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松：寺庙生活是既疏离又融入的复杂象征

编者按：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化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第二故乡。佛教中国化是综合的、立体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凤凰网佛教特别策划专题《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大家谈》，分别从佛教义理、佛教制度、佛教艺术、佛教教育、佛教生活等方面阐述佛教的中国化传承与发展。本文为2011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程乐松在中国江西百丈山佛教文化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出家生活：疏离与融入的两个面相》的论文。程乐松荣认为，出家修行以非日常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修行者与世俗社会的疏离，与此同时，正是出家修行的寺庙生活与世俗世界的独特距离感推动了信仰理念在世俗社会中的散布和流转。以下为论文节选：

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妙传

寺庙生活，或曰出家生活（Monastic Life）是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世俗生活既疏离又融入的复杂象征：出家修行以非日常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修行者与世俗社会的疏离，与此同时，正是出家修行的寺庙生活与世俗世界的独特距离感推动了信仰理念在世俗社会中的散布和流转。换而言之，对于宣导出家生活和寺庙修行的宗教传统而言，与世俗生活的疏离本身正是在信仰理念和宗教价值上融入日常生活的途径。

《百丈清规》固是百丈怀海禅师在慧能所创之“以心持戒、无相戒法”理念基础上与中国社会实际及僧团模式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式的持戒理念和僧团伦理规范。然而，在笔者看来，《百丈清规》更是佛教通过戒律和生活规范的方式融入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寺庙与社群互动的独特模式积极创举。

《百丈清规》对持戒理念及戒律内容的发展贡献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则是，《百丈清规》形成的僧团生活规范、僧团与世俗生活的接处礼仪、丛林内部的管理模式体现了一个“与世俗生活相对的社会建设”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宗教理念与社会现实。简言之，《百丈清规》的创立，“别立禅居”的僧团规制，可以被看作百丈怀海禅师以创立禅门清规的方式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变迁的尝试，正是通过与世俗生活疏离的方式融入的一种体现。

除了从禅宗自身发展和佛教戒律、佛教中国化进程等角度理解之外，我们还可以尝试从《百丈清规》的内容来看清规中“社会化、本土化”的内核，《百丈清规》的内容涵盖了僧团生活及寺庙管理的各个方面，从僧团等级、师徒关系、日常的人事管理规则、寺庙与施主及世俗社会的接处礼仪等内容上看，《百丈清规》的僧团社会制度体现了中国化、乃至儒家化的特色，笔者认为，《百丈清规》集中体现了禅宗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与此相对，在为数不多的道教戒律专门研究中，道教学者在讨论道教戒律和出家生活规范的传统及经典化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强调佛教戒律和僧团生活规范的巨大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道教在隋唐时期大量的宫观生活规范、道团生活制度、管理模式都受到了佛教戒律的影响，乃至不少学者认为道教在隋唐时期产生的戒律和道团生活规范是作为本土信仰传统的道教对佛教刺激的一种应激反应和模仿。其说固然有合理之处，从《奉道科戒》的内容及其背后的宗教观念看，佛教影响的印记十分明显，行为规范及相关规制的内容也与佛教戒律有诸多类似之处，佛教的出家修行模式及寺庙制度使得许多道教教团的领导者有了危机感，加快了以宫观建设和宫观内教团生活规制为中心的制度建设。然而，从道教教派与教团发展、宫观建设的历史、教团生活的内容等其他方面来看，道教宫观规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路径。

从教团发展的历史来看，道教传统中第一个严格的教团组织应该上溯到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兴起的天师道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政教合一制教团，天师道有十分严格的戒律和日常生活规范，被许多研究学者称为具有“清教徒”特征的宗教教团。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百丈清规》中所见的完备行为规范及管理制度，是在明确出家生活与世俗世界的规范性隔断的同时，不仅彰显了禅宗的独特持戒理念和佛教的出家修行价值，而且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纲常与伦理结构。与此相对，作为官方管理制度补充的道教规制，《奉道科戒》则是以刻意的区隔定义宫观生活与世俗世界的差异，是一次主动且并不彻底的自我疏离运动，其根本原因并不在道教规制的制定者，而在于道教宫观与官方的关联、道教生活本身的特点。

分析《百丈清规》的内容品次，我们可以将清规分为四个大部分，即禅门纲常、住寺管理、僧众轨范、节蜡法器等。从这个简要的内容分类中，可以看到《百丈清规》是围绕寺庙的日常管理和生活进程设定的，基本上准确涵盖了丛林生活的各个方面，细致地规定了从住持日用到大众受戒各个层面的事务。与此相对，《奉道科戒》的内容中对宫观内部的人事管理、教团内部的阶次及日用经济等问题一概不论，强调的是从建造规制到日常仪轨的内容。此外，《奉道科戒》强调对于所有“奉道者”都有意义的奉道罪罚内容，这些都说明了《奉道科戒》断不是单独面向宫观内的“出家生活”设定的，而是在宫观日常管理规制的基础上增添的“宗教性规制”。

换言之，《百丈清规》面向寺庙日常管理和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了规制之后，形成了一个与世俗生活相对的僧团生活图景，而其伦理内核和纲常理念却与世俗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此相对，《奉道科戒》的内容则是在既有宫观与世俗政治及社会融合的现状基础上进行有意识的区隔，因此，其强调的内容是信仰观念及宫观内的仪轨，而不是日常管理及道团内部阶次。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之所以引入《奉道科戒》作为《百丈清规》的参照文本进行简要分析，其出发点乃是George Weckman所强调的戒律的文化价值，即宗教团体与世俗生活的互动中体现出的既疏离又融入的复杂关系，《奉道科戒》可以作为《百丈清规》的一个文化价值参照点，突出《百丈清规》通过疏离生活的方式融入本土文化的策略。

然而，进一步的文本研究和对照，乃至道教科戒中有哪些内容受到佛教的影响，甚至直接借用了佛教的观念，仍有待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如果本文可以作为一个方法论的起点，那么就可以为进一步的文本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