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昭觉寺的文教革新｜圆悟克勤禅师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

2023年12月8日，圆悟克勤禅师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纪念圆悟克勤禅师诞辰960周年活动在四川成都隆重举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吴华博士在论坛发表题为《佛教近代化运动中的成都昭觉寺文教革新》的学术论文，吴华博士从黄夏年先生所主编的多套民国佛教期刊文献入手，通过对近代以来四川佛教教育发展的历史图景，理清昭觉寺在整个四川省佛教界中的文化教育发展脉络。以此观察地方庙宇如何在特殊年代被裹挟进时代浪潮之际，试图以文教革新伸张其宗教主体性，以及作为个体的庙宇之于整体的佛教界的生存意义，从而为客观评价昭觉寺在佛教近代化运动之中的历史定位奠定文献基础。兹摘录其重要观点如下：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吴华博士发表主题演讲

佛教近代化运动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在列强入侵之中国家分崩离析，政治时局动荡不定、经济水准每况愈下，文化冲突日新月异。在社会各方面压力的冲击之下，中国佛教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在非常被动的环境中不得不主动与时偕行，逐渐由传统相对保守的丛林生存模式转变为积极介入社会的新型发展模式。无论是在佛教制度的更新与佛教团体机构的成立、还是佛教教育思想的落地与义理观念的社会化转型，抑或公益慈善的积极开展，以及与社会名流的关系协调上，佛教界均产生了一系列的变革运动，反映其作为整体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思潮相进退，与精英民众相影响。对这一运动，我们可以称之为佛教近代化运动。

成都昭觉寺八角亭^[1]

佛教近代化运动离不开宋元明清的社会化阶段，其中尤以晚清民国为激烈转型时期。虽然在目前公开文本记载中，民国昭觉寺连寥寥数语都谈不上，只有一句“民国八年（1919年），朱德曾在昭觉寺避难”。以其请颜楷所题于1921年（辛酉年）由周官和所送“应世人间”牌匾为证，定能说明民国时期之昭觉寺仍然是不容小觑之存在。

“应世人间”牌匾（吴华摄于2023年11月21日）

昭觉寺在四川省佛教界中的文教定位

1912年，民国创生。“中华僧教育会”遵从总统孙文、副总统黎元洪及革命党元勋黄兴的指令改为“中国佛教总会”，选寄禅为会长。1913年，成都召开四川省佛教徒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四川支部”，以文殊院方丈德风为会长，昭觉寺方丈照坤、宝光寺方丈应明为副会长^[2]。支部成立以后，命禅安在昭觉寺创设四川佛教师范学校，以圆乘为校长、雪岑主讲席、禅安任教务长。闻讯前来报名的很多，从外县报名入学的即有90多人。1913年，四川佛教师范学校开学^[3]。可惜的是，因为经费短缺，此佛教师范学校仅仅维持一个学期就停办了。^[4]

1915年，袁世凯将“中国佛教总会”改为“中国佛教会”，各省县设立“分支会”。四川设立了佛教支会，各府州县设立佛教分会，公推文殊院德风方丈为支会长。又设佛教学堂于昭觉寺，道钦管理疏牒斋务、圆乘任监督。^[5]此处之佛教学堂与前之四川佛教师范学校或许是作为四川省级佛教组织业务范围之事，只是受时局影响不得不开设，而在开设过程中又因为经费短缺而不得不停办。

1919年德风逝世，四川省佛教支部由大慈寺方玉、昭觉寺了尘代理，二人联函请圣钦回川主持佛教会工作。圣钦返回四川，在四川省佛教支会改选中担任总务长，代行会长职权。圣钦是积极从事新型佛教教育的僧人之一，“一再提议在各丛林创办各级佛化学校，招收各县寺庙优秀僧青年入校学习，以提高佛教徒文化和政治水平。”^[6]

^[7]1922年，禅安初任文殊院方丈，与成都几大丛林协调之后，共同推举圣钦为佛教支部会长。1924年10月，中国佛教会令四川支部改为“四川省佛教会”，佛源当选为会长，圣钦为总务主任，宝光寺圆性、文殊院禅安为副会长，昭觉寺觉照掌管财务章，大慈寺方玉为总务长，草堂寺戒乘为评议长。^[8]

1921年至1928年间，由佛教会负责筹措经费，各寺庙纷纷创办佛化小学校，以造就僧才，阐扬教理。1921年2月，宝光寺创办宝光寺小学校，果澈任校长。1922年2月，文殊院兴办文殊院小学校，法光任校长。1923年2月，昭觉寺和大慈寺同时创办各自名下的小学校，觉照和超越分任校长。1927年，川主宫兴办新繁佛化小学，普性任校长。1927年，四川佛化通俗讲演社成立，分为四组：第一组设文殊院，由昌圆任主任；第二组设昭觉寺，由觉照任主任；第三组设大慈寺，由超越任主任；第四组设十方堂，由果澈任主任。1928年5月，草堂寺也创办了草堂寺小学校，本智任校长。当年的《佛宝旬刊》报道此举，盛赞其是“未雨绸缪的好计划”“非深谋远虑的和尚决定不干。”^[9]仰赖当时深具远见卓识的高僧大德的坚持，处于新兴阶段的成都佛教教育逐渐步入了正规。

1938年，太虚参观四川佛学院后，向全体僧伽发表了一场关于僧教育的讲演。在讲演中，他明确指出以往讲经说法式的僧教育的错误，提出当时所需要的僧教育应由习律、学教、修证三个阶段加以完成，并提出当时能够适应实际需要的僧教育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为时间稍长的补习学校，选择较年青的僧众，授以三至六年的普通课程，略等于中学；另一类为多数僧众极需的短期补习教育，时间以半年或一年为限，以提高僧众的佛教常识、僧务常识、国民常识为目的。^[10]太虚鼓励四川僧众按照四川的情形尝试筹办“有系统的教育”。在太虚演讲后不久，昭觉寺住持智光响应太虚大师的号召，开办西川僧众补习学校一所。敦请太虚为校长，智光自己为副校长。^[11]1939年8月2日，昭觉寺新任住持定慧履任以后，对学校教职进行了调整，以如一为教务主任兼授文学、慧教为经学教授、如岑为律学教授暂兼监学之职。^[12]

1940年3月4日，昭觉寺佛学院举行开学礼，共计员生40余人。此期教授略有改聘，校长定慧和尚新聘四川佛学院教授隆光法师担任文学，如一法师担任戒学，慧教法师任经学，隆智法师任常识”^[13]。

1941年，定慧继续改组昭觉寺补习学校，以更适应教学的需要。^[14]当年7月27日日本空袭成都，昭觉寺损失在十万元以上^[15]。8月31日，昭觉寺被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寺中历代传承保存的名贵古物均被炸毁，损失惨重^[16]。其补习学校受波及，但未停止授课。^[17]当年11月15日，四川省佛教会为四大丛林（文殊院、昭觉寺、草堂寺、宝光寺）请免定价购粮，其主要理由是各丛林田产屡经提用、田少税多，平时负担已感过重，若再益以定价购粮，实属无力缴纳，而各丛林均设有佛化学校，教育经费占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如予征购，则佛化学校之类慈善机构必将被迫瓦解，各丛林收容战后沦陷区僧众也将无力进行，各种社会救济工作都将无法继续下去。^[18]1943年9月，补习学校新招插班生10名；^[19]1944年1月，又招插班生20名。^[20]直到1944年8月，昭觉寺补习学校仍在坚持办学。^[21]

昭觉寺的文教革新与历史意义

纵观民国成都佛教之中的昭觉寺的文教举措，在整个民国期间，除前述所提到的四川佛教师范学校、中国佛教会四川佛教支会佛教学堂、四川佛化通俗讲演社第二组、西川僧众补习学校以外，还成立了四川省佛教会公立违戒僧伽忏悔所，组织过四川省佛教会僧伽救护训练班^[22]等等。在整个四川省佛教事业规划蓝图中，昭觉寺在四大丛林中的定位与施设，一直是四川省佛教界培养僧团人才、涵育佛门龙象的重要阵地。虽然在整个四川佛教界，民国昭觉寺的僧团及其领袖相对来说较为低调，并未时时处处立于潮头之巅，而是跟随大势所趋而有所着力。然而，每逢教内兴衰存亡之际，昭觉寺的文教革新定位，总是在教内起到中流砥柱之作用。

佛教近代化运动中，从社会上的庙产兴学到佛教界积极主动办学，是民国佛教界回应社会挑战的积极表现。虽然在很多地方，庙产遭到提卖，庙堂遭到霸占，僧尼遭到驱赶，但从整个大环境来看，随着佛教会的呼吁、抗议，加之佛化教育的逐步开展，政府层面还是不得不慎重考虑佛教团体的合法权利。《寺庙管理条例》《监督寺庙条例》等宗教政策的转变^[23]，就是最好的证明。

佛教以文教革新的历史意义，从短期效果来看，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护教保庙的重要作用；从长远效益来看，则是为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培植了人才。根据黄夏年老师的说法：“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24]

注释：

[1] 图见《弘化月刊》第170期，1955-07-25，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72卷，第261页。

[2]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宗教志》，第93页。另有材料表示当时的副会长为昭觉寺住持道钦、草堂寺住持道慧。民国时期人事变动频繁，不无可能，存以待证。见《20世纪四川全纪录》编委会编纂：《20世纪四川全纪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3]程燧撰：《仁寿县松峰雪岑上人事略》，宗性整理，未刊稿，由宗性法师提供。原文可参见《佛化旬刊》，第162-164期，见《民国佛教期刊集成》第128册。

[4]宗性整理：《禅安自述》，未刊稿，宗性法师提供

[5]释惟静著，释圆乘校：《佛教历史》，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圆乘序，第6页。

[6]宗性整理：《圣钦和尚自述》，《佛学研究》，2011年，第375页。

[7]《成都市文殊院历史沿革》（1769-1999），文殊院档案馆藏，第47页。

[8]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宗教志》，第93页。

[9]《四川草堂寺又成立僧小学矣》，《佛宝旬刊》，1928年10月2日，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33卷，第71页。另见：《草堂寺创办梵安佛化校》《佛化新闻》第203期第1版，1941年9月十八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9卷，第11页。

[10]《太虚大师在四川佛学院讲演词》，《佛教月刊》，1938年7月15日，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60卷，第51-52页。另见《太虚大师在四川佛学院讲演》，《佛教月刊》，1938年8月15日，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60卷，第63-65页。

[11]《昭觉寺开办僧众补习学校》，《佛教月刊》，1938年9月15日，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60卷，第79页。

慈云法师在1938年1月20日与27日两期的《佛化新闻》中回顾了昭觉寺的兴衰历程以及他企图在兴办佛学院基础上开展的诸如开设僧服厂以扫除不生产之耻辱；整理农业蓄水栽种，合并塔院补修堂宇，刻板字画用作宣传等等兴教革新方针。《佛化新闻》第32号第3版、第33号第3版，1938年1月20日与27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7卷，第119、123页。

[12]《昭觉寺佛化学校开学，下季开学之盛况》，《佛化新闻》第107期第2版，1939年9月21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8卷，第116页。

[13]《昭觉佛学院前日开学》，《佛化新闻》第128期第1版，1940年3月7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8卷，第157页。

[14]《昭觉佛化学校改组学院之声明》，《佛化新闻》第173期第2版，1941年2月6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8卷，第238页。

[15]《寇机袭蓉，昭觉寺的损失在十万元以上》，《佛化新闻》第201期第1版，1941年9月4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9卷，第7页。

[16]《省政府批慰炸后昭觉寺》，《海潮音》，1942年2月，第1、2期合刊。

[17]《佛化新闻》第201期第2版，1941年9月4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9卷，第8页。

[18]《四川省佛教会为四大丛林请免定价购粮呈文》，《四川佛教月刊》第12年第9、10、11期，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60卷。

[19]《佛化新闻》第298期第1版，1943年9月16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9卷，第185页。

[20]《佛化新闻》第315期第1版，1944年1月20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9卷，第185页。

[21]《昭觉学院继续招考新生》，《佛化新闻》第334期第1版，1944年8月7日，见《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9卷，第257页。

[22]《筹备佛教僧伽救护训练班》，《四川佛教月刊》第7年第11期，1937年11月15日，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42卷，第179页。

[23]陈金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以佛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4]黄夏年：《近代中国佛教教育》，《法音》，2007年第4期，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