于蒙古的皇帝皆信奉佛法，元世祖忽必烈就曾下令免除天下寺院的赋税，禁止军民干扰寺院。在元朝历代帝王的护佑下，灵岩寺的发展一度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元朝历代皇帝对灵岩寺下过的圣旨很多，灵岩寺天王殿东存有一通《元圣旨碑》，刻了两道圣旨，一道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兔儿年颁布，即至元28年（公元1291年），另一道是元成宗在羊儿年颁布，即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这两道圣旨内容基本相同，除了保护灵岩寺的寺产外，还特别提到两点：一是不准官府在寺院内办公及存放公粮，二是不仅自此以后免除赋税，还把当地政府催交的鼠儿年以前的税收全部免除，其文曰：“鼠儿年已前的税粮休要者”。

从现存的史料推断，元朝的皇帝对灵岩寺可谓“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关心护持灵岩寺的发展。在这样优越的条件，灵岩寺在至元年间迎来了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根据《灵岩志》记载，当时寺院占地方圆八十里，聚集僧众二千余人。灵岩寺发展的盛况，也让它一跃而成为唐朝以来天下寺院“四绝”之首。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曾在皇觉寺出过家，所以明朝的皇帝大多都崇奉佛教。

明英宗朱祁镇曾颁赐《永乐北藏》一部于灵岩寺。现存于天王殿东侧的明正统十年（1445年）的《皇帝敕赐大藏经圣旨碑》云：“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山东济南府长清县灵岩禅寺，永充供养。”

明宪宗时期，曾下诏将“敕赐灵岩寺”改名为“敕赐崇善禅寺”。成化十五年（1479年），当明宪宗接到灵岩寺产受地方侵损严重的报告后，随即下旨予以明确疆界、保护寺产。同时，又对灵岩寺住持进行了新的任命，以提升灵岩寺的地位：“戒坛宗师至珍长老为僧录司右觉义(丛八品)，仍于寺住持。领众焚修祝费，为多人造福。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因母后施印藏经之愿，刻印成《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后，颁赐一部于灵岩寺，在明朝帝王的护持下，灵岩寺基本沿续了元代的发展盛况。

由盛转衰的灵岩寺 置死地而后生

明朝末年，孙化亭聚匪众万余盘踞灵岩，清顺治六年方始清剿完毕，自此，四绝之盛，只成空忆，寺院衰极，亦由此而始也。清代虽有僧众住持，亦间或小有修葺，但颓势难挽，闪耀过一千多年的历史辉煌，曾贵为四绝之首的灵岩古刹，随着清朝国运的不断衰落，寺院的发展亦如同深秋落叶，飘摇欲坠。

综上所述，灵岩寺从寺院初创，到明末衰落之前，历代皆受到帝王不同的关心与优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此前提下，寺院的住持与高僧们顺应时代，以自己卓越的修行与智慧，秉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慈悲情怀，从隋唐开始，便逐步发展成为江北历史重刹，随着寺院的不断发展，以及唐德宗时期宰相李吉甫对灵岩寺“四绝”之一的定位，使得灵岩寺慢慢成为了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