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生：宋代居士佛教的全盛，圆悟克勤是重要塑造者之一

2023年12月7日—9日，圆悟克勤禅师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纪念圆悟克勤禅师诞辰960周年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明生副教授在论坛发表题为《圆悟克勤与宋代居士佛教》的学术论文。徐明生教授认为，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视域下，佛教在宋代的发展也迎来了重要的转型，其标志是居士佛教的繁荣。圆悟克勤禅师作为临济宗匠，其宴处笃修的品格、忠君爱国的情怀、激扬文字的禅风，都对居士尤其是士大夫居士群体产生了深深的吸引力，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塑造者之一。现摘录编发论文观点如下：

两宋（960-1279）是中国传统社会一段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期，也是历史学家包括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等学者关注的“变革”时期。在社会诸多层面的变革中，文教的发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许倬云先生从宋代崇文重教以及印刷业的发达，推测宋代识字人口应当为历代之最。“由宋代右文的传统、教育机构的普遍与印刷业的发达三种因素推断，……则宋代识字人口应当超过任何时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ecques Gernet）将宋代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认为宋代不仅有发达的文学艺术且影响及于明清，并且标志现代发端的事物城市文明与商业文明在蒙古入侵前已经从地中海延伸至中国海。与此相应，思想界在11世纪兴起一种自然主义哲学，这也标志着5世纪以来佛教对华夏世界支配地位的结束。“11世纪以复归传统而著称，标志着自5世纪以来佛教对华夏世界支配地位的结束。时、空不可测度，各种活物（魔、兽、鬼、人、神）通过转世而相通，这类宇宙幻觉全部消失而让位于可见世界。”谢和耐的观点与一般的思想史、哲学史叙述相一致，即在两宋时期理学（新儒学、道学）才是值得关注的主流，美国学者何复平反对思想史研究的标签化，即容易形成宋代理学昌明、佛教边缘化的印象。和一般思想史、哲学史中关注宋代儒学复兴（或称为“新儒学”）的固有叙述不同，不少学者注意到佛教对宋代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格雷戈里（Peter N. Grefory）甚至称宋代为“佛教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研究表明，宋代是佛教发展的繁荣而非衰落时期。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足以称之为中国佛教‘黄金时代’的时期，那么宋代可以说是最适合的。”与隋唐佛教的诸宗竞秀不同，宋代佛教所呈现的，是禅宗枝繁叶茂、文人士大夫栖心禅学、与禅师激扬酬唱的景象。“宋代是官僚士大夫参禅学佛活动全面展开的历史时期，它在当时造成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风气。”宋代士大夫参禅之盛，南宋道融禅师《丛林盛事》卷上载岑禅师为归云本和尚《辨佞篇》作跋云：

“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投子颙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郑国公社稷重臣，晚岁知向之如此，而颙必有大过人者，自谓于颙有所警发。士大夫中谛信此道，能忘齿屈势，奋发猛利，期于彻证而后已。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般般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挥电扫，脱略世俗，拘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涘。然士君子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拟栖心禅寂，发挥本有而已。”

《丛林盛事》的记载表明，虽然宋初不少士大夫有排佛言论，而北宋以来归心佛教尤其是禅学的士大夫不少，他们以禅门高僧为榜样，推崇丛林大德的道德文章，整体上看，官僚士大夫的禅学水平很高，不仅能够和禅僧“激扬酬唱”，成为析禅理逗机锋的对手，亦是能够登堂入室的方外道友。站在禅门的角度看，士君子栖心禅学的追求，原本就是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和唐代的文人相比，宋代文人对待佛教及禅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何复平认为，唐代文人捍卫并赞颂了佛法，但把寺庙碑铭等作品构造的庄严的文学空间“归还”给了僧伽，而“宋代的文人们以一种专注的态度来学习佛经。他们不仅将佛经视为真理之源，更试图通过对佛经的学习来实现对社会和学术界的全面改造，并藉此改良和推广传统的礼仪。”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参禅学佛、汲汲于游走丛林，造成居士佛教的全盛局面。丛林对于宋代的文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主要在于其中乃“道德所居”，禅门高僧大德的道德文章是吸引文人士大夫的重要原因。圆悟克勤就是一位禅学素养精深、人格魅力极大的禅门代表，如果说两宋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是居士佛教的全盛时期，圆悟克勤禅师的弘法活动居功至伟。

士大夫居士参禅，唐代已肇其端，而宋代文人居士的参禅，不仅在水平上有了很大提升，并且在社会层面带来了更大的影响。“宋代居士对时代社会的影响，可以归纳为施政兴利除弊、树立人格典范、推广行善风气、扮演护教角色等四点。”如果说唐代士大夫居士的参禅主要出于个人精神生活的追求，那么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参禅同时兼具了社会现实的需要。而其中，丛林大德的个人品格以及禅学的发展，都是文人士大夫依于禅门大德的重要原因。克勤对士大夫居士的吸引力，同样也源自其个人魅力及其独特的禅学特色。

克勤虽然是出家人，但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克勤的出身与教育背景，使得克勤身上有一种天然的家国情怀。《圆悟禅师传》载其为“彭州崇宁县骆氏儒家子”，儒学的教育是克勤思想的底色，在成长与弘法的过程中，克勤时时表现出对忠孝的宣扬以及爱国的民族精神。克勤蒙宋高宗扬州召见时对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统万殊。真俗虽异，一心初无间然。”在“一心”的基础上，克勤统一了世间与出世法，为弘扬孝道提供佛教的论证，也加速了禅法与世间法的融合。《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六载，克勤住南康军云居真如禅院，升座时为高宗祝寿云：“道德迈昔五帝，威灵超前百王，圣寿等南山，萝图齐北极。二圣早还玉驾，万国俱贺升平。”除了称颂高宗，克勤还表达了对二圣还驾，天下升平的期望，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七载：“进云：‘佛出世后如何？’师云：‘遍界不曾藏。’进云：‘但存心地无诸恶，刀剑丛中也立身。’师云：‘铁石身心报国恩。’”在克勤的禅学中，求佛与报国恩是统一的。《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七亦载有克勤对官僚士大夫的法语：“乃忠乃孝，为国为民，为圣主之股肱，作明时之柱石。”克勤勉励士大夫发扬忠孝精神，成就为国为民事业。对天下、民族、家国的关心，使克勤禅学体现出鲜明的融合世出世间的特色，因而非常契合士大夫的心性追求。克勤禅学的这一特色，同样体现在其弟子身上。“继圆悟而后，临济宗以大慧宗杲、虎丘绍隆为代表，别开大慧派与虎丘派两大系统，其禅法同样颇为契合于士大夫的心性追求。特别是南宋的禅宗发展，以大慧宗杲所倡导的爱国禅影响之下，从心性参究的追求转向了对忠君爱国之义褒扬，通过参破生死之关，造就了一批忠义气节之士，更在宋室南渡时达到了一个高峰。降及元、明时期，倡导忠义与佛性一体统观的大慧禅法，一直对士大夫参禅学佛有着内在的吸引力量。”克勤及其门下将儒家忠孝等观念与禅学的结合，使临济禅在士人层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以来的儒释合一思潮。

克勤的《碧岩录》为宋代文字禅的代表性著作，文字禅的提倡，也使丛林与士人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话语。“《碧岩录》对文字禅的贡献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开创了垂示、著语、评唱和举古、颂古相结合的评唱体，革新了文字禅的表现形式；第二，适应了僧俗两界参禅悟道的实际需求，扩大了文字禅的参与主体；第三，详细论述了‘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忘言’，深入推进了文字禅理论的探索。”克勤对文字禅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在于推动士大夫居士对禅学的参究，文人士大夫天然对文字尤其是诗性语言比较关注，文字禅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很可能是禅宗主动迎合文人士大夫兴趣的主观行为。“宋代的居士层也已经对评古颂古多加研究。由此甚至可以说，圆悟克勤《碧岩录》等颂古著作的创作，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针对居士层的需要而发心评颂的。”克勤弟子宗杲有焚毁《碧岩录》刻板之举，曾批评道：“逮宣政间，圆悟又出己意，离之为《碧岩集》，……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心术坏矣。”宗杲的批评，恰恰反衬出文字禅对士大夫居士的强大吸引力。也有学者认为，佛教文学的兴盛是居士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比起唐代的前辈，宋代僧人更乐于通过撰述各类诗文作品让世俗读者认识佛教，包括诗歌、碑记、墓志铭、序言、书函等各种不同的形式，此外他们也乐于汇编自己的笔记。这些著述通常被归为文学作品，由此文人们对佛教获得了更丰富的理解途径，他们与佛教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当然，禅门重文字可能不仅仅是顺应时代之风潮，也可能为俘获士大夫群体，同时回应士大夫群体对丛林的批评。“公元1170年以后，护教的言论变得比较少了。”其中首要的原因是“圆悟和大慧具有一种非凡的、几乎是克里斯马型的（charismatic）魅力，这使得其他教派的僧人有点黯然失色，同时也在禅宗内部巩固了临济宗的优势地位。”克勤推动禅学在士大夫居士中的传播，客观上也起到了护教的作用。

何复平对宋代文人佛教观变化的研究表明，宋代文人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佛教史书写方式，而这一新的书写方式是禅宗所创。“在唐代文人看来，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一个不断进步、逐渐成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慧远、鸠摩罗什、智顗、玄奘等众多的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在宋代一些文士看来，在达摩来华以前，人们仍是沉沦于苦海当中，僧人在译经著论上固然做了许多工作，但这些工作非但没有助人悟道，反而成了一种误导；如果说佛教确实减轻了中国人的苦难，那么也只是在禅宗出现以后。”禅宗强调“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从而解构了两汉以来的佛教史的书写和理解方式，其意义在于使佛教进一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佛教所关心的核心命题、佛教的表达方式、语言系统都越来越具有本土特色，无论是道家式的表达，还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宣扬，都使得佛教尤其是禅宗文化深深地渗入本土文化骨髓，也在根本上塑造着人们的文化心理。

在克勤等丛林大德的努力下，参禅习禅逐渐成为文人群体的自觉，与文人的精神世界及生活世界融为一体。“佛教远没有被推到中国文化的边缘，而是融入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克勤与士大夫居士的交往，推动了宋代居士佛教进入全盛时期，使佛教文化深入文人士大夫的心灵，甚至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宋代为佛教“黄金时期”的重要依据。

本文引用部分论文内容，详细资料请阅读原论文《圆悟克勤与宋代居士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