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心：佛光山模式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了范例｜第三届庐山论坛

编者按：2023年5月20日, 由九江市佛教协会、北京三智文化书院主办的第三届庐山论坛在江西九江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佛教中国化与生态文明”，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佛教界高僧大德及社会各界300余人出席论坛。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期刊社编辑王丽心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佛光山模式是宗教中国化实践的范例》。王丽心直面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提出实践宗教中国化，首先要弄清楚两个基本点，一是什么不当做？二是什么积极当做？王丽心梳理阐述了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五大经验，为佛门复兴找到了可以复制的模板。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王丽心论文重要观点如下：

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期刊社编辑王丽心（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文化）

怎样实践宗教中国化，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什么不当做？二是什么积极当做？

“支持我国宗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之前，还有一句关键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一）什么不当做？要我们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上，还有做得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一些地方受经济利益驱动，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严重违反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扰乱正常宗教活动秩序，损害宗教界的权益与形象，伤害信教群众的感情，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关注。或僧人自身出现不如法的情况。种种行为，严重背离佛教本怀，败坏社会风气，与社会环境极不相应。上述行为就不当做。

（二）什么当积极去做？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宗教界人士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文化浸润、用现代文明影响我国宗教，推动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就是说：“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同时，还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在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使人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加高昂。

宗教“中国化”，如果可以理解为宗教的“时代化”，就是说，宗教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虽然，信徒在世界观上自不相同，但我们可以求同存异，淡化排斥性。就要“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共”。为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牢固意识，要使宗教更加地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同时，中国宗教界还要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的重任。而宝岛星云宗长开创的佛光山文化是佛教中国化非要好的范例。

佛光山模式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了范例

（一）对星云功业的评价。星云童贞入道，一生本着“为教争光，为己争荣”的信念，矢志不渝发大心行大愿。 他以病衰身躯弘法于全球各地，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紧张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及超常能力搭建平台，相互交流，民心沟通，其悲心恳切。佛光山的成就是佛教的荣光，其有1300余主体僧团，建有18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4间出版社、12家书局、50多所中华学校、16所丛林佛学院。最为惊人的是，佛光山以己之力，先后在洛杉矶、悉尼、菲律宾等地办了5所大学，信众百万。星云大师的全集有365本。2019年在内地出版有选集。

他是当代杰出的高僧。其功绩归纳为：

一条主线：为佛争光，以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让佛法利济人群为主线。

二大特点：会说能干。星云指出：一个人要很有才华（做好事），还要有人缘（说好话）。星云的开示生动活泼，皆是真心发露，可谓：“是真佛只说家常。”

三大贡献：1、星云对佛教在全球的传播，特别是佛教于西方国家安营扎寨，试图改变过去西方文化的输入方式，让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可反向输出。西方文化，以上帝视角看待子民，居高临下，处处可见的是竞争和对手。它们将科技进步的能力，说成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放之四海而皆准。星云借鉴西方宗教的传教方式，在西方开设寺庙，将《圣经》替换成佛教文化，以慈悲、平等的要义，化解霸权主义的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巧妙运用中华文化软实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佛教界的作用。2、为佛教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团队的管理能力与人才队伍的建设，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模式。3、面对两岸关系复杂的局面时，积极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是祖国统一大业的践行者。

五大经验：1、建寺安僧——在全球建立起最庞大的汉传佛教弘传机构。2、培养人才——建立起以佛教为主线的新型教育体系，用以培养各类人才。3、让佛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宗教。4、宗教对话——与各大宗教展开平等对话，展现出宗教领袖的胸怀天下的气慨。5、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机制。

星云是——1、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积极传播中华文化，通过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的贡献者。2、带动佛教事业发展的火车头。3、推动两岸关系交流、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先行者。

（二）星云接棒人间佛教思想。太虚在他的《建设现代中国佛教》一文中说，虚弱的、散漫杂乱的佛教徒也不能有气力，面对要迎合一切基层信众的要求——敬鬼神、求功名的风俗。面对寺庙的自养，佛门进一步落入了红尘之中。太虚勇于改革教制，发扬人间佛教的真精神。太虚一方面呐喊，唤起民智。另一方面寻找试验田，按照其改革的思路，整顿僧伽。虽然他奋斗和努力。正如太虚自己所说：“于自己主张的三大革命之失败，则说：‘归咎于自己的性情气质的缺陷和实行能力的不足。’”（见太虚《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依后人来看，太虚的实验就没有成功的范例，也就没有可以复制的模板。

星云接续太虚、印顺人间佛教的理论，发大心行大愿，打造出佛光山文化。他抓住全球化机遇，把佛教传播全球五大洲。星云一生建寺安僧，广度有情，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以己力，造就了一个“佛教王国”，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既发心又专业的队伍，这是最值得总结的地方。这支队伍是依靠佛光山制定的规章制度。

一个个的集体，特别是分散于佛光山总本山之外的团队，如何服务于整个集团？如何让其良好运转？这里的答案——依靠的是佛光山文化与制度。佛光山有十二条门规：“不违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财往来，无染污僧伦，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

除这十二条之外，陆续还制定了师姑制度、教士制度、员工制度、亲属制度等。在佛光山开山40周年之际，星云把历年所制定的组织章程、制度办法、宗风思想，集结成《佛光山徒众手册》，作为大家行事的规则。主要内容有：佛光山宗风清规、佛光山宗史、佛光山宗风等。

所谓“宗门清规”，主要为佛光山宗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各种办法——剃度办法、入道办法、调职交接办法、升职考核办法、奖惩办法、申诉办法、请假办法、休假办法、留学办法、游学办法、进修办法、医疗办法、出国旅游办法、徒众回乡省亲暨家济办法、徒众亲属往生安葬暨佛事办法、车辆进出管理办法、文物联合采购办法、员工聘雇办法等（以上选摘于星云著《人间佛教·戒定慧》卷一）

佛光山的“清规”与传统清规相比较，可以看出不是自立门户，而是契理契机的制度保障。他们制定的原则——好使、管用。曾经的清规，出现过两种情况，一是钉在墙上的文件。二是不能完全解决僧人、僧团中出现的问题。如，光靠单资解决不了问题时，只有多收徒弟，广交权贵。还有，如若僧人云游或进修学习，自己没有物质条件，僧团又不提供经费，只能个人借信众之力，达己之愿。既是出家之人，必守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然时代之变化，管理僧团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用制度补充清规，规范僧人的行为，让僧人更加六和安住。另外一条，多好的制度，也要有执行力和惩罚分明，这样的制度才能服众。

佛光山僧团能够光大于世，是因为有严格的制度保障。他们有：“传统与现代融合，僧众与信众共有，行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的指导思想。这样才有目标，才能有了归属感和向心力。

星云弘化五洲，心中自有一把度量衡。深知地球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有限，资源不能浪费。所以，他设计建造的寺庙，都是传统与时代结合，发挥多功能殿堂的作用，让殿堂成为佛像安处之地，也是众生修习的场所。比较我们的三大殿堂，只有早晚功课时才会使用，之后闲置一旁，静待瞻礼，没有发挥出更好地服务于信众的功用。

佛光山以十方供养的精神，服务信众，所以没有门票，也没有到处设立功德箱。因为服务信众也是行持，在平常日用中行持——“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佛光山文化中最重“礼”（纪律约束），但也重视“乐”（艺文陶铸）。所以，参访过佛光山的人们，不从信仰上讲，也能从艺文上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不同之人都能寻找到自己的兴趣之处。由于佛光山有众多的道场，为了管理这么多的寺庙，也就建立起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以及佛光山人的性格：“人间的喜乐性格，大众的融合性格，艺文的教化性格，菩萨的的发心性格，慈悲的根本性格，方便的行事性格，国际的共尊性格，普世的平等性格。”

久炼成钢，“常住第一、自己第二；大众第一，自己第二；信众第一，自己第二；佛教第一，自己第二。”这是佛光人先人后己的精神。

他们性格的培育从“三好”来——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从“四给”来，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五和”，自心和乐，人我和敬，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三）佛光山的成功模式，为佛门复兴找到了可以复制的模板。自明代以后，佛门衰微，甚至是宗风皆失。此时此刻，总会有“不忍圣教衰”的高僧，试图力挽狂澜，使佛门恢复士气。元末藏传佛教宗咯巴大师创造格鲁派，改变了藏传佛教的混乱状态。明末四大高僧、清末民国四大高僧皆是应运而生。当今时代，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但佛门仍没有彻底摆脱封建思想之束缚，面对时代的洪流，尝试佛门的改革时，其勇气、行动总是慢半拍。

固疾的根源在于——中国佛教协会传印会长借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四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传老以“四种危险”提醒教界，精神懈怠。换言之，便是宗教信仰淡薄的问题。传老悲心恳切地说：“深感能力不足，痛感面对许多事情束手无策，能力薄弱。我佛教界，面对伟大时代飞跃发展，也愈感到人才能力不足，致使许多事业开展不起来，或开展得不理想、不够好。”在面对脱离群众的危险，提醒我们要不断增强弘法意识，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对于脱离信教群众的危险时，就是佛门不能契合于时代。消极腐败的危险，自不用说了。

而宝岛的佛教，大胆尝试，力图守正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佛教新风。而星云宗长创造的佛光山文化，显然更为突出、影响更大，更为难得。他们的“专利”，也许是历史沉积的问题，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佛光山文化契合时代精神，可以为有志佛门改革的人们仿效、复制、接续其精华。

还有一点，星云的管理学是非常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要义。其“营销能力”是组织集中化的体现，但并不是顶层权力的增强，即鼓励更快的执行和决策。其理念是领导人明确任务、预算和时间，从而严格控制管理层，使之不容易分散精力。评估系统也变得更加灵活，以应对临时性、高度集中的任务。通过一个平台与后端管理资源联通，建立起前后利益的共同体。星云曾在其文章《佛教对应用管理的看法》一文中指出:佛教自释迦牟尼佛创教以来，就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学，佛陀所建立的僧团，也有健全的组织与完整的制度。他分别从佛教经典、丛林制度，以及佛陀对世俗社会的管理法做一次整体性的整合。出版了《佛教管理学》，全套共五册，内容分为《经典系列》《丛林系列》《弘法系列》与《两岸系列》四大主题，可说是星云弘法十方，接触了社会各界，结识了各阶层人士后，管理实务与理念的一个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