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有：契理契机的生活禅是人间佛教的重要组成

编者按：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化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第二故乡。佛教中国化是综合的、立体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凤凰网佛教特别策划专题《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大家谈》，分别从佛教义理、佛教制度、佛教艺术、佛教教育、佛教生活等方面阐述佛教的中国化传承与发展。本文为2011年5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刘成有在首届河北赵州禅·临济禅·生活禅学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从生活禅看汉传佛教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论文，刘成有教授认为，在生活禅的理论与实践中，既能体现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属性，也蕴藏着汉地佛教的特殊属性与普遍特质。以下为论文节选：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刘成有（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

生活禅的理念，是净慧长老1991年开始提出的。后来在柏林寺举办的生活禅夏令营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宗旨的理论与实践形态。放大到中国佛教发展中来看，生活禅实际上是近现代以来人间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生活禅的理论与实践中，既能体现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属性，也蕴藏着汉地佛教的特殊属性与普遍特质。

一、生活禅的提出及其内涵

禅本来就是来源于生活的一种修行方式，修禅的目的在于提升生活的品质，实现生命的意义。不过，禅在历史上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表现形态，从打坐禅修、心不散乱再到不立文字、棒喝公案，禅的修行真可谓法门无量。晚清以来，禅宗一法，没有真正走出禅堂、走出山门、走到社会。但现代社会自有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有着现代人的精神诉求。禅的佛教要发挥作用，必须走出山门、契理契机地走进社会。李耕云提出的“安祥禅”、李元松提出的“现代禅”，都具有类似的考虑。二十多年来，净慧长老一直倡导、并积极推动的“生活禅”，无疑也是禅佛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成果。

净慧长老认为，“佛教适应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仅仅是讲几句佛法、让大家知道佛教是怎么回事，最重要的是要让现代人了解怎样进入修行、怎样改变自己，怎样在佛教里面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才是佛教为什么要适应现代社会，或者是说为什么要现代化的原因。”基于对现代人精神需求的了解，基于对佛教现代性的认为，净慧长老觉得佛教界对于时代呼声的“反应是不够的，声音太小太微弱，而且还很单调。所以社会上一方面是在把禅推向了一个热潮，另外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把禅歪曲了。迫于这样一种形势，我从历代祖师的语录、从佛言祖语当中体会到修行不能离开生活，于是就提出了生活禅。”

净慧长老经常说，生活禅的概念大概是在1991年提出来的，1993年举办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的时候，才正式推出这样一个理念。此后，生活禅夏令营一路坚持下来，除2008年外年年举办，而且影响一年比一年扩大。作为当代大陆佛教现代化的重要尝试，生活禅的理念及其实践，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标杆作用。

净慧长老认为，生活禅可以有很多方法，因为禅可以随便跟佛法任何一个理念联系起来讲。但他后来逐步地把生活禅归纳为几个核心的内容，即四个“根本”：“第一是菩提心，第二是般若见，第三是息道观，第四才是生活禅。……菩提心和般若见可以说是见地，息道观和生活禅可以说是功夫。”

从历史上看，佛教是印度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一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自产生以来，一直表现出向周边地区和平辐射的良性传播状态。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一是印度僧人以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怀向周边地区的人民和平传播佛法，二是印度之外的各个地区的人民前往印度求取“真经”。这种双向互动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佛教与中国之间的双向互动，造就了中国佛教的特殊性表现，此即佛教的中国化或中国的佛教。唐代创立的禅宗，近代兴起的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标志性理论形态，均是既契机又契理的佛教，始终体现着佛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汉传佛教的特殊性表现

汉传佛教特殊性的表现，有以下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大乘佛教“自觉觉他”的思想与儒家“修己安民”、“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极为相似。二是佛教“觉悟”的思想与儒家“修身”的思想相当合拍。佛教的“觉悟”，是生命主体的自我觉悟；儒家的“修身”，是生命主体的“求仁得仁”。尽管二者对“生命主体”的理解不同，但就“人道”而言，却是比较彻底的“人本”立场，没有外在于人的“造物主”。自己的终极解脱，依靠的是自己的主观努力，依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在佛教这叫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在儒家这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或“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表达的都是“内在超越”的修行路线。

三是佛教的生死观与儒家的生死观，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如果说佛教修行者看重的是精神的解脱，表现为对肉体轮回的“断灭”，儒家所追求的“三不朽”实际上也是精神“解脱”。

总之，汉传佛教是儒家文化背景中的高僧大德结合儒家思想并对大乘佛教中某些思想特点重点发挥强调，这不仅是佛教“客随主便”的积极尝试，而且也是中国佛教“主人翁”身份取得的重要特征。佛教只有在与汉地主流文化即儒家人生观、社会观取得一定的会通之后，针对佛教的“华夷之辨”才可以逐渐淡化，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性特点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佛教特殊性的主要表现。从第一部分介绍中我们看到的生活禅的基本理念及其实践，生活禅体现着汉传佛教的特殊性品质。

三、佛教的普遍性思想内涵

但纷繁复杂的佛教，毕竟都是佛教的组成部分。作为佛教而不是其他宗教，就应该有一个佛教的“根本”，应该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一贯之道”。综观佛教的历史与派别，我们认为慈悲、智慧、涅槃这三个词，在佛教思想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标签”价值，体现着“普遍性佛教”的思想内涵。

（一）慈悲是佛教的“圆心”

不管佛教这个“圆”画的是大小显密，还是南传藏传汉传，统统都紧密联系在慈悲这个“圆心”上。在佛教看来，慈悲应该是生命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也是佛教之为佛教的根本思想之一。

（二）智慧是佛教的“半径”

佛教虽然也被现代人划入“宗教”的行列，佛教虽然也有类似于“救赎”式的净土信仰，但佛教的“信”，却极有理性的特色。佛教自许为“正信正见”的重要特征。此后的实践（“行”）与证悟（“证”），自然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小乘大乘、中观唯识，侧重点或有不同，但都体现出对智慧、对生命主体观照能力的高度重视。

（三）涅槃是佛教的“圆周”

在佛教中，慈悲与智慧，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即不成佛法，而且主张智慧与慈悲成正比，此即“悲智双运”。只有悲智双运，才有可能在生命的时时刻刻做到一切随缘、六时安乐。只有这样的活在当下，才有可能达到烦恼寂灭、清凉自在的涅槃境界。可以说，有了慈悲这个圆心，有了智慧这个半径，才有可能画成涅槃成佛这个圆。

有了慈悲、智慧这些圆心、半径，解脱之圆也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大、小、汉、藏虽各有特色，波浪不同，但沧海之性，难能例外。借用印顺法师在民国三十年所写《法海探珍》中的话说：“佛陀正觉的正法之流，适应人海思潮，展开了自由与谨严、自力与他力、平常与奥秘、浑括与严密等多种不同的风度；大、小、空、有，提示了种种不同的行解。在这万有不齐的法海潮中，波谲涛骇，也还有它内在的关联与条理。”基于这样的认识，印顺法师穷毕生精力矻矻以求，“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链之”（《印度之佛教·自序》），揭举出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思想。“契理契机”四个字，既适合于禅宗，也适合于生活禅等各种形式的人间佛教，因为它反映着佛教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