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他的贡献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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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他的贡献举世瞩目

萨迦寺八思巴塑像(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萨迦寺八思巴塑像(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文/班典顿玉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他的功劳最大

八思巴帝师是与萨班一行第一位到山西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他在五台山弘法之外,还撰写了五台山赞颂多篇,开创了元、明、清三朝藏族高僧与五台山的缘分。

可知,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我们不仅物质财富要丰富,精神财富更要丰富。物质丰富解决的吃穿住行,而精神丰富是国家的精神底蕴、价值立场和道德取向,是提供了强大思想引领和精神支撑。在元朝期间藏传佛教作为国教,忽必烈皇帝及王室朝廷极度支持与提供弘扬佛法的所需条件,八思巴帝师在初传弘法时,首先萨迦班智达所指定的公民道德准则《萨迦格言》和《十善法》等传播的基础上,在汉地、蒙古、西夏、高丽、大理、畏兀儿等地和欧亚诸多地方僧俗信徒各自需求的传授显密教法,其中上千万余人剃度授戒出家,实修诀窍。还有八思巴帝师各族各界的出家弟子大德,分别在讲经说法,更是蒙古四大汗国的满天之下,传播佛教的正能量,这种气氛与场合是不言而喻。

八思巴帝师亲自组织西藏萨迦寺和甘肃临洮等地设立了“译经院”“抄经院”,整理、收集流散的所有经论缮写,最终历史上形成了藏传佛教第一批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第一批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等萨迦寺保存下来的举世瞩目的吐蕃时期原本西藏萨迦寺经书墙,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萨迦四大宝库之一的慧海经山,更成为历史上,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和保存最完整的独特古籍经典,是人类的智慧结晶。

萨迦寺经书墙(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萨迦寺经书墙(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大乘要道密集》朝廷《究竟定》译者的36篇中八思巴集撰的只有4篇,是他的弟子莎南屹啰翻译,有十几篇是在西夏时期翻译为汉文。是迥王朝巴瓦国师翻译的汉文经典汇集一部著名的萨迦密藏佛法珍本,珍贵密法集中才形成了《大乘要道密集》。

萨迦寺经书墙(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萨迦寺经书墙(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同时还收集到大量的梵文写经(贝叶经),保存在萨迦寺中,成为佛教文化的稀世之宝。将自己对皇太子真金所说的佛法汇集为《彰所知论》,在元代即由其弟子沙罗巴汉译,收入元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中。支持其弟子雄译师多吉坚赞等人到尼泊尔、印度学习梵文,翻译了《旃陀罗波字经》及其注释、《语门遍入》《语法论·格助词品》《诗镜论》《佛本生记·如意宝树》和梵剧剧本《龙喜记》,为藏族文学的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萨迦寺稀世之宝梵文贝叶佛经(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萨迦寺稀世之宝梵文贝叶佛经(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曹立君)

创制大元国字,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做出不可磨灭的伟绩

八思巴帝师不仅精通佛法与十明学文化体系,而且精通蒙古四大汗国管辖之内的几大语系,公元1267年6月,此时忽必烈遣使召请,八思巴从西藏萨迦启程返回大都。

公元1269年,八思巴帝师,在经过潜心研究六年后,才创制大元国字。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来看,文字是不可缺少的一项重大工程,文字大统一和国家大统一是配套的,所以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八思巴帝师在西藏萨迦寺期间,经过多次研究后结合了藏文、汉文、蒙古文、畏吾尔文的书写习惯,并考虑了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大元国字,创立的八思巴文一同带回大都朝廷,诏颁行于天下。诏曰:“联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维吾尔字,以达本朝之言。考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大元国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大元国字,仍以其国字副之”。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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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帝师创制大元国字的特点:在创制后达到了可以完全投入使用的程度,并达到了译写各族文字的目的。八思巴文作为蒙古汗国的国家通用语言,这对于汉语词汇进入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以及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词汇进入汉语提供了很大方便。大元国字创制成功后,忽必烈皇帝立即下诏颁行。据史籍记载,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是可以读几大语系的各自语言。

使用大元国字范围:是元朝的诏旨、法旨,令牌、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碑文、墙上壁画、寺院门栏和服装上刺绣等广泛使用过这种八思巴创造的大元国字,因此元代担任官吏的人必须要认识蒙古新字,所以它又被称为元朝的“国字”。元朝还在各地设立“大元国字学”,推行大元国字。其奉命造的太庙木质金表牌位,以大元国字书写帝后名号,并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

此后明清到至今通用藏传佛教大寺门栏,印章等都要用八思巴字。可以看出:八思巴帝师创制大元国字,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绩,是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要知道,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参加“释道辩论”,征服17位道士与信徒剃度出家

八思巴帝师以上阐述的藏汉佛教传播与主持佛事活动之外,还加入“释道辩论”等其它宗教活动。

在公元1258年,八思巴作为帝师参加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元上都)主持的释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的大会,他直接参加问难,史籍记载,通过精彩的释道辩论之后,使“李志常”等十七位道士与信徒们被八思巴帝师的美德修养和无上智慧征服,并拜他为师,剃发出家为僧。八思巴帝师与那摩国师等经过释道辩论各自复崇其教对佛教与道教的辩论产生了最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八思巴帝师还有交往、交流不少汉地的文人和学问僧。例如忽必烈所亲信的佛教僧人出身的“大臣刘秉忠”以及“姚枢”等人物,就与八思巴帝师有过很多交往。八思巴帝师还引进汉地先进文化与科技等,比如西藏引进了汉地的瓷器工艺技术,而且西藏萨迦建立瓷器厂,生产了瓷碗等不少陶瓷产品。

总之,八思巴帝师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中做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作者萨迦·班典顿玉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研究员,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日喀则市佛教协会会长,西藏萨迦寺金刚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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