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1939年广西佛教会成立，志在抗日救国

编者按：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是中华民族抵御日寇入侵的艰难岁月。十余年中，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国难当头，广西佛教界同仇敌忾，他们成立广西佛教会，志在抗日救亡。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冯力行、唐国英合著的《抗日战争期间桂林佛教界的爱国救亡运动》，让我们共同回顾抗日战争期间广西佛教界的爱国救亡活动。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桂林佛教的活动源远流长，却又数度沉浮。至本世纪20年代，广西当局明令禁佛，使得佛教活动更是雪上加霜，几乎降至历史上的最低点。然而自“七七”抗战爆发以来，日本侵略军的暴虐行径不仅激起了广大民众团结抗战的决心，也焕发了一向深居禅院而面壁修行的佛门弟子救国护教的热情，他们于1939年4月在省城桂林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广西省佛教会。其《成立宣言》宣称：“今者全国抗战正在开始，吾人正宜趁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领导全省佛教徒，站立第一条战线上，一现我佛威德。”，这是当时参加佛教会的300多名僧侣、居士的救国心声，也是广西佛教界正式向日寇发出的战表。

广西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清凉法师，是虚云老和尚在南华寺早期的侍者（广西佛教协会供图）

为了提高佛教徒抗日救亡意识，广西佛教会主持人暮茄法师特著文论述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每个中国佛教徒肩负的历史使命。他提出，目前整个世界都进入了革命与战争的新周期，一面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发展到了最高潮，尖锐地起着分化和对立，妄图以灭绝人性的侵略和屠杀达到重新瓜分世界的罪恶目的；一面是被损害被侮辱的民族及广大的革命大众，起来要求自由解放，掀起了空前的革命怒潮，向帝国主义的刺刀报以坚决的大反击。这是人类与野兽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残酷现实，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没有的一篇血腥史诗。面对血与火的国际形势和日本侵略者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民族大屠杀，暮茄严正激昂地发问：“我们佛门弟子应该怎样对付？作为佛教徒的一分子，我一点不迟疑地回答：针对无佛心也无人性的疯狂侵略，展开我们佛教本位的庄严而神圣的佛事！我想连感觉最迟钝而顶鳖脚的佛教徒在内，也不反对我们收稿这个回答吧。因为我知道只要和佛门有点缘分的人，都懂得以菩提为因，以大悲为根本，以方便善巧为究竟这几句遗训的意义的。时代要求我们暂时地告别深山大泽，向着有广大群众的地方涌去，涌向农村，涌向工场，涌向兵营，涌向交通站，涌向一切在战争中受苦的群众中去，以清凉的佛法去净洗人间的烦恼。我们要确遵佛的遗训，认定有一众生没有度出苦海，即法身还有一分没有圆满，这样才能够出入天堂地狱之间。我们的口号是：‘服务即弘法，广大民间是道场’。”

暮茄法师深信，只要紧紧依靠佛教思想深入民间的深厚社会基础，充分发挥佛教思想的积极因素，扬弃以讹传讹的封建迷信色彩，从佛教正统的立场来展开对敌的宣传战、文化战，无疑将会很快形成支持全面抗战的有生力量，同时也就是人类彻底解放的信号。1939年5月19日，印度国际大学教授兼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先生从印度归国，抵达桂林，广西佛学会特邀谭先生为桂林佛教徒讲学，讲题为《大乘佛教要义》。他着重指出世人对佛教多有误解，如认为凡出家念佛，即等于脱离红尘与世隔绝，不问人间是非，这是一种主张“逃世”、不爱国家的消极弃世思想。谭先生说，这是世俗对佛教教义的极大误解，也是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道大障碍。其实佛教历来积极倡导普度众生、救世救人，而批判洁身自保的消极逃世。如佛祖（释迦牟尼）以太子身份，因感众苦，悲悯众生，舍离一切恩爱富贵，出家苦行，成道度生，发大宏愿“度尽众生而不见有一众生为我所度”。佛教也不是不爱国，而是由衷的爱国主义者，最爱护国家，一贯主张把上报国恩放在教义的首位，因为“无国就无法卫道”，所以佛教经典中就有《仁王护国经》、《报国土恩经》等传世。中国佛教会会长敬安禅师说：“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更表达了佛门弟子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

5月20、21日，广西佛教会还与桂林政界学界联系，请谭云山先生先后至省政府、广西大学、桂林两江师范演讲《中印两大民族合作及民族复兴》等问题，阐明中印两大民族团结合作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受到听众的欢迎。

图为1942年，虚云老和尚莅临桂林月牙山寺（广西佛教协会供图）

虚云老和尚和道安法师（广西佛教协会供图）

广西佛教会成立以来的数年间，国内一些著名高僧如虚云法师、太虚大师等都曾来桂讲经，受到桂林佛教界和一些党政要人的欢迎。桂林佛教徒由原来的30多人发展到1400余人。李济深、黄昆山、申甫天、张心仁、胡蝶等政要名流均在桂林饭依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