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从戒杀素食护生看圆瑛法师的世界格局与现代眼光|第三届庐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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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从戒杀素食护生看圆瑛法师的世界格局与现代眼光|第三届庐山论坛

编者按:2023年5月20日, 由九江市佛教协会、北京三智文化书院主办的第三届庐山论坛在江西九江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佛教中国化与生态文明”,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佛教界高僧大德及社会各界300余人出席论坛。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佳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从戒杀素食护生看圆瑛法师的世界格局与现代眼光》的主题演讲。张佳从戒杀素食护生的视角重新梳理了历史,发现圆瑛法师在对传统中国佛教观念的理解和实践上,具有不逊于太虚法师的世界格局与现代眼光。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张佳论文重要观点如下: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佳(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文化)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佳(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文化)

以往教内外史料和研究中的圆瑛法师,时常被视为与改革派先锋太虚法师相对立的保守派代表。然而,当我们从戒杀素食护生的视角来梳理历史,便不难发现圆瑛法师在对此一传统中国佛教观念的理解和实践上,具有不逊于太虚法师的世界格局与现代眼光。在面临日本佛教对中国戒律的威胁,乃至现代性对佛教发展的挑战之时,他选择坚决维护戒杀素食的根本戒条与信念,并将其与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素食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和和平反战运动相联,为佛教中国化与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诠释。

一、批判“真宗化”:对戒杀根本戒条的维护

清末民初之时,日本佛教给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危机与启示的并存。早在太虚法师创办觉社、号召掀起僧俗二界的佛教改革运动之际,一些激进居士也直接嫁接近代日本的新佛教运动之名,以“了解人生真义,建设新的佛教”为口号,在宁波白衣寺创建“新佛教社”、发行《新佛教》杂志。就目前可见的六期杂志而言,几乎每期卷首多刊有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的文章。杂志在第二号上,还登载有一位署名陈建雷的《我对于佛教的怀疑》一文,对僧人“不能娶妻”“必须时时穿和尚衣”“不能吃一餐荤食”“必须与世隔离”“不能讲权利”“必须压住名誉心”“不能谋快乐”七个方面表示“很怀疑”。在他看来,娶妻吃肉、求名求利等都是人的天性,佛教不允许出家人进行这样的行为就是“侮视人之天性”;这些天性固然可以设法“减去一些”,但“决不能压住他不发生”。他甚至还以自己的见闻称岐昌和尚说当时“不犯色戒的和尚宁波只有两三个”,而自己“到几个熟悉的和尚地方去,他们有几个竟请我们同吃荤食”来指出,这些天性只要不“过甚”“并没有设么坏”。为此,他呼吁应当像德国路德创基督新教、日本亲鸾改革佛教那样对中国佛教进行改革,提倡中国僧人也可以娶妻、可以偶尔吃荤、可以求名利快乐,并将僧服当作制服、同时也应做入世救世的事业。 陈建雷对佛教的质疑和批评,无一不是指向作为佛教三学之首的戒律。亲鸾所创之日本净土真宗娶妻吃肉等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更是将佛教戒律问题推向中国佛教现代化革新运动的风口浪尖。就在此文刊登之后,佛教界掀起轩然大波,不少高僧大德纷纷撰文发表、予以旗帜鲜明的反驳。其首当其冲者,便是同在宁波宣传佛化运动的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在《新佛教》次一期的卷首,专门刊载了《释疑》长文来批驳陈建雷的观点。首先,他对“天性”一说予以佛教的阐释和更正:

嗜好色欲、美味、名利、快乐皆是妄想心、妄生染着,并非天性。夫天性者,清净本然,由来离染,种种嗜好贪求,乃违背天性之染心,为天性之障碍。佛教禁制,正所谓尊崇天性,何得反以侮视目之。天性灵明皎洁,喻如净镜,障彼光明。试观世人嗜好之心重,其天性必昏,足为证也。佛制戒律,令人断除妄想,修治心性。譬如魔镜,不但不使灰尘新增,且将旧有之痕垢,悉皆磨治尽净,讵非尊崇天性耶?非独佛教如是,即儒教亦然。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此即制物欲之私,复本然天性。

圆瑛法师以佛教之真义、辅以儒家之教化来阐释本自清净的“天性”——佛性,即从根本上抽离了陈建雷理论质疑的根基。对于陈言的七条怀疑,他还引经据典予以一一驳斥。尤其是对于当时日本僧人——包括不少中国僧人吃肉的破戒行为,他也特别强调佛教制定不能荤食的原由是出于戒杀。

圆瑛法师认为,修佛之人不能食荤,是因为佛家认为六道轮回,杀生必结冤业有碍解脱。即便购买现成荤食的行为,在他看来也属于需要偿还的怨债而当禁止。陈建雷不仅不批评友僧荤食的现象,反以此来提倡破戒,自然更是引起圆瑛法师的言辞呵斥。对于陈建雷所举岐昌和尚之言,圆瑛法师还表示自己“有信有不信”。就“不信”而言,一方面,岐昌和尚生平言行严谨,不仅不至于说出此语,且其凡有犯戒之人绝不与交、而圆瑛法师与其之间彼此有往来的好友就不下两千人;另一方面,僧界败类毕竟为少数,且岐昌和尚熟识僧界规矩、定知破解者必被逐出寺院,而不不必有此妄说。就“信”而论,圆瑛法师则指出,岐昌和尚时常言及“小乘身戒不犯固易持,大乘心戒不犯是难事”,由此推知岐昌和尚即便有陈建雷所言之语,也当是就大乘心戒而言,断不可被曲解误用。经过深入的剖析和缜密的反驳,圆瑛法师在文章最后大声疾呼道:

汝这一篇文字,就是引僧界入地狱之引魂幡,我见之身毛皆竖,不得不力为剖释。最后苦口奉劝,汝今后当自悔自悟,不可自害害人也。再劝界内外诸君,切勿染其毒,此毒较之瘟疫为尤甚,瘟疫但受一番惨死之苦,此毒一染,其苦伊于胡底,诫之慎之!

戒律是佛教教团建立的根基,对于佛教义理的践行、社会形象的维护、宗教积极作用的发挥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不杀生作为戒首、又是众多戒条中的根本。为此,当时印光法师、圆瑛法师、太虚法师和弘一法师等高僧大德纷纷在理论上与主张取消戒律的人士据理力争,积极提倡戒杀放生与素食护生的佛教传统。后来王弘愿引发的显密之争,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主流佛教界对不食肉和戒杀戒条的坚持。从圆瑛法师毕生的佛教实践和众多现今留存的演讲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戒杀戒条的维护和宣扬。

二、护生放生、卫生蔬食与动物保护

圆瑛法师出于对戒杀戒条的信奉,不仅坚决反对佛教徒食用荤腥,还一直积极向社会各界提倡护生、放生和素食。如1942年,他作为名誉会长、在北平莲池放生会成立时曾言及:

本会创立,专以提倡戒杀放生为务,圆瑛无任赞同!年来南北各善团,时有聘为名誉各职,概辞不就,惟戒杀放生功德,乃为予之素愿。

除了一如既往地以儒佛汇通来阐释戒杀放生、护生茹素之外,圆瑛法师在以上讲词中还透露出自己对当时国内外已经流行之动物保护运动的关注。文中所言“前在沪上发起创办护生会,提倡保护动物”,应当即指他1933年参与筹备的中国保护动物会。1933年5月25日,圆瑛法师曾在上海功德林出席中国保护动物会第一次筹备会议,且是三十余位者中为数不多的僧人之一。1934年,中国动物保护会正式成立,从戒杀护生的信仰角度积极支持国际动物保护事业。该会在成立次年亦成功获得上海市政府批发的戒杀放生政令,在动物保护节(10月4日)当天禁止全市进行任何屠宰活动,在当时引起轰动。

圆瑛法师对放生护生和动物保护并非仅出于对佛法的“迷”信,其背后也不仅有世界的眼界,还有科学的考量。如1934年中国保护动物会向中国佛教会函请,希望全国寺院都能仿照京杭寺刹收豢野犬的放生方式、拨地举办野犬收养所以全物命。但中国佛教会在圆瑛法师的领导下,则回复议决道:“犬性好鬥,有碍清净道场,不易豢养,但事属仁政,应先令京杭两市佛教会劝令各寺院即以余食酌为收养,以守门户而全物命。”此举显然相较于简单的核批或驳回,更能充分考虑到佛教教义的要求、道场的需求与现实的需要。1935年8月,圆瑛法师还与王一亭、关絅之、屈映光、姬觉弥、李证性等上海名流居士在中国保护动物发起“劝募放生弘法基金”,以现代基金的模式为保护动物会谋划长远的经费支持。

中国动物保护会和上海佛学书局此次联姻,不止体现出动物保护会的现代意识,同时也是中国动物保护会同仁对新式佛教出版机构——上海佛学书局的大力支持。上海佛学书局作为当时最大、影响最具的佛教出版机构,其本身是以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开展寓弘法于商业的事业。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并未认识到股票的优势,书局创办之初仅收到不足一半的股本,故也需要借这次联手中国保护动物发募放生弘法基金来填补日常运营的经费空缺,同时以按期交付动物保护会利息来各得其用。尽管基金会后来受战事的影响,并未圆满达到预期目标,但截至1939年第27次募款时,也基本完成了几近目标数额的半数。上海佛学书局也逐渐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

圆瑛法师对素食的提倡,也不单出于传统佛教和动物保护的观念。他曾专门就素食发表过一篇演讲(现以《提倡素食聚餐会》为名收录在其文汇之中),其文有言:

人生日用所需,饮食为一大宗,素食荤食,与佛教、与世界国家及世界人类,均有极大之关系。贵会之提倡素食,在表面上看来,不过一种饮食之事,在实际上论起,即是提倡佛教,造福于世界国家人类,至深且钜也。何谓提倡佛教?以佛之教法,持戒为先务之急……然戒法虽多,以戒杀为第一……以众生与我,形骸虽异,佛性本同,断不可以我强而欺彼弱,将他肉而养自身。若杀之食之,慈悲何在?今提倡素食,即本我佛慈悲宗旨,提倡戒杀之道也。

尽管此文与其平时在其他开示中的言说进路看起来并无二致,但实际上,这篇演讲是圆瑛法师在世界提倡素食会百届纪念会上的讲话。该会设立在上海功德林,以“提倡素食戒杀护生、扶扬佛化”为宗旨,自1934年12月开始,每月十号聚餐。截至1943年3月,该会已聚会达一百次。从该会的纪念刊来看,此会不但以佛教慈悲戒杀的角度解释素食的信念,还从吃素和吃荤的对比、“科学素食”的营养和卫生、“素食民族”的优势、世界素食的潮流等多重层面对素食予以赞扬和提倡。圆瑛法师这篇演讲,即是同太虚法师等人一同参加百届纪念会时所作。无论是中国动物保护会、还是世界提倡素食会,亦或是中国佛教会等许多其他佛教重要组织经常设址活动的功德林,其全名实际上是“上海功德林卫生蔬食处”,也从侧面体现出当时包括圆瑛法师在内的佛教界名流,正是以佛教戒杀护生茹素的方式,对世界卫生蔬食运动做出积极回应。

三、从戒杀护生到和平反战

圆瑛法师曾自言“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作为僧人又能如何“救国”呢?对此问题,圆瑛法师表示:

所以反复三思,民者,国之本也,民心既日积而日漓,则国势当愈趋而愈下。若欲挽回国运,先当纠正人心;欲正民心,必本佛教心理革命之学说,革除种种弊恶之心,复归谆善之心。民心正,天心顺,国家自有和平希望。所以奔走各方,宣传佛教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之主义,使人人感觉可以促进和平之实现。此即圆瑛站在僧界地位,欲尽卫教爱国之天职。

对于此次讲座在座的军人们,圆瑛法师还特别强调道:

杀生之事,本是伤慈,然立身军界,为除暴安良,保民护国,奉有军令,而与私意杀害者有别。若对私人份内,一定不可行。杀人为因,必招人杀之果;如无故杀人,以强凌弱,则处以军法,岂非等同自杀耶!故身以不杀为善。

显而易见,圆瑛法师对戒杀护生的重视还出自政治的考量。早在民国初年,圆瑛法师就曾发表《政教合辙》一文,希望政府能够大力提倡大乘佛法,进而达到“人人改恶迁善,反迷归悟,复还本有之天职,则不求平等而自然平等”的境界。在上海佛教净业社举行的佛诞纪念会上,圆瑛法师还表示纪念的关键之一,在于纪念“慈悲平等”的“佛德”。在他看来:

慈者与众生之乐,悲者拔众生之苦,平等而普济之;较之人类博爱范围,更见广大。若定限人类,但只爱人,而不爱物,则其爱不博,亦不平等。惟佛德无私,佛智究竟,了知十类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不但同类不可伤残,即异类尤宜怜悯,不可以强欺弱,横杀众生,自取果报。人能推此慈悲两字,以觉世导民,使人人都存慈悲之观念,都存慈悲之事实,自可挽回劫运,成就清净庄严之世界矣。

圆瑛法师在南洋槟椰屿谢氏宗祠的讲演上,还曾就“平等”之义做出阐释。在他看来:

现今世界国家,本此佛理而立政体,曰平等。一、种族平等,而无贵贱之分。二、政治平等,而祛专制之法。三、上下平等,各有被选之权。究之未至心理平等,难免弱肉强食,仍伏无限杀机,岂能成慈悲之政化,达和平之目的哉?若欲达其目的,必宜提倡佛教真理,救正社会人心,培养国民道德方可。

换言之,圆瑛法师认为真正的平等,在于以佛法的教化让民众能够做到“心理平等”,进而促进世界国家变得和平而庄严。在世界提倡素食会百届纪念会上的演讲上,圆瑛法师也曾进一步站在家国天下、和平反战的视野提出戒杀护生的时代意义。其文有曰:

何谓造福世界国家?以世界国家和平是福,战争是祸,战争之祸,必有其源,祸源乃由各国人民同业所造成。所谓同业者,即同造杀业之因,冤业聚会,同感杀伐之果。古德有云:“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以此足证世界大战,皆由杀业所造成。今提倡素食,果能普及世界各国,人人素食,不杀生命,即可止息杀机,各国共享和平之幸福。

何谓造福世界人类?佛经云:“汝负我命,汝还我命,我负(欠也)汝命,我还汝命,恶业俱生,穷未来际,不可停寝。”以此看来,杀生食肉,直以自杀,杀气满两间,酿成刀兵之劫,人类必遭杀害之苦。今提倡素食,由同会各会员同抱救人救世之本怀,努力前进,遍设分会于全世界,即可造福于全人类也。今日之纪念会,直接则减杀生命,间接即宏扬佛教,造福于国家与人类,实有足为纪念之价值,望诸君与世界各善心士女群策群力而提倡,则幸甚矣!

像这样围绕戒杀护生来推行佛教慈悲平等观念、纠正人心进而宣扬和平反战思想的言辞,可以说是圆瑛法师在国内外演讲中最为重要的主旋律。如在汉口市商会,他亦曾强调“旷观今世,人欲横流,杀机遍伏,毕竟从何挽救起,曰:‘必以挽救人心为前提’”;至于“挽救人心有何方法?”,则因“佛教以戒定慧三无漏学,不漏落于生死,对治人心贪嗔痴三不善根”,而“必以提倡佛教,为惟一方法。”圆瑛法师认为,“人心是造杀具之兵工厂,人心是统士卒之总指挥;若能挽之使归正轨,重公理而不重强权,重人道而不重武力,则杀机自息,杀劫潜消矣。”故而他再次提出“杀生之事,首宜戒止,不可杀生害命。蠢动含灵皆有佛性;昆虫之属,尚不敢害,况同类人道乎?举世能特此戒,则一切杀具,皆归无用矣。”

圆瑛法师不仅在言辞上推行戒杀护生、和平反战,还坚持不懈地将此观念落实到现实行为之中。他屡次参加各类素食放生活动、护国息灾法会,甚至领导僧侣进行战地救护、率团出访南洋筹募抗战资金、参与国际和平会议的原因,正是出于对戒杀护生的护持,以及对和平反战的希冀。在一次南京仁王护国讲经法会上,他亦曾强调道:

今但就戒学而论,即与世界有莫大之关系。戒者,止也。教人当止诸恶,身不行恶事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说恶话一不妄言、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意不起恶念一不贪、不嗔、不痴。身口意三业之恶不起,自然众善奉行。一人化于家,则成良善家庭;多人化于国,则成良善国家;多国遍于世,则成良善世界。

世界之治乱,全由人心善恶所造成。若欲求世界和平,定当宣传佛教戒学,戒学能得昌明于世间,则举世人心乱源止息,自可感召天和,而邀幸福。岂非佛教与世界有密切之关系耶!佛教戒法,可以补助世界国家法律之不及;法律但能治人民犯罪于已然,既犯法律,加以处分;而佛教戒法,可令人民畏罪不犯,而防非止恶,功效甚大。世界国家,应当共崇佛教。戒之一字,是救正人心之惟一善法,是挽回劫运之惟一方针。

四、结语

圆瑛法师在南洋新加坡工商学校演讲时,曾提及当时人们多以佛教为消极、为厌世而不生信仰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佛教经书义理深奥,未易领解,由难解故,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华与佛教之利益。二、佛教徒辈不事宣传,即有一二穷经明理之士,亦多蕴椟而藏,不行法施,所以世人少闻佛法。闻既不闻,信仰何自而生?三、法门广大,龙蛇混杂,凡圣交参。贤善之士,遁迹山林,韬光匿采,人多不见。不肖之流,偏在社会,出头露角,人多轻慢。因不信僧界,并不信佛教。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圆瑛法师一直致力于以自身恪守清规、热忠公益和僧教育、积极抗战救国等爱国爱教的形象,以及深入浅出、沟通儒佛、合辄政教的讲法来修正世人对佛教的偏见。在世俗化的危机和日本佛教的冲击之下,作为教界的领袖的圆瑛法师,还尤为注重对戒定慧三学之首的戒学、尤其是其首戒——不杀生的提倡。在他看来,不杀生应是世人了解佛法核心真义的首要法门。就传统佛教而言,戒杀是慈悲平等,是戒荤茹素,是放生护生。而以现代世界的潮流来看,戒杀还意味着卫生蔬食,意味着动物保护,意味着“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而达至世界和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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