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哇·阿旺桑波：八思巴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演进格局中发挥重大作用

编者按：2022年9月28日至30日，由内蒙古大学主办，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承办的“八思巴字文献与蒙、汉、藏语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以线上和线下形式举办。青海省因明学会会长 噶尔哇·阿旺桑波以《“八思巴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演进格局”中发挥重大作用》为主题，介绍了“八思巴文”创制的历史背景、创制及应用、价值与影响。噶尔哇·阿旺桑波表示，“八思巴文”作为元朝时期的主要语言文化工具，它是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有力文化纽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鲜明昭示，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石之一，还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的珍贵史料。全文如下：

也孙铁木尔皇帝用八思巴文书写的鼠年（1324）圣旨

文化是文明的结晶，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更是解读中华文明永恒的生机与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伟大先贤和民族英雄，以民族大义和家国兴盛为重，以各自超拔的才智和卓异的胆识，贡献着自己举足轻重的智慧和力量。

一、“八思巴文”创制的历史背景

成吉思汗灭乃蛮部时，俘获了当时为太阳汗掌印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才知出纳钱谷、委人以印的重要性，于是下令：凡有制旨，必用“印章”，并委任其掌管印章。后来，随着蒙古汗国的日益强大，军政事务日益增多，成吉思汗深感没有文字对于管理大小军政事务的不便。1204年，他令塔塔统阿教授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也就是以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成为“回鹘式蒙古文”。因当时连年征战的动荡环境，蒙古的贵族青年们几乎无法静下心来学习文字，所以这种文字也并没有得到普及和普遍运用。回鹘文为全音素文字，有18个辅音字母及5个元音字母。字母在词头、词中、词末会有不同写法。回鹘文由上至下拼写成列，列与列由左至右排。

阔端王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

1244年，受蒙古阔端王的邀请，萨迦班智达携年幼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两位侄子前往凉州参加会盟。1247年，阔端和萨迦班智达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凭着他们开阔的心胸、容智的风范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完成了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蒙古皇室也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文化。阔端王为萨班和八思巴修建了凉州四部寺，以供著书立说和讲经传法。萨迦班智达意将佛经译为蒙古文，但他有感于“回鹘式蒙古文”的复杂，加之阔端王希望他创制蒙古统治下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蒙古语言文字，经过研究，萨迦班智达在“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45个蒙古字母。“萨班字”便由凉州开始普及并向蒙古各地传播。据元代僧人搠思吉斡节儿撰写的《心脂》记载：“当时，萨迦班智达曾于夜间冥想，何种文字才能有益于蒙古。翌晨兆现，一女子肩揉皮搔木前来跪拜。因依此兆，仿搔木形象制作蒙古文字，分男性、女性、中性三类，编成强、虚、弱性三种。”

《蒙藏佛教史》中有关于萨迦班智达应阔端王请求创制的45个蒙古字母记载

元朝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后，其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在广袤的帝国疆域里生活着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众多族群，它们语言各异、信仰各异、生活习俗各异，汉族有汉字，畏兀人有畏兀字，蒙古族拥有成吉思汗时期创制的回鹘式蒙古字和萨班创制的蒙古字，这些文字已经拥有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存在基础，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地位。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决定新制蒙古字，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

根据陈庆英、王启龙等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来看，在早期的放牧和征战中，蒙古贵族首领很少感到使用文字的迫切需要。后来，经过了数次战争，蒙古汗国的疆域日益扩大，为了更为方便地管理境内的曾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各个民族，统一文字显得尤为必要，并日趋迫在眉睫。但是，当时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汗国政权，尚与南宋处于势如水火不容的对峙状态，尽管元世祖忽必烈主张学习汉法，变通祖述，但为了向南宋及西方诸汗显示蒙古汗国的崇高地位，在文字上就需要创制一种既与以前所使用的旧文字不同，同时也与南宋王朝所使用的汉字相异的新型文字。作为一个富有四海视野且渴望成为“正统”的“中国之帝”，元世祖忽必烈或许很早就意识到了实现“文化大一统”对最终实现“国家大一统”上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臣民中，还有很多人是来自不同民族和已经消亡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样看来，只有实现了思想文化的统一，才能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文字的统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有利于各民族的交流与沟通，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实现文字的统一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前提和最重要的环节。作为统治中国的最高力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依靠使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文字，那么在统治的威信方面必然要大打折扣。

元世祖忽必烈和帝师八思巴在六盘山会盟

忽必烈深知“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即位后的忽必烈不仅志在得天下，更意在治天下，麾下聚集了各个民族的贤才。可是，忽必烈为什么把这个创制“国字”的，且负有“统一”使命的重任交由八思巴？

我认为有四个重要因素。其一，当时的元朝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其二，忽必烈对于“以汉法治汉地”以及“儒学治国”的思想对于整个元朝的儒学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意识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国”这一治国思想的重要性；其三，忽必烈登基前，已受戒于吐蕃高僧八思巴，登基后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领天下佛教徒，后任八思巴为总制院事，兼统吐蕃地区政教事务；其四，八思巴在皇室生活多年，深谙蒙古语言和各民族文化，加之又是萨迦班智达的嫡亲侄子和门下高足。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八思巴都是创制元朝国字的最佳人选。

二、“八思巴文”的创制及应用

当时的元朝有蒙古人、畏兀儿人、色目人、汉人等，八思巴曾在阔端的宫廷接触到各族各界人士，就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同时，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也都有一定的接触和了解。八思巴沿着萨迦班智达的思路，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结合藏文、印度梵文、蒙古文、汉字，以及蒙古语音和维吾尔语读音的特点，制成了一种方形文字。八思巴将新字方案呈献给忽必烈，元朝国字就此诞生，随后八思巴升号元朝“帝师”。该文字最初称为“蒙古新字”，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八思巴而命名，称作“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状特征命名，称作“方体字”。

元朝弘扬儒家文化在山东曲阜孔庙立八思巴文石碑

蒙古新字“八思巴文”的优势在于，只要根据拼写就能准确读出任何单词的发音，也能译写汉语、藏语、蒙古语，也能译写梵语、维吾尔语、西夏语等多种语言文字，非常适用于元代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1269年，忽必烈颁发诏书推行，官方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扩大其使用范围。当时蒙古人所使用的文字是“回鹘文蒙古字”和“萨班蒙古字”，故而，由元世祖忽必烈委托八思巴所造的蒙古新字必然作为“元朝国字”进行推行及应用，“八思巴文”和“汉语言”同为元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元朝统治者先后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学习“八思巴文”的讲习所，招收各民族的百官子弟和百姓优秀子弟入学，学习用“八思巴文”翻译的《论语》《中庸》《周易》以及汉文的经、史等文献，加强了蒙、汉、藏、维吾尔等民族的语言文化交流，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以保证国家政令能快速而准确地在帝国的疆域里传达、执行，巩固了元朝政府的统治。同时，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凡是皇帝的诏旨和一切国家颁发的文告、法令、印章、牌符、钞币等一律使用“八思巴文”，以提高“八思巴文”在元朝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推动了多元一体化国家的进程。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秀麻乡德格村出土“八思巴文”令牌 正反两面图

元朝国字“八思巴文”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用来拼写一切语言文字，它的书写对象包括蒙、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语言。拼写各种语言时，有两种拼写原则：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如拼写蒙古语和汉语；二是，按所拼写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拼写藏语和梵语。“八思巴文”有三种不同风格：第一种称标准体，主要用于书写印刷文本和文件；第二种称印章体，主要用于加盖公章和在纪念碑上题词；第三种称藏文体，主要用于书籍的标题和寺庙碑文。自元朝开始，只要有藏传佛教寺院或蒙古人的地方，都能看到“八思巴文”，甚至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遗留有“八思巴文”的印记。

经研究发现，“八思巴文”在语言学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方哲人说过，语言好比一座“城池”，杰出的人会为这座城池的建设“添砖加瓦”。“八思巴文”在一定程度上为元朝大一统事业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维护了大元帝国的“国威”。故而元世祖忽必烈立即下诏颁行天下：“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方：谷尚简古，未渔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指及想写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江，金以及遣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阴，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宝，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噶尔哇·阿旺桑波对乌兰察布纪念馆收藏的八思巴文圆柱碑进行考察研究

《元史》里，对“八思巴文”也有进一步描述：“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这段描述虽较简约，但已说得十分明白：它是一套特定的声、韵母相拼合的标音系统。“八思巴文”的字母表主要是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一些梵文字母。由于字母形体多呈方形，故又称“方体字”。有关专家认为，41个是最初的字母表，即原字母表：43个的字母表里包括了续增字母。实际上，随着实际运用的需要，字母陆续有所常补据现存资料归纳总数达57个。八思巴字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为零形式，音节首的辅音和介音。后面未写其代元音字母时，即表后面有元音。《元史》中所谓“相关纽而成字者”，实际上是源于藏文辅音加元音的拼合方法，所谓“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即其似于藏文辅音前缀（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及辅音后缀（后加字、再后加字)的读法。可见，拼音方法也是以藏文为基础。八思巴文的字母体式，常见的有正体和篆体两种，行款为左起竖写，既不同于藏文的左起横写，也不同于古汉语的右起竖写。现在看来，“回鹘式蒙古文”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创造，至少与八思巴所创制的文字比起来，显得非常的“草创”与不足。

“八思巴文”的诞生，加强了蒙、汉、藏、维吾尔等各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元朝的整体发展。“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这是元世祖忽必烈为八思巴所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八思巴文”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噶尔哇•阿旺桑波为“元上都正蓝旗忽必烈祭祀宫”题词

三、“八思巴文”的价值与影响

在数千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八思巴文”是元朝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首次尝试，是我国最早的拼音字母，也是用音标符号来书写汉文的首次尝试，更是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一大发明创造。毋庸置疑，“八思巴文”的创制和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元朝社会的文明进程，为中国古代文化增添了奇异的光彩，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石之一，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的珍贵史料。

自古以来，“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命脉精髓源远流长。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华民族长期的分裂状态，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忽必烈对宗教的接纳和宽容，为他自身巩固统治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国家服务有着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元朝时期，只要哪里有孔庙，哪里就会建有帝师庙。在孔庙，主要继承与学习《论语》《中庸》《周易》等学问；在帝师庙里，主要学习和教授的是用“八思巴文”翻译的萨迦班智达所著《格言宝藏论》《量理宝藏论》和帝师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论》。伦理学《格言宝藏论》中关于愚者与智者、善行与恶行、真理与非理之区别的人生价值观，《量理宝藏论》中关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价值观、《彰所知论》中关于器世界、情世界、道法、果法、无为法等事物发展规律的世界价值观，作为伦理学、哲学、世界观的经典著作泽被后世，光耀千秋。这足以说明忽必烈始终把“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国”作为治国思想，正是在这种接纳和宽容的政策下，元朝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较为繁荣的朝代，这是元朝的一大历史进步，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

八思巴文和汉文的《百家姓》对照

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出土的八思巴字文物，以及博物馆等一些单位收集珍藏的共计约有数十件，河北、湖北、江苏、河南、广东、温州等地都发现有八思巴字的文物。元朝国字“八思巴字”的珍贵历史遗物流传于世，北京居庸关云台的八思巴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多种形状的八思巴文印章、陕西重阳万寿宫的圣帽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元刊体林广记》等，都是以“八思巴字”译写蒙、梵、汉语的具体见证。在德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中，还珍藏着“以八思巴文”翻译的《萨迦格言》印本片段。此外，在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课题中挖掘延伸出来的课题《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一书介绍了元朝中央政府在京藏古道基础上从元大都（今北京）到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之间设立的82个大小驿站，专家组在进行田野时发现驿路上的居庸关驿还保存着一个雕刻精美的汉白玉石台“云台”，在云台的券门内，尚有以梵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西夏文、汉文等多种文字雕刻的五方佛经咒和佛经，以及元代萨迦帝师的珍贵签名。元朝所留存下的“八思巴文”珍贵文物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产，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对我们研究元代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都有相当益处！

“八思巴文”翻译的《萨迦格言》印本片段

西方有拉丁字母，我们东亚古代都是使用方块字。在东亚最初用拼音来标记不同文字的就是“八思巴文”，“八思巴文”不仅是大元时代的“官方国语”，还是古代的一种“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忽必烈决定在元大都开始向全国推行“八思巴文”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当时的元朝中央政府设在元大都（今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及国内外文化融合的中心。那里聚集往来大量人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需要语言文字，统一语言文字也是必然。“八思巴文”在人口如此集中的大都推行，中华民族文化也因“八思巴文”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可以说，在元朝时期，我们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据相关资料，朝鲜文字是从八思巴字演变而来，朝鲜王家藏书中不乏八思巴文文献，有些就是篆文形式。在高丽归顺元朝之时，朝鲜早期的僧侣也在使用这种文字，所以，有关“朝鲜文字源自八思巴字”的理解亦能成立。

八思巴文和朝鲜文字的对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民族发展进程和人民利益福祉。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令我们因文化而自信！阔步走在新时代文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上，我们将更好的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西藏色拉寺大殿正门两侧书写有“八思巴文”的祝福词

四 结语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这些璀璨的中华文明，凝聚着实现民族复兴、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甘肃敦煌莫高窟六体文碑八思巴在梵语

因此，元朝国字“八思巴文”的创制意义极其深远，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忽必烈和八思巴共同在历史上立下的伟大功绩！“八思巴文”作为当时维护祖国统一、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语言文化工具，是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有力文化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鲜明昭示。“八思巴文”的产生，促进了元朝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交往，也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认同、融合、交流与发展。由此可见，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始终具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图/青海省因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