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四龙：星云大师是这个时代的“行佛”

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下午5时，传临济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圆寂。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四龙闻讯，特写小序，并分享2015年写的一篇旧文，寄托哀思。

李四龙与星云大师（作者供图）

文/李四龙

小 序

昨天是癸卯年元宵节，非常特别。清晨去北大校医院送别一位因新冠离世的老人，晚上在家惊闻星云大师圆寂的噩耗。尽管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但也忍不住内心悲恸。大师以一己之力汇聚万众之心，开创了足以写入历史的“佛光宗”。这里刊发我2015年写的一篇旧文，聊作纪念。

初识大师，是在2001年10月的纽约。当时大师告诉我，他在争取迎请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其实，早在1994年大师就已说了“两岸未通佛先通”，希望迎请佛指舍利赴台。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只是真切地感到大师对“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情意。从此以后，我很多次拜见大师、参加佛光山组织的很多活动，每次都能体会到大师对大陆、对大陆学者的亲情。在这样的交往中，我有幸能体会大师朴素的理念和伟大的人生。大师把佛教理解成文化、教育，在全世界办了多所佛学院和大学，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子女和佛门弟子有机会上学。大师有“举重若轻”的佛法智慧，一言一行曾化解无数人苦恼人生的千难万难，能把深刻的佛理变为隽永的故事、清新的词句。慈悲、平等，成就了大师。云水三千，不遗余力，大师成了这个时代的“行佛”。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星云大师全都做到了。中国佛教在星云大师那里，有了全新的时代风貌，在五大洲有了菩提种子。一生一世，能对佛教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放眼佛教史，这样的人物廖若晨星。

元宵节申酉时，月圆之始，大师舍报。哀思如水，清辉普照。

李四龙

2023年2月6日

星云大师，是当今佛教界当之无愧的高僧大德，是中国佛教界的荣耀。他所创建的佛光山事业，把中国佛教带到了世界各地，把中国文化馈赠给世界人民。大师的佛法，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佛法智慧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是禅宗在当代社会的新发展。

大师的事迹、著作，现在大家并不陌生。我的这篇文章，想从我个人的角度谈谈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希望也能借此探讨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把大师对当代中国佛教的贡献概括为：一个核心、五大方面、五个亮点。

一、大师的贡献，其核心是倡导“人间佛教”，展现人间佛教的时代内涵

“人间佛教”是太虚（1890-1947）大师最先提出的佛教改革口号，是要表明佛教“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者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虚大师全书·支论》）这位法师心目中的佛教，最初被他称为“人生佛教”，希望是能服务于现实人生的佛教。在他看来，佛教本该“契真理”、“协时机”，“适应现代之现实”。然而，从印度来到中国的佛教，受制于儒、道两家的思想而有变易，最终使中国佛教成了一种变态的家族制，成了替老百姓超度亡灵的风俗、迷信。他说：“佛教之来中国，以先有轨范人生之儒教，兴祭天、祀鬼、求神仙之道教。故承受发挥者虽在大乘思想，然以人生社会已为儒化所专有，故佛法应乎少数儒道之玄学者，则为禅宗兴，天台、贤首，游之之外；应乎一般民众之习俗者，则由净土、密宗而流为专度亡灵及鬼神祸福之迷信。随俗之习，而真正之佛法未能成中国之人群化也。且反受中国宗法社会、家族制度之影响；而将原来六和僧众之僧团，亦化成变态之家族制。”（《人生佛学的说明：十七年夏在上海俭德储蓄会讲稿》）在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局里，太虚期待着中国佛教经历一场革命。早在1913年，年仅23岁的太虚，喊出了佛教界要进行“三大革命”的口号：“教理、教制、教产”革命。不过，太虚的理念太过超前，并不能被时人接受，乃至于他自己都到最后在慨叹自己“失败”的原因。

斗转星移。太虚当年播下的思想种子，到今天已落地生根，甚至可以说是枝叶繁茂。在印顺、赵朴初、星云等诸位大德的努力下，“人间佛教”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星云大师的率领下，佛光山的实践让人看到了人间佛教的表现样式，让人意识到这种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纵观大师的弘法生涯，“人间佛教”是他的生命主轴，他是人间佛教的身体力行者，要把佛教落实于人间。2012年老人家还在佛光山专门成立“人间佛教研究院”，努力总结、推广他的人间佛教理念。

在他看来，“真正需要的是落实人间佛教的行者，人间佛教不能只是喊喊口号而已，也不只是引用一、二句经论就算。”要让传统佛教开创一番新局面，就要达到“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的目标，佛教必须“走向城市、深入社会、关怀群众、超越国界、弘化全球”。为此，老人家提出了佛教“十化”的实践方向，即：国际化、社会化、艺文化、本土化、现代化、人间化、生活化、事业化、制度化、未来化，希望缘此能以佛法来净化人间，完成佛光净土的建设。他认为，唯有如此，佛教才能深入家庭、社会、人心，才能与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生需要的佛教，佛教才会有前途。

佛教的修行，主要是为“了脱生死”。生死，原本是一体两面。但在中国的民间，对佛教的期待，主要是想借佛菩萨、法师的力量消灾祈福，超度鬼魂。人间佛教的关键，则要引导信众去理解佛法，要让他们自己以佛法智慧回到现实生活，转化烦恼，甘心奉献。也就是说，人间佛教要把佛法还原为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不仅仅是一份神秘的功德。星云大师以种种方法，把佛法落实到信徒的日常生活里。上面提到的“十化”，最重要的内容，在我看来是佛教的“人间化”、“生活化”。大师对现实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具有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领悟。在他那里，佛法从来就是活泼可爱的，富有幽默感，是对现实生活的会心微笑。这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马祖道一（709-788）的名言，“平常心是道”。以前，我们是死到临头或死了以后才会想起佛教，但是现在，很多人甚至举办“佛化婚礼”，大师的人间佛教让大家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分享佛法。大师要求自己的信徒坚持四个目标：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而在他们用餐之前，都会唱颂一个回向偈：“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星云大师经常会讲“佛陀不是神，是人”，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他的人间佛教所展现的是一种回归人间、回归生活的人文精神。这种人间佛教的人文精神，在我看来，可以有五个方面的具体表现：重视文教、创立制度、开拓事业、宗教对话、关怀生命。

二、星云人间佛教的五大方面

（一）重视“文教”，重塑僧人的正面形象

成为佛教徒，首先是要皈依佛法僧三宝。然而，从明代的笔记小说开始，僧人在社会上的形象逐渐变得不太正面，僧尼成为社会讽刺对象的事情并不鲜见。在上世纪50年代，星云大师初到台湾之时，出门遇到法师仍被看成是一种“晦气”。然而，到了今天，僧人在台湾社会很受尊重，星云大师每次回大陆，都能受到极高的礼遇，信众都以见到大师为荣。我想，这种形象的转变，除了大师个人的魅力，主要得益于人间佛教的实践，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缘于大师始终推崇“文教”：僧人既有佛法，又有文化，能给大家解答人生的困惑。

禅宗是主张“顿悟顿修”的宗派，贵在明心见性。针对隋唐时期佛教界侧重经教的风气，禅宗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受此风气的影响，中国佛教界对佛典的讲解与注释，在宋元明清时期逐渐弱化，对佛典的学习，往往出于各种仪式、法会的需要。同时，唐宋以后的僧人往往隶属于某一宗派，他们对佛典的关注，往往局限于各自宗派所推崇的有限几种。因此，这一时期僧人的佛学素养急剧滑坡，其社会形象也就会有相应的下降。然而，这并不归咎于禅宗本身。因为禅宗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佛典，不重视学习，它所反对的只是囿于文字的障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只是特定时代的口号。

经历了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亟需文化的滋养。如何让僧人成为有文化而受社会的尊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重要课题。星云大师所领导的佛光山，其基本的弘法模式，是以文教为主，以慈善为辅。佛光人相信，只有“文教才能究竟解救人心，才是真正的慈善”；“慈善人人能做，并非佛教的专业，所以佛光山只是随喜而作；文教是理想的发挥，并非人人能做，也非人人相投，但这是佛教的根本，是究竟解救人心的慈善事业，所以佛光山坚持以文教弘化。”因此，佛光山一直在扶持文化、兴办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佛光山应有尽有；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佛光山一应俱全；成立佛光会，建立檀家与檀讲师制度，把佛教的文化与教育直接带进家庭，融入生活。佛光山把自己的弘法宗旨概括为四句话：“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在大师的事业中，办学校是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一应俱全。他在台湾创办了南华大学、佛光大学，还在海外创办了美国西来大学、澳洲南天大学、菲律宾光明大学。尤其是在美国创办西来大学，殊为难得。1991年1月“西来大学”正式开学，位于洛杉矶郡的柔似蜜市（Rosemead City, Los Angeles County），地理位置优越，当地的文教机构、博物馆、美术馆近在咫尺。西来大学虽是佛教界出资兴建的大学，但不是传统的丛林教育，而是一所能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合乎美国规格和标准的现代大学。该校设有工商管理系、宗教系、推广教育系、英语系，设有世界佛学研究院、佛教心理学及咨询研究中心和少数族群及小企业研究中心，各系分设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该校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等多所院校建立学术合作关系，2006年成为美国“西部学校及大学联盟”（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正式成员以后，所授学位及学分获全美各大学承认。

作为一所佛教界开设的大学，星云希望“人间佛教”是西来大学的精神依恃，在课程方面能融合人文与科学、理论与应用、东方与西方，希望学生不但学得知识和技能，开创事业前程，还要发展健全人格及高尚品德，使心灵充实、身心自在。这样的学校，已经超出了现在所谓“佛学院”的运行模式，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并不是单纯的僧人，而是社会大众，一方面传授能在社会上谋生立足的技艺，另一方面在校园文化里渗透佛法的智慧，以佛教的戒定慧滋养当代的青年学生。与此同时，大师还把优秀的僧人送到世界各地的高校学习，不仅学习佛学与宗教学，还学习教育学等多种学科，因此佛光山有一批获得了世界名校博士学位的法师，他们是有世界眼光与学术素养的新型僧人，既有僧人的品格，也有熟练处理世间事务的能力。

在佛光山也有恪守丛林制度的佛学院，基本是以培养僧人为己任，是派驻到各地、各部门的僧人的干部学校。到了佛光山所办的大学或道场里，这些僧人经常会担当重任，成为不辞辛劳的业务和管理骨干。这样的出家人，怎能不受人尊敬？

（二）创立“制度”，造就现代僧团典范

佛教的制度，包括个人与集体两方面：对个体僧人而言，戒律最重要，当年佛陀留下遗训，“以戒为师”；对集体而言，丛林规约最重要。戒律是佛教徒修行的根本保障，古往今来，其变化并不很大。虽说对得道高僧而言，可以持守“无相戒”，也就是不必拘泥于戒律的表象，但对绝大部分僧人而言，尤其是针对凡夫僧，“无相戒”的说法过于高远。因此，在中国佛教里，严持传统的戒律成了佛门的根本。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的空间。佛光山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寺院的组织、管理制度上。对此，星云在年轻时就说，“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所以弊端丛生。”纵观佛光山的发展历程，星云不愧是制度设计的大师。

集体生活的前提，是尊重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当年百丈创清规，也是要让寺院生活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印度专靠众生护持、居士供养的僧人，在中国的寺院里便需要自力更生，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出坡”，农禅并重成了一项光荣传统。现在的中国社会，跟以前又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化势不可挡，民主化深入人心，大家的经济水平与教育水准都已今非昔比。在这种形势下，僧团几乎无法躲在某个僻静的地方隐修，既使你不去理别人，别人也会找上门来，外来的宗教与文化无孔不入，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已无法避免；在这种形势下，僧俗之间的等级观念也在受到冲击，大部分居士已不满足于礼敬师父，也不满足于师父仅仅跟他们讲因果报应、神通风水，他们还期待师父要讲佛法智慧。也就是说，居士对僧团发展的影响力正在加大，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僧俗关系，许多以前的佛教徒就有可能变成其他宗教的信徒。如何稳定佛教徒的基本队伍，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佛教的重大难题之一。佛光山的制度创新，在我看来，最大的亮点是处理好了现代社会的僧俗关系，从而化解了稳定佛教徒的时代难题，让佛教徒成为有尊严的群体，其信众人数不断攀升，让佛光山成为现代僧团的成功典范。

在处理僧俗关系的制度创新方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创建“国际佛光会”，二是设立“檀讲师”制度。1978年8月，星云大师会同国际友人、世界各地的佛光山信徒，以推动国际佛教发展为宗旨，在洛杉矶发起成立“国际佛教促进会”。后在1992年进一步创办“国际佛光会”，这是佛光山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当年5月16日，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西来寺正式成立，这家由五大洲出家僧众和在家居士组成的国际佛教组织，旨在推动佛教生活化，在五大洲百余个国家或地区成立国际佛光会的分会组织。国际佛光会，在2003年正式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成员。这一组织的成立，直接推动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空间。其工作的活力来自于有效组织居士团队，激发了居士在僧团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一方面，居士的深层介入，使数量相当有限的出家僧尼能有机会安心办道，在佛光山的很多分支道场，通常仅有2-3位法师，却能运转数以千计的信众团队。僧俗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僧众主持寺务，信众发展社教。”不仅如此，该会成立以后，大师定期发表主题演讲，历次的讲演反映当时的弘法理念和工作重心，譬如：“欢喜与融和”（1992年在洛杉矶）、“同体与共生”（1993年在台北）、“尊重与包容”（1995年在澳洲悉尼）、“平等与和平”（1996年在巴黎）、“圆满与自在”（1997年在香港）、“自然与生命”（1998年在多伦多）、“公是与公非”（2000年在台北）、“发心与发展”（2002年在东京）、“化世与益人”（2006年在高雄佛光山）、“菩萨与义工”（2008年在高雄佛光山）。这些讲演，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借助于现代传媒技术，采用杂志、报纸、图书、录像、电视、互联网等方式，大师以睿智的说法拉近了僧俗之间的心灵距离。满义法师写的《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三章，概括出佛光山“僧信平等，僧俗融和”的特点。

在佛光山，居士并不仅是义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可以给大家讲法。这就是大师设立的“檀讲师”制度。国际佛光会，原则上是专为在家信众设立的，同时让有条件的在家信众给其他信徒讲法。这是“发动群众教群众”的策略，真正体现“人人平等、生佛不二”的思想，落实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如何培养一批合格的“檀讲师”，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大陆地区的佛学院，学员主要是出家的僧人。其实，这些佛学院很有必要招收一些在家信徒，让他们毕业以后，到居士中传播正信的佛法，推广人间佛教的理念，使佛教团体成为重要的社会保障力量，为基层百姓服务。

而在佛光山的僧人系统内，道场之间形成了总本山与分支道场的垂直管理系统。这套管理系统非常值得研究，看上去有现代跨国企业的管理方式，但又不尽然，佛法智慧随处可见。佛光山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学，他们有自己的“徒众手册”，他们的社团管理也有特色。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界正在尝试走出国门，各个全国重点寺院也在积极提升自己的服务职能，佛光山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学习。

（三）以“新事业”，开拓佛教的发展空间

现在大陆，常有人说，富人喜欢佛教。社会媒体经常议论佛教寺庙的商业化现象。大陆佛教的商业化，在有些地方已与佛教的精神有所背离，原因十分复杂，需要专门的解释。但不管商业化的负面作用有多大，这并不表示佛教不能从事商业活动。在印度的戒律中，类似商业的活动是不允许的。但就像中国古代的佛教发展出“出坡”这样的制度，现代的中国佛教寺院需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些事业，表现出来的就像商业活动，但与商业不同的是，并不以牟利为目的，而是为了资金的有效运转，最大可能地发挥佛门“善财”的使用价值。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新的寺院经济模式。

星云大师说，“用新事业增广净财”，所得的“净财”还可以做新事业。纵观大师的人生经历，他所做过的事业超出常人的想象。大师1949年随“僧侣救护队”到台湾，1953年到宜兰雷音寺讲经弘法，正式驻锡以后，常作乡村弘法、监狱布教，成立宜兰念佛会、青年歌咏队，开办佛教界第一所幼儿园。1967年佛光山开山，1972年制订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组织章程，使佛光山成为有制度、有组织的现代教团。佛光山创立之初，陆续举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儿童星期学校”，成立“朝山团”，兴办育幼院、救济院、医院诊所等慈善机构，创办东方佛教学院、中国佛教研究院、英语佛学中心、《佛光学报》《普门》杂志、《佛光大藏经》编印处、佛教梵呗音乐团等文教机构，并于1988年举行全台湾托钵行脚，募集资金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该基金会支持出版《佛光大辞典》《普门学报》《法藏文库》，举办多种以“人间佛教”为主题的两岸或国际学术研讨会，倾力推动两岸佛教学术界的交流与研究。佛光山还有“人间福报”、“人间卫视”等大众媒体，以期更快捷地传递佛光山的弘法信息。2011年12月，佛陀纪念馆在佛光山落成启用，以期更好地实现以佛法教育信众的目的。

佛教的依靠力量，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不断地发生变化。东晋的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当时，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主要依靠帝王将相这些贵族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出家的僧人要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才能与上流社会交往。到了宋朝，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以往的贵族体制逐渐瓦解，科举制度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民间社会的力量逐渐突显。因此，佛教的依靠力量从贵族转向平民。这在宋元明清的佛教里，一方面表现出修行方法的简易化，念佛法门几乎一统天下，另一方面，寺院里搞起了大量的经忏活动，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替代了以往的贵族供养。到了现代社会，主流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几乎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单纯的经忏活动很难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而且，现在的佛教徒，越来越不喜欢无缘无故的捐钱，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也很愿意布施，但需要理由。寺院、僧人接受布施的理由是什么？大师说，“十方来十方去。”出家人在给有爱心的人做义工。僧人是当代社会的爱心使者，这是佛教接受布施、供养的理由。现代佛教的依靠力量，是有爱心的普通公民。因此，佛教必须要有新事业，做一些能对大家有帮助的事业。从原则上说，寺院的经济来源，不应该是对信众提供有偿服务的回报。寺院经济的收入与支出，都是为了布施，方便十方众生。

至于有哪些新事业，这就见仁见智了。但寺院的门票，实在谈不上是“新事业”，应该尽快成为历史。

（四）宗教对话，丰富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

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佛教从一个外来宗教演变为彻底的中国宗教。到了晚清，基督教、天主教全面进入中国社会。在清末民初的一批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了一股融合儒、佛、耶三教的思潮。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无法回避基督教、天主教的影响。明智的态度就是要面对它们，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宗教对话中去。星云大师的弘法实践，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推动宗教对话，并在他的一些说法中与基督教精神有所契合，成为当前佛教界最有世界眼光的高僧大德之一。

1938年，太虚大师做了一个著名的讲演，题目是“中国需耶教与欧美需佛教”。他说，中国佛教“需借镜基督教，改良佛教，振作佛教精神，影响民间，以共同的团体精神生活，培养组织能力，是中国整个民族所需要的。”这位提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旗手，高调宣称需要学习基督教。我们这些后学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这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已是佛教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基督徒的人数迅猛增长，目前已达到3800万，还有约600万天主教徒（据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而据学者测算，这些年佛教徒的人数基本稳定在1亿左右。有趣的是，在台湾地区，基督徒的人数并没有多少增长，佛教明显表现出华人第一宗教的兴盛气象。原因何在？我个人认为，这与台湾地区普遍主张“人间佛教”有关。

很多人间佛教的实践者，纵观他们的一系列活动和各种著述，我发现，推行人间佛教，存在一个大致类似的模式：儒家的说法、佛家的想法、基督教的做法。高僧大德在向信众说法的时候，最容易接引众生的方便法门，首先讲述儒家的思想。自从“文庙”、“书院”、“私塾”等儒家教学机构淡出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后，儒学的教育责任，在很多时候落在寺庙、道观身上。若从源头上说，这是明清以来三教合流的余绪；若从近的原因来看，那就是人间佛教的理念。当年宣化上人在美国万佛城办学，有专门讲授儒家思想的课程，包括《论语》《孟子》，他所开设的学校要求学生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做人基础，在小学提倡孝道，在中学提倡忠贞爱国，在大学提倡忠孝仁义。宣化的这些做法，丝毫不影响他的高僧形象。因为儒学只是一个接引，真正的思想还是佛教。正如太虚大师所说的一句名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人间佛教所要成就的“人格”，是以释迦牟尼为典范，就好比现在佛光山建造了“佛陀纪念馆”。因此，人间佛教的内核，还是佛教的想法。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星云大师所讲的“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表面上是讲做一个好人，对于华人来说，首先联想到的很可能是儒家的做人原则，而在佛门，“三好”首先是身口意三业的清净，儒学是接引，持戒是升华。在大师通俗化的表述当中，佛教的思想融会其中，润物细无声。

台湾的人间佛教实践，在慈善与教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慈济功德会的救灾与医疗，佛光山的教育、法鼓山的学术，堪称是给当代佛教界参与社会事务做出了不朽的典范。这些教团的实际做法，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基督教的经验。基督教的团契组织，往往能给信徒提供很多精神的与物质的帮助，尽可能展现“信、望、爱”的理念。星云大师给佛光人提出了“四给”的要求：“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这种植根于佛家慈悲精神的通俗说法，展现为“无我”的大爱，落实在现实生活里，足以与基督教的团契互助精神相比肩。我个人认为，正是人间佛教的这种包容精神，才使佛教展现出空前的活力，在全球化的时代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星云大师及其佛光山教团，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伟大实践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包容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为当前的中华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走向世界的典范，也是传统佛教在现代社会深入人心的典范。

（五）关怀生命，彰显宗教的劝善功能

人间佛教的重要内涵是使佛教回归“人间”，而不是像明清佛教那样热衷于赶经忏、做佛事，成天为死人超度。像太虚、印顺所呼吁的那样，人间佛教要为现实人生服务，确切地说，首先是要为活人服务。回归人间，其实质是要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在我看来，这是佛教焕发活力的最重要原因。

星云大师说，“佛教乃生命之学问。”他认为，人间佛教的主要内涵是“关怀生命”，人到世间“生活”，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生死”。他说，“人间佛教包括生命、生死、生活；生命是人间佛教的体，生死是人间佛教的相，生活是人间佛教的用，乃至人间万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就是人间佛教。”因此，如何在生活中运用佛法，这是大师弘扬人间佛教一以贯之的精神主旨。他认为，佛教有自己的“生命学”与“生活学”，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放人哲学”：佛教“最重要的是‘放人’，能够给人生路、给人因缘，这才是积极的‘放生’，也是最大的‘护生’。”

当前世界上源于宗教的冲突并不鲜见，地球上的这么多人，彼此的宗教信仰并不相同，自大或自卑、排他的心态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减少，反而是在加剧。如何去化解那些由于自大或自卑、排他而出现的仇恨？回归人间，这是人间佛教给这个时代的重要启示。宗教之间的对话，需要回归现实人间，要让大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不要活在云端的那些抽象概念里，更不要为了抽象的概念相互仇杀，而要面对共同的生活。

宗教家并不能解决政治家所面对的现实冲突，但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美好的理想：回归人间，也就是回归现实人间的实际问题，关注人类的整体处境，是我们新世纪宗教对话的根本理念，或许是我们解决宗教冲突的唯一出路。

佛教对生命的理解比较宽泛，并不以人类为中心，包括六道一切众生。但人间佛教首先关怀人道的生命，确立了人类交流的底线。在这世界上，不分种族、肤色、地域、语言和宗教，只有尊重彼此的生命，才能解决现实中各式各样的冲突与矛盾。所有的宗教，都有教化民众的功能。在中国的宗教传统里，以人为本，“观乎人文”，体贴“止于至善”的文明境界。我们对宗教的期待是能劝人为善，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人生的幸福。当年唐高祖李渊要举行儒释道“三教讲论”，他在诏书里说，“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这个思想，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中国人心目里对所有宗教的正面理解。“劝善”，因此是中国宗教的基本职责，鼓励大家去追求道德上的至善。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儒家所讲的道德规范。

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同样是劝人为善，只是其中的“至善”，不仅仅是平常的道德规范，而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这是佛家的大悲心。这是人间佛教的终极关怀，也是佛教的根本诉求：珍惜生命，善待生命，达到生命的解脱与永恒。在佛教徒的世界里，众生平等，永远不应该有“仇杀”。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所概括的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五大理念。文教、制度、事业、对话，是星云人间佛教的实践过程，而对生命的关怀，是人间佛教的旨归。

三、星云人间佛教的五个亮点

在人间佛教这些理念的实践过程中，星云大师都有许多具体的举措，我在前面已有所说明。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针对中国大陆佛教界当前的实际情况，概括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五个亮点：成立宗务委员会、组织居士队伍、创办佛教大学、重视现代传媒、建立国际道场。

1、宗务委员会

星云大师对当代佛教制度的设计极具创意，对内成立“宗委会”，对外成立“佛光会”，前者固本，后者弘化。早在1964年11月，寿山寺落成之际，星云就确立“民主选举住持、制度管理寺院”的大方针。后来，他建立了宗务委员会，民主选举宗长和传法代表。这被认为是星云大师在中国佛教制度史上的一项“历史性创举”。从1985年9月开始，佛光山住持、佛光山宗长已有多次交接，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机制，努力保证佛光山各项制度的延续。相对而言，大陆地区的寺院住持任免，实际上还需要有一些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2、国际佛光会

佛光山在组织居士队伍方面，可以说经验丰富，有效地发挥了佛教徒对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国际佛光会”的创办，意义非凡。当前国内各主要寺院都有自己的义工团队，如何管理与组织这些义工，包括义工的工作范围，现在应当做出一些研究：既要符合大陆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也要适应时代的新发展、社会的新变化，去创造性地为信众乃至为寺院周边的社区服务，有条件的寺院可以从事更大范围的社会慈善活动。佛光山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要处理好僧俗关系，要重视对居士的教育及其相互教育。

3、佛教大学

创办佛教大学，现在是很多大陆佛教界人士的梦想。佛光山在这方面已有很多实际的经验，现在应当认真研究总结。在现阶段，大陆地区的佛教办学，重点还应该在佛学院的自身建设。目前条件较好的佛学院，已有能力开设僧团面向未来的新专业（譬如生命教育、临终关怀、养老护理），但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师资结构与学员结构都要有新思路。现有的课程设置过于老化，单纯以僧人为学员，今后将会越来越难。社区大学、普通高校的部分功能，可以纳入到佛学院中，努力实现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双赢格局。

4、现代传媒

重视现代传媒，这是所有与佛光山交往的学者们共同的感受，从杂志、报纸、出版社到电视台、互联网，一应俱全。新技术的运用，对传统佛教的传播影响极大。如果传统宗教不加利用，那么各种新兴宗教就会在社会上畅通无阻。

5、国际道场

中国大陆佛教正在努力走出国门，佛光山有“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经验，是国际宗教界最重要的现代教团之一，遍布全世界200多所道场，其对大陆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从我对大陆佛教界的观察来看，现代传媒与国际道场的发展，主要瓶颈是人才。我们一方面期待佛学院教学质量的提升，大胆使用在家众教师，另一方面，大陆寺院要有足够的魄力愿意把自己的优秀僧人送到高校里学习。

我相信，如果能对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模式做出细致的深入研究，会给大陆佛教未来的发展提供越来越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大师毕生的努力和成就，是中国佛教永远的财富，值得两岸佛弟子永远珍惜、共同传承。

原标题：星云大师对中国佛教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