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考证:元帝师八思巴在甘肃临洮不平凡的四年
佛教

文献考证:元帝师八思巴在甘肃临洮不平凡的四年

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帝师八思巴肩负着皇帝忽必烈的重托离开元大都来到临洮,从1271年至1274年,在临洮度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在临洮期间,八思巴以其特殊身份,为元政府经略西部地区有效维护了稳定,为蒙元帝国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八思巴与临洮的早期渊源

八思巴与临洮的渊源最早要追溯到“凉州会谈”前后,再到八思巴与忽必烈结交之初。

1251年,蒙古皇子蒙哥继任大汗,从蒙古内部汗位更迭情况来看,蒙古皇族内部的权力中心已经由窝阔台的子孙手中转移到托雷的子孙手中。这对于已在1247年“凉州会谈”中取得朝廷信任的萨迦班智达叔侄来讲,十分不利,因为这将使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新上台的蒙古统治者未必会像西凉王阔端一样,继续支持以萨班叔侄为代表的萨迦派管理西藏。

同年,随着萨迦班智达和阔端的相继去世,作为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的八思巴已经意识到事态的紧急,他急需去寻求新的支持者来维护萨迦族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而此时作为蒙古汉地统治者的忽必烈同样也急需寻求一位在藏族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派领袖来支持他的事业。

正是在这种互相需要的特殊背景下,促成了八思巴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1253年,忽必烈与八思巴实现了历史性的会见。

《元史·列传·释老》载:“岁癸丑,谒世祖於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萨迦世系史》中也这样描述道:“此后,牛年时,因薛禅汗之迎请,前往宫中。” 而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此举不但巩固了凉州会谈的成果,更让萨迦派的地位自此尊贵无比。

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一直到忽必烈继承汗位前,八思巴追随忽必烈的时间很长,他们多次到过临洮。《元史·世祖本纪》载:“岁壬子……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惱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岁癸丑……秋八月,师次临洮。……癸亥……以刘時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岁甲寅,夏五月庚子,驻六盘山。” 《元史·列传·郑鼎》载:“庚戌,从宪宗 征大理国,自六盘山经临洮,下西番诸城。” 可以看出,当时蒙古军队南下攻取大理这一路线上的三个点:六盘山——临洮——大理。

很明显,忽必烈整个南下征服大理这个过程中不论来回都要经过临洮。而这一时期,正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建立早期关系的时期。《京藏古道》也多次提到了八思巴与忽必烈在临洮的前缘:“1252年夏至1253年8月,忽必烈迎请八思巴,与大军一起停留在六盘山不远的临洮。忽必烈在临洮修建了西平王府,作为忽必烈统治西凉王领地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1253年一直到1256年年初的这三年中,八思巴在临洮旅居的时间显然很长,六盘山、临洮这些地方对八思巴、忽必烈来说应是十分熟悉的地方,同时也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八思巴与临洮的早期渊源主要还是依赖于他与忽必烈之间的早期供施关系而形成的。

二、八思巴来临洮的原因

关于八思巴来临洮的原因,《甘肃省志·宗教志》提到,“萨迦派首领八思巴担任元朝帝师后,萨迦派地位更加显赫。八思巴常驻锡香根(今临洮县城),其主要任务是管理甘、青海、康等地的吐蕃人。”陈庆英先生《帝师八思巴传》指出:“八思巴为何要离开忽必烈来临洮,汉藏文的史料当中都没有见到记载”。因而也对学者研究八思巴造成了极大困难。研究者对八思巴来临洮的实际原因也只能停留在分析的层面。

陈庆英先生分析八思巴来临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身体不好,来临是为了休养。如果是这个原因,这一点又从侧面反映出,八思巴和忽必烈是熟悉临洮的,因为他们与临洮早有渊源。二是当时西部地方出现了危急状况,八思巴应是解决问题的最佳人选。

从这一时期的史料和地图来看,当时西北地区汉藏之间的地方首领、蒙古世袭贵族以及宣慰司之间存在势力范围划分方面的隐患,三种势力关系很微妙,而八思巴此刻前来必然会起到调和矛盾的作用。笔者认为八思巴选择来临洮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八思巴和忽必烈非常熟悉临洮。八思巴来临洮也是权衡了当时的各方面因素,绝非偶然。

凉州会谈时期,蒙古朝廷急于南下攻宋,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凉州无疑是当时西北的权力和文化中心。从时间上来看,1247—1272年,相差20多年,1272年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剧,无论从军事、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临洮已经无疑成为当时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方,从此时忽必烈、八思巴无与伦比的尊贵身份来看,八思巴来临显然重任在肩。

三、八思巴驻临相关活动述考

从学者长期研究八思巴文化已取得的成绩可以略知,八思巴的主要事迹仍然保存于各类藏文文献、史料、经文当中。由于能力有限,本文对八思巴在临洮活动的叙述,主要还是参阅了从学者翻译过来并已出版的各类汉文史籍、金石录、地方志以及与八思巴相关的各类论著文章等文献资料,其在临洮主要事迹当前还无法进行系统列举。现将各处相关内容汇集概述如下:

(一)完善朵思麻宣慰司建制并划定其管辖范围。虽然朵思麻宣慰司设置早于八思巴来临的时间,但是其建制的完善以及具体的行政范围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明确,一直到八思巴来临洮的前后,也就是从至元五年到至元八年的四年当中,朝廷还陆续将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下辖的安西、河、洮、岷等州划分给朵思麻路,势必就造成了甘、陕、川等处地方行省、蒙古贵族、巩昌路总帅府与朵思麻宣慰司之间的界定存在着问题,这种局面显然已经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这也让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八思巴的到来,自然能让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二)委任藏区各级官吏。元世祖让八思巴坐镇临洮,自然就给了他极大的权力,选人用人自然也就是他处理日常事务的关键一环,而这一点可以从《拨思发行状》以及《元史·百官志》中得到印证。元代翰林学士王磐在《拨思发行状》中叙述道:“庚午(1270年),师年三十一岁,时至元七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元史·百官志》载:“宣政院,秩从一品……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特别是委任朵思麻路各地的藏族僧俗首领担任地方的各级官职。”从帝师的地位、总制院史、萨迦祖师的多重角色来看,皇帝和朝廷都赋予了八思巴极大的权力,这足以说明他在当时的重要影响。

(三)培养和推荐人才。关于八思巴举荐人才的实例较多,此处只列举与八思巴、临洮相关的三位帝师事迹。第一位是仁钦坚赞。1274年,八思巴离开临洮返回萨迦,帝师一职由其异母弟仁钦坚赞(亦作亦怜真)继承,《汉藏史籍》载:“……仁钦坚赞大师……当上师八思巴返回乌斯藏之后,他主持梅朵热哇的法座……他在四十二岁的阴火兔年三月十日在临洮去世。”《元史·列传·释老》载:“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怜嗣焉……亦怜真嗣为帝师……” 。第二位是胆巴。八思巴生前还推荐了另一位藏族僧人胆巴,根据《元史》的记载,八思巴在元世祖中统年间将胆巴推荐给忽必烈,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八思巴带胆巴至大都面圣,而后当八思巴决定来临洮时,“以教门之事属之于师”,由于才干突出,很受世祖、成宗等人赏识以及尊崇,胆巴去世后,于皇庆年间(公元1312年),“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第三位就是意希仁钦(亦作摄思连真)。《汉藏史籍》提到:“当上师八思巴住在临洮时,萨迦派大众委派他去迎请八思巴回萨迦。后来意希仁钦到了汉地,得到薛禅汗皇帝的喜爱,当了帝师。”

(四)扩大萨迦派的影响力。八思巴升任帝师后,将萨迦派的地位提升一个高度。八思巴驻临其间,派弟子修建了临洮大寺。《重修报恩寺传流碑》载:“寺在陕西临洮府北侧……去京师四千余里其名宝塔实前元帝师发思吧幸……,金饰吉祥塔说法台遗像在¨……”。之所以称为“大寺”,一是指寺院建筑规模宏大,曾占地千亩,其中东南西北四至中,东至和北至都一直延伸到城墙处,南、西方向分别至广福、经文二巷,临洮城内至今仍沿用二巷名称;二是指功能多样化,既有政治方面的,如:“忽必烈夫妇在临洮帝师八思巴行宫第一次接受密宗喜金刚灌顶……并命八思巴领卫藏十三万户” 。又有文化方面的,如:“为培养各类人才,帝师八思巴在临洮大寺创立了译经院、抄经院等十明学科的各大学院,总占地面积有一千余亩。”。八思巴在临期间,“依靠元政府的支持,实行抑苯倡佛政策。”这一系列举措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稳定。

(五)组织开展翻译、刊印、书写古代典籍。作为一代帝师和萨迦派的祖师,八思巴深知翻译、书写、刻印经典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临洮常驻其间,他又积极组织学者、译师等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翻译经典、书写、刊印经典的活动:“八思巴十分重视佛教典籍的翻译。他在临洮的两年多时间里,在那里组织了一个译场,翻译汉文典籍为藏文”。虽然汉文史籍中对八思巴在临洮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失于记载,但是八思巴在临洮期间的一些重要活动却散见于一些藏文史籍当中,现举以下三例进行说明。一是用金汁书写《甘珠尔》大藏经。《汉藏史籍》载:“阴铁羊年(1271年)八思巴为造写三藏《甘珠尔》一百一十五函用去纯金四千二百七十一两三钱”《元帝师八思巴年谱》也提到:“是年(1271年)萨迦造金汁书写大藏经《甘珠尔》115函,用纯金4271两3钱。”对于这件事情,《萨迦世系史》中也提到 “八思巴……还在朵甘思书写金汁佛经一百一十五部。”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此处所指的朵甘思即临洮。二是将《新唐书·吐蕃传》翻译并刊印成藏文。在八思巴离开临洮的11年后,也就是1285年,八思巴的汉族弟子胡将祖在临洮将《新唐书·吐蕃传》翻译成藏文。很显然,胡将祖他们所做的这件事可以说是继承了先师遗志。三是翻译汉文典籍为藏文。《西藏通史》载:“现今留存下来的有一部从唐玄奘翻译成汉文的《星耀经》,再翻译成藏文的《星耀经》的木刻本,而且还翻译了畏兀儿文本,从题记看,这部经的藏文本和畏兀尔本都印刷了一千册之多,可见当时在临洮译场和印经场已有相当规模。”

(六)完成佛教文化理论著述。根据陈庆英先生《八思巴年谱》可知,从1271年到1274年,八思巴在临洮总共写了十六部著作,其中:1271年6月到10月写了《皈依、发愿、灌顶之教戒》《胜乐修行法》等五部著作以及呈给皇帝忽必烈的新年贺词;1272年元月到11月,写了包括信、诗、《口诀》以及《亥母三十七天女之现现》四部内容;1273年元旦到4月,总共写了包括新年贺词、赞词以及《吉祥梵天赞颂》等五部内容;1274年元旦又为皇帝忽必烈写了新年贺词。

(七)推行蒙古新字。1269年八思巴向皇帝忽必烈献上了奉命制造的“蒙古新字”,并于至元六年,下诏全国“自此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可见有元一代,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在全国各地官方行政文书等方面得到了普遍应用。而此时八思巴来到临洮主持西部大局,他深知在此推行“蒙古新字”的重要意义,况且他还是新字的创始人。

(八)巩固了京藏古道的畅通。为了能够不断加强西藏与大都之间的联系,元朝在原有的京藏古道基础上,从大都到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之间设立了大小82个驿站,驿站之间相互连成一条线,其中临洮古驿站——江尅泽驿就是连接凉州段至文都段的主要驿站之一:“(在古代)有的驿站本身就是寺庙,像大圣寿万安寺、江尅泽驿所在地临洮大寺……等,既是寺院,又是驿站,既发挥佛教功能,又发挥着驿站作用。”帝师八思巴来临后,受皇帝忽必烈之托,在此主持西部大局,对维护这条古道畅通,加强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管辖起到重要作用。

四、八思巴系列活动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一是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八思巴在临洮的活动,实际上是对凉州会谈成果的巩固和拓展,此次来临洮的三年多时间,他为蒙元帝国经略西部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临期间他利用帝师和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有效维护了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团结,为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完善了治藏制度。八思巴在临期间的活动,实际上是忽必烈治藏制度的一种延续。八思巴完善了这种制度,加强了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完善了元朝的治理体系,提升元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加速了元朝统一步伐。

(二)民族团结方面。唐末五代以来,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的辽、金、西夏等政权并立,甘、青、川、藏交界地带出现汉族与吐蕃、党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的局面。随着蒙元帝国统一进程的加速,八思巴在临洮的一系列活动有效维护了汉族与藏、蒙、畏兀尔等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了元朝后方的稳定,为忽必烈平定江南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文化方面。一是组织书写、翻译、刊印经典,促进了文化交流。八思巴在临洮期间,他身边云集着许多优秀的人才,如汉人译师胡将祖、少年才俊沙罗巴、尼泊尔著名建筑工匠阿尼哥等人:“1271年五月,八思巴来临洮,沙罗巴随侍”。他们所做的活动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特别是《新唐书·吐蕃传》的翻译和刊行,可以说是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也是汉藏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事件。在八思巴组织的系列活动中,自然也少不了翻译佛教典籍的活动,并且对后世产生了直接影响,明代临洮宝塔寺僧众还继承着 “相于翻雷音之贝叶”的事业。二是促进了造纸技术的发展。临洮藏纸曾在历史上名气很大,武威凉州博物馆在对馆藏藏文古籍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其馆藏的一批古籍文献藏文《大藏经》所用的纸张“均为历史上规模较大、久负盛名的甘肃临洮造纸厂的上等优质藏纸。”。三是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临洮县域藏文化较为浓厚,这与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文化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临洮县志》载:“同治前,临洮原有大中小寺院二十九座。”从发展的情况来看,临洮藏传佛教在历史上都是积极宣辅王化、教民向善,有效地维护了中原王朝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对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促进了洮香文化的发展。元明清以来,临洮境内佛事隆盛,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香文化的发展,当前洮香已经成为临洮县内独具特色的一项产业,洮香之名早已享誉周边地区。

元帝师八思巴驻锡临洮的近四年时间是极不平凡的四年。他在临洮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为元朝政府经略西部地区,特别是加强元朝对藏区的管理,为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加强了汉族与藏、蒙、畏兀尔等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八思巴系列活动的影响下,元代以来涌现出了许多爱国爱教的高僧,如元末明初临洮籍僧人大敏法王端竹领占,明代临洮宝塔寺僧亢观著藏卜、何领占儿朵只,以及近代以来临洮籍高僧释本静等,他们都是临洮僧人爱国爱教、维护民族团结的典型,他们的事迹对当代以及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图 释宽祥 边龙

原标题:试论八思巴在临洮期间系列活动的现实意义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