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广西佛教会成立战时服务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编者按：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是中华民族抵御日寇入侵的艰难岁月。十余年中，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国难当头，广西佛教界同仇敌忾，他们成立广西佛教会，志在抗日救亡。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冯力行、唐国英合著的《抗日战争期间桂林佛教界的爱国救亡运动》，让我们共同回顾抗日战争期间广西佛教界的爱国救亡活动。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世人皆知，佛教有着许多十分严格的清规戒律，尤其是对于皈依佛门的僧侣，更是铁面无情，绝不能越雷池一步。比如要求教徒“戒杀生”即列为佛教“五戒”之首。因为在佛门看来，杀生即是对自然界平衡和谐的破坏，是一种极不道德的罪恶行为。三千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学派的起因之一，就是看见农夫在锄地时露出地下的虫子被飞行中的鸟儿啄食引发救世之心而毅然出家修行的。既然虫子的被食尚且违背佛祖悲天悯物之心，因而告诫信徒们对自然界有生命的动物都应该尊重其生存权利，严禁任意杀伤，那么当今日寇进犯我国，眼见敌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我佛门弟子将何以对待呢？任其肆虐而亡国灭教，自然非佛祖的本意，一旦抵抗又必然引起杀伤犯戒，这在客观上不仅成了佛教徒参加抗战的一大障碍，而且也影响着千百年来深受佛教意识支配的广大民众的抗战积极性。据此，广西佛教会认为，这是世俗对佛教教义传统认识的偏见，必须大力宣传正宗佛教关于“降魔除害”的理论，义正辞严地纠正教内外的糊涂观念，使其从认识误区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广西省佛教会《宣言》指出，“在二期抗战正在开始，总动员方案又于此时通过，设无一正式领导之佛教团体，不但不能统一佛教的意志，反足以因守杀戒而影响于非战之误解。因佛之根本五戒，杀居第一。今暴日侵略，抵抗则犯杀戒，不抗又无以图存，此理不明，实难自处。须知，佛具慈悲威猛二德。譬诸人生二子，一贤一不肖，贤者奖励之，慈德也；不肖鞭挞之，威德也。暴日之强横，等于劣子之犯上，倘不抵抗，其结果必致因破均势而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战。果吾人能全国总动员，与暴日以重创，则均势可保，和平可期。否则，暴日之侵略与吾人不抵抗，厥罪维均也。”

佛学专家谭云山教授在桂林的多次演讲中，也针对“戒杀反战”的错误观点指出，佛教戒杀是针对一切不正当与为私人贪口福之杀生而言，不能与为国为民除害的正义行为混为一谈。他说“佛教中降魔的事实，多如牛毛，可为证明的。今暴日无理侵略，屠杀我民众，简直是魔鬼。我之杀敌，即是降魔。杀一魔而可以护国土、安民众，我杀他是应分的。故佛教徒不但不反对抗战，并且应主张抗战，实行参加抗战。因而佛教的教义绝对于抗战的前途有益无害，于国于家于身于心都蒙莫大利益。”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巨赞在《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也鲜明地表达出这个观点，他说: “我们以为，佛不许可侵略，所以鼓励抗战。佛教徒是应该参加阻灭侵略的抗战阵线的。同时对于民众的动员，佛教徒也可以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

道安法师在柳州鱼峰山（广西佛教协会供图）

根据佛教降魔除害的佛理，一些有影响的高僧、法师、居士们也纷纷出面号召佛门弟子走出禅房，投身抗战。《狮子吼月刊·创刊词》中引用广西佛教会会长道安法师的话说：“时代不允许我们做桃源之民。祖国在腥风血雨里面，袱着憔悴沉痛地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在动荡的大时代下，来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这些龙华会上同称海会的一群，该争点儿气吧！不要给人做酒余茶后的呻吟材料，说是‘千年睡狮呼不起’！”。

桂林佛教界关于佛学抗战的见解，也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译室的谭辅之曾从佛学的哲学思想阐明佛教的唯心论有助于集中国民抗敌意志的作用。他在《精神总动员与唯识论》一文中说：“一般人太把佛学唯识论看得空洞虚玄了，以为这是厌世的人的遁世之方。其实，唯识论并不是主观臆造，而是心力专注；不是虚妄空谈，而是身体力行；它有科学的根据，它能适合于现实，它是国人颓废生活、混乱思想的良药。它也是我们所修身养性、集中心力、锻炼精神、发挥伟大行动的一种原动力。……我们只就和国民精神总动员有关有助的方面说，一种高尚的教理，一种精微的学术，在任何时代，对于社会，对于人群，都是有关系、有益助的。佛之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佛之舍小我而救众生的观念，佛之摒却一切世好，而一志作救人救世工作，佛之苦修力行，都是目前抗战中国民修养训练最好的榜样，而由佛所隐示为后人所阐扬的唯识论，更为目前精神动员之良好方法。”象这样能够从佛学理论的角度，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地把佛的旨意与神圣抗战建国大业联系起来而著文参加讨论的例子还能举出不少。他们这样在教内教外相互配合，从思想上提高佛门僧伽和广大的善男信女的理论认识，对于动员全民抗战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1939年6月以后，广西佛教会开始发起和建立各县佛教会，加强集体自我教育，成立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多次募集救国公债，发动寒衣募捐救济难民，参与滑翔机捐献，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衣，组织会员到医院慰问伤兵，开展代写书信、端茶送水等服务。每月15日应例主持超度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的法事。在自我教育方面，每日晨6时讲课二小时，每周五下午学习哲学二小时，均结合抗战形势，提高思想认识。

巨赞法师（广西佛教协会供图）

1940年秋，万均（巨赞）法师进一步指出，由于广西政治开明，政策宽松，特别是文化界的热烈支持，马上可以集合部分在长沙参加救亡工作的僧青年同志，来完成“佛青”、“佛救”、“佛抗”未完成之工作。同时，他还想用生产化、学术化的原则，组织一个实验丛林，为全国佛教界之倡。万均还曾亲任青年服务团团长，在湘南一带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刷出大幅标语“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坠地狱”，如暮鼓晨钟，警示过往行人。他们还参加劳军、出壁报、编佛教特刊，参加各种抗战纪念会、讨汪大会以及为前方将士征募寒衣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