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推动了佛教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编者按：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是中华民族抵御日寇入侵的艰难岁月。十余年中，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国难当头，广西佛教界同仇敌忾，他们成立广西佛教会，志在抗日救亡。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冯力行、唐国英合著的《抗日战争期间桂林佛教界的爱国救亡运动》，让我们共同回顾抗日战争期间广西佛教界的爱国救亡活动。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桂林佛教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得力于两大因素：第一，得到外省一部分新佛教运动者的支持；第二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而获得这两大因素的关键人物就是巨赞（即万均）法师。

所谓新佛教运动就是指近代中国佛学界的一个新派别，他们极力主张破除世俗佛事中的迷信色彩，以及把佛学殿堂当成僧侣骗人钱财的场所。佛教徒决不是传习巫术、播植迷信以为生活来源的巫师。新佛教运动者认为，释迦牟尼创始的佛教理论就是彻底破除迷信的理论，甚至连占卜星相、运气炼丹也在禁止之列。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即使到了唐代，一些禅宗寺院里一直没有大殿，不塑佛像，寺院人员都采取劳动自给的办法，参禅不忘种田，俨然是经院式的学术研究处所。只是到了宋明以后，世俗的僧侣才逐渐给佛堂蒙上一层神秘面纱，靠花言巧语宰香客过日子。

新佛教运动是佛学界的一次革命运动，发起于晚清的同治初年，杨仁山大师在南京开办“金陵刻经处”，试图将“道丧千载”、号称“基本佛学”的相宗典籍原本校刊出来，接着创办一所学校（抵桓精舍），培养一批学者，直接从梵文、巴利文原典改校历来汉译的谬误，作为新佛教运动的理论依据。当时一些著名法师如苏曼殊、谛闻、月霞，佛学家欧阳渐，学术界的章太炎、陈三立、梁启超以及稍后的太虚法师等，都是新佛教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巨赞法师（广西佛教协会供图）

巨赞法师不仅是一个新佛教运动的拥护者，而且是位年富力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既对佛学经典有深刻、独到的研究，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对哲学和社会科学均有较深的造诣，在佛学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大有“登高一呼，众山悉应”的号召力。抗战爆发以后，他在湖南南岳创办佛教学院和华严研究社，推行新佛教运动。1940年初，他来到桂林，参与广西省佛教会工作，主持《狮子吼月刊》，并凭着个人的私交联络新佛教运动的宿老欧阳竟无、太虚、暮茄、弘一等人以及文化界的田汉、欧阳予倩、张志让等为该刊撰稿，使桂林佛教救亡运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自1940年初以后，桂林佛教抗日救亡活动曾经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更与巨赞有着直接关系。原来巨赞在出家前的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产生悲观情绪而饭依佛门，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潜心研究佛学，遂成为新佛教运动的后起之秀。抗战兴起，国共合作，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巨赞也在南岳办佛学院，宣扬新佛教运动。一次，田汉（时任军委会政治部三厅艺术处处长）来南岳干训班讲课，不期与巨赞相识、相知，遂介绍他与叶剑英见面。叶剑英说，抗日战争不是个人的事情，建议佛教界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在叶剑英和田汉的帮助下，巨赞组织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叶剑英亲自参加了成立仪式并作演讲。此次演讲的记录稿以《普度众生要向现实敲门》为题，发表在1939年5月29日的桂林《救亡日报》上，在桂林乃至全国宗教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此时正在酝酿、筹备成立的广西佛教会动员其僧徒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紧扣“普度众生”的佛理，首先指出，假使敌人的进攻发展到了南岳，是不是不岐视中国和尚？近两年的中日战争可以证明，日本是一样要杀和尚，而且还要把和尚驱赶到前线去。因此，“做和尚绝对不能逃开这个现实问题。”“你们的《宣言》写着：‘在这两年当中，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深深地领教了日本军阀的残酷，感受侵略战争的痛苦……在这严重的生死线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把敌人赶出去……’今天的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大众，不论僧侣，都必须将共同的敌人赶出去！拿起我们的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你们的道场，找出我们的出路。”他接着指出：“许多人误解佛教的理想是寄托在人间以外，把一切的痛苦都要向世外去求解放，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人就离不开人类社会，我们要求解放，只有向人间去，而个人的解放，又是和整个人类互相关联的，要求个人解放，只有在整个人类解放中求得。”“我们求解放，就不能脱离现实，因为你们为着保卫自己的道场，只有顺着现实行程向前进取，绝对不要逃出现实。”“佛说‘众生度尽，方正菩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重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着重现在，不要妄想将来。”“杀中国的弟兄，以削弱日本的侵略势力。第二，要团结全国佛道教信徒，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尽一切可能去援助前线将士、战区流亡同胞。修道不是躲在禅房里，而是要到街头、到农村、到工场、到一切有着广大群众的地方去普度众生的。”叶剑英的讲话鞭辟入里，扣人心弦，可以说是对佛门弟子参加抗战的动员令、号召书，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叶剑英的讲话发表不及一月，广西佛教会发表的成立《宣言》和之后许多高僧、学者发表的有关佛门抗战的言论，其立论和论证过程大都受着叶文的启发，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之后，巨赞一面输送一部分学生到游击干训班学习，一面组织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到长沙一带开展救亡运动，由于和徐特立往来，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不满，只得离开湖南来到桂林。

巨赞一到桂林，立即参加了广西省佛教会的领导工作，并主编《狮子吼月刊》，得到进步文化人田汉、夏衍、柳亚子、千家驹、熊佛西等和国民党左派李任仁、陈肋先等的支持，与他们往来密切。巨赞主编的《狮子吼月刊》创刊号目录送国民党中宣部审查，因有夏衍等人的署名文章，被视为共产党的外围刊物而被扣，巨赞写信给田汉（田汉当时在重庆）表示忧虑时，田汉即回信鼓励他说：“临冰先生转来手书，乃知瑙衣人又向人间惹是非矣（注：因田汉赠巨赞诗中有‘锦衣不着着细衣，敢向人间惹是非。’意思说，敌人总是会改头换面变换手法破坏抗战大业，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敌人周旋）。抗战至今尚有这许多魔障，可胜浩叹。然挣扎出一自由幸福之国家，使之修成金刚不坏之身，悟出仁慧至尽之理，愈达成功，愈多波折，殆为必然。今者整个形势实为至险，我内外危机，实尚未突破，亦有人以为此非吾等潜修至道之时，而必须各排万难，从岗位上作进一步努力。”田汉的这番话大大地激发了巨赞对敌斗争的策略思想，一方面依仗桂系的支持，按计划出刊；一方面给中宣部留点面子，在版权页特别注明：“本刊已呈请中宣部暨内政部登记中，本刊已经广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给桂字二九九号证”，加上广西当局出面讲话，使国民党中宣部只好妥协就范，《狮子吼月刊》自第三期起获中宣部登记证，使佛教界有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宣传舆论阵地。

在桂林进步文化界的帮助和支持下，巨赞一人独力承担起《狮子吼月刊》的组稿、编辑、校对、发行工作，还开展通讯员运动，在广大读者中发展了一批通讯员，在“月刊”上开辟了“新佛教运动通讯网”栏目，交流全国各地新佛教运动和救亡活动情况，推动新佛教运动和佛教界救亡运动的开展。由于《狮子吼月刊》抗日色彩浓厚，影响日大，终不为国民党所容许。他们借机煽动佛教会内的门户之见，给巨赞的工作制造麻烦和障碍，使巨赞无法开展工作，便于1942年离开桂林到桂平西山去了。至巨赞离桂，《狮子吼月刊》共出14期，每期刊印二千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