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也有位唐三藏：义净法师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 | 王邦维

编者按：2024年4月21日，“济南市当代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揭牌仪式暨佛教中国化济南实践座谈会”在泉城济南召开，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佛教界高僧济济一堂。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王邦维因无法莅临现场，现场视频连线发表主题为《山东也有位唐三藏：义净法师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的主旨发言，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全文如下：

王邦维通过视频连线发表主旨发言

纵观中国佛教的历史，如果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性的视野中做回顾，与今天的山东，也与今天的济南有关的，最著名的人物，在我看来，无疑是唐代的义净法师。何以言之？中国佛教的历史上，代有高僧，有的时代，甚至可说是高僧辈出。历史上的每位高僧，大多对佛教也包括中国的文化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或翻译经典，或弘法利生，或开宗立派。所有这些高僧，当然值得我们赞叹和敬仰，但一般来说，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在中国。如果把范围放大，说到古代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相互间的中外文化交流，要推举的，则应该是当年舍身求法，远赴西天的高僧。

说到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高僧，三位最有名。以先后的时间举列，他们是：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和义净。法显山西人，玄奘河南人，义净山东人。义净不仅是山东人，还是山东济南人。说义净是在世界上著名，有多条理由，此处仅举其中两条作为例证。

先讲第一条。义净从海路赴印，是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十一月。他从广州出发，乘波斯人的商船南行，首先到达一个名叫室利佛逝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位置，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现今称作巨港（Palembang）一带。室利佛逝那时是南海中最重要的交通、贸易中心，地方很繁荣，佛教也颇流行。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声明，也就是学习梵语。半年之后，他继续前行。“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船往北行，经过“裸人国”，再转西北行，最后在咸亨四年（673）二月八日到达了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这时离他出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义净在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又停留了一年，进一步学习梵语。咸亨五年（674）五月，他与另一位中国求法僧大乘灯一起，跟随一支几百人的商队，继续往中印度去。当时印度小国割据，路上并不太平。和玄奘一样，义净在印度也遇到过危险。在离开耽摩立底后不久，他在途中遭遇山贼，被洗劫一空，差点丢掉性命。大约二十天后，义净终于到达了他求法与取经的目的地：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那烂陀是当时印度佛教的最大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也是佛教学术的中心。义净在那烂陀学习，前后十一年。时间之长，超过了玄奘。在那烂陀学习期间，为了朝拜佛教圣迹，义净还到过印度其他一些地方。义净在那烂陀学习了十一年之后，高宗垂拱元年（685），带着他在印度寻求到的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从海路归国。归国的路线与去时相同，只是方向反了过来。其间义净在室利佛逝又停留了六年，在室利佛逝翻译佛经。武后证圣元年（695）仲夏，义净最后回到抵达洛阳，到达之时，到达之时，武后“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礼遇之盛，也超过了当年的玄奘。此后的义净，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弘法和翻译佛经，直至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七日去世。

义净翻译的佛经，现存的有六十三部，包括在他之前没有人翻译过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他的著作现存五部，其中最著名有两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我们说的义净的世界声誉，主要就是因为这两部书。这两部书，并非义净在中国所写，而是他回国中途，停留在南海室利佛逝国时所写。书中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许多当时有关南亚东南亚的情况。19世纪后期，欧洲和日本研究东方学的学者知道了这两部书，发现其中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开始翻译和研究。有关的外文书具体的书名我不举列了，我只提一下大致的情况。

首先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文本的翻译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最有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Éd. Chavannes），不仅是完整地翻译，还加上详细的研究，1894年在巴黎出版。还有一个英文的节译本，由英国汉学家S. Beal翻译，1911年在伦敦出版。日译本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足立喜六的译本，1942年出版；另一个是高田修的译本， 1961年出版。1988年在印度德里出版还出版过一个新的英译本，译者是印度学者L. Lahiri。

至于《南海寄归内法传》，在19世纪后期，欧洲就有学者就把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翻译成法文和俄文。1896年，在英国的牛津，出版了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的全文英译本，译本中也包括高楠的研究。1959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一个日文译本。前些年又有日本学者加藤荣司的翻译本。还有前些年美国旧金山出版过新的英译本，译者是中国佛协已经去世的著名的前辈学者李荣熙。这些，都证明了这两部书对于研究佛教的重要性，以及书的世界影响。

再讲第二条，这是一个最近的例证。义净法师到印度求法，海行所经，其中一个国家是羯荼国。羯荼国在什么地方？依我的考证，就在今天马来半岛的西海岸，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对此我也做过具体的考证，详细内容请参考我在198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的第140至141页，也包括1995年出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相关的章节。羯荼国这个名称，中国的史籍中，仅见于义净的书中，因此这个记载就显得特别重要。

今年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五十周年，为此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都准备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之一是今年的7月11日，由马来西亚政府的国家团结部出面，在首都吉隆坡，召开一个纪念中国高僧义净法师西行求法，途经马来西亚的研讨会。7月13日，部分参会人员还会考察马来西亚吉达州的一个与羯荼，也与佛教相关的，名叫Bujang的考古遗址。目前还计划在Bujang遗址为义净法师树立一块纪念碑。他们约请我撰写碑上的题词。为此我重新对义净在羯荼的行踪做了更细致的考证，最后撰写的题词是：“公元672年9月至673年1月，中国佛教高僧义净法师到访古羯荼国，即今马来西亚吉打州。公元686年1月至10月，义净法师再次到访此地。今敬立此碑作为纪念。”

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开会纪念中国佛教高僧的，我知道的，除了玄奘和鉴真，就只有义净。立碑的，大概只有在日本的鉴真。而且，义净的会在马来西亚开，意义很不一般，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主体民族马来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国教。信仰佛教的只有华人。而且会议由马来西亚的国家团结部主办，说明义净即使是一位佛教僧人，其成就仍然在马来西亚得到了承认。但义净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因为义净，还有与义净同时或稍后到过羯荼国的中国僧人，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有华人到达了这一地区。对于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而言，这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再说明一下，有关义净法师的籍贯或者说出生地，宋代以来，有范阳和齐州两种说法。范阳就是今天的北京，齐州就是济南，二者未知孰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对此做过仔细的考证，我的结论是：义净法师出生在唐代齐州，准确讲是在州治历城之西的山茌县，即今济南市西的长清区。义净幼年出家，七岁时依止于“齐州城西四十里许”土窟寺的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其后成年受戒，学习佛经，乃至于“精求律典”，直到二十六岁，都在齐州。具体考证的内容请见我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上发表的拙文《义净籍贯考辨及其它》。

义净法师来自山东，山东也有位“唐三藏”，义净就是一位从今天的山东走出的，有着世界声誉和世界影响的高僧，也是古代中国一位远行域外，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了不起的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