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安万字长文缅怀黄心川先生：悲智涵一心 功德溢万川

2021年2月10日上午11点33分，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先生于在北京溘然辞世，享年93岁。

李利安教授是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佛教研究所所长、玄奘研究院院长。1984年，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李利安首次得见黄心川先生，此后37年，黄心川先生对李利安教授多有扶掖。黄心川先生辞世噩耗传来，李利安教授“整个心思全都为黄先生的音容笑貌所‘侵占’，37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为此，李利安教授写下万字长文《悲智涵一心 功德溢万川——记在黄心川先生扶掖下成长的往事》，纪念黄心川先生。

黄心川先生

悲智涵一心 功德溢万川

——记在黄心川先生扶掖下成长的往事

2月10日下午4点多，突然在“佛教教义思想研究群”里看到一张《讣告》，打开一看，竟是德高望重的黄心川先生去世的噩耗，震惊哀伤之情轰然而生。除了立即给夏年兄留言问候外，当日即以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名义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伤感之际，浮想联翩，遂到处翻找黄先生赐我的两篇序言，将90年代的那篇序言重新录文，无常伤感之痛在重读序文中弥漫，整个心思全都为黄先生的音容笑貌所“侵占”，37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记下这些往事，既是对先生的纪念，也是重温自己的成长历程，并再次感受先生扶掖之恩的绵长与厚重。

1984年9月，我开始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跟随高杨先生攻读印度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入学后便听说早在我刚开始念本科的1980年，西北大学和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及陕西省社科院在西安联合召开了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次佛教学术会议，高杨老师负责具体会务的组织与协调，并由其公子荆三隆兄出面赴北京与任继愈先生、黄心川先生对接，得到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黄先生从那时起就和西安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可惜那时的我，刚刚从农村走进西北大学的一个本科生，自然无缘见识这次在中国宗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2016年4月15日，李利安教授向黄心川先生讲述兴教寺当初申遗的情况

1984年10月的一天，因为师兄魏道儒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黄先生与童玮先生应邀再次光临古城，来到西北大学。当天下午，我陪历史系主任彭树智老师和总支书记尤钦次（音）老师一起到宾馆看望两位先生。记得他们第一天住在校园外斜对面的一个院子，宾馆条件很一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京城来的大专家，印象中黄先生高大威武，孤陋寡闻的我在他面前诚惶诚恐，谨小慎微。黄先生给我的感觉是蛮威严的，尽管今天想起来，他那时其实也没有什么架子。彭老师和历史系总支书记在狭窄的房间坐了一会，向黄先生和童先生表示欢迎和感谢，还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彭老师在去的路上说，黄先生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我们一定要接待好。

在下来的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答辩那天，我陪黄先生走上历史系所在楼的四层，至今还记得黄先生当天穿着宽松深蓝的裤子，干净笔直，上身的西服也显得非常帅气大方和庄严。教室内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答辩过程中，魏师兄极其认真，什么原始佛教的这个那个，尤其有印象的是辩证法思想，师兄很有激情，我却听的云里雾里。那时我刚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对佛教哲学还一窍不通。记得提问之后，魏师兄急急忙忙跑到一个教室去准备问题的回答，一副紧张而严肃的样子。众人们留在会场这边，黄先生说：魏道儒同学的论文体量大，结构完整，写得非常好。具体还夸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非常肯定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旁听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也是第一次零距离见识的真正的学术活动。

在接待期间，我在黄先生后来下榻的西大宾馆第一次见到了王亚荣师兄，他高挑的个头，围着一个围巾，彬彬有礼，镇静自若，一幅书生模样。也听黄先生与高老师讨论有关《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和哲学卷词条撰写的相关事情，原来高老师受黄先生委托，组织西安地区的几位学者，负责撰写了好多词条，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词条都由高杨老师亲自撰写，还说到长安佛教研究的一些情况。这些信息，对当时的我来说，都像是一个陌生的外部世界缓缓地向我打开一样。回想37年前的情景，我的学术因缘就这么开始了。

1986年9月，我与同学辛放一起去北京查阅资料。辛放是浙大工科的本科生，父亲是西安某医科大学的校长，可是他硬是“离经叛道”，改换门庭，既不学医，也不学工，跑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道教文化。一路上，我们谈天说地，号称“佛道不分”，十分热和。我们说到历史学院的老师，辛放对高先生的传奇经历似乎也颇知一二。我说起高先生将来北京，并带我去黄先生家中，辛放便也希望能一起见识京城里从事宗教研究的大师。那时，我们在绿皮火车上摇摇晃晃，我因为第一次进京，感觉首都太高大威严了，心里总是有点慌怯不安，记得辛放用陕西话不屑一顾地笑道：“北京，那就是咱家的城么！”他多次这样调侃，一副“不可一世”的霸气，似乎北京就是故乡的小镇一样，让我的心稍得一丝安宁。于是，在一个清晨，火车缓缓地进了京城。过了几天，高老师来到北京，他准备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出发之前，带着我与辛放一起去黄心川家中拜访。

那时黄先生住在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座高楼里，好像是八楼。刚一到楼下，一眼望去，感觉那个楼好高大啊！附近高楼林立，极其气派，伴着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京城气象的壮丽威严与那无法抗拒的欣喜感和挤压感一齐向我袭来。黄先生家是复式的，我们上了二楼，黄先生在南侧的一个房间，夏年兄在北侧的一个房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夏老师和夏年兄。辛放和夏年聊起来，我则陪着高老师在黄先生房间。黄先生坐在一个有扶手的可以转动的木椅子里，他们海阔天空地聊着，也没有我可以插话的份儿。倒是辛放在另一个房间和夏年的交流，声传屋外，轻松自在，似乎蛮有收获。那时辛放对道教炼丹很感兴趣，记得黄先生说，他曾经建议和鼓动卿希泰先生研究道教，终于取得重大成就。还说，任继愈先生也是研究道教的。这些信息都是我过去不曾知道的。宗教学，这个陌生的领域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我的世界。

那次我在北京住的时间超过一个多月，期间还和在人大读研的本科同学张成福在国庆之日畅游天安门广场，那花的世界和人们喜悦的笑容记载着那个时代空前未有的开放姿态，一个民族在被长期封闭高压之后的舒畅尽情挥洒在不断改革的无尽希望之中。不久，高老师从土耳其回来了，我又陪他去了他的母校北师大。适逢北师大校庆，高老师见到了很多当年的老朋友，他们都称高老师为“小伙子”，而且都非常喜欢他。记得是刘家和先生送我们到校门口的车站牌下，直等到公交车来，才挥手告别。我们直接去了黄先生家。高老师路上说，黄先生出身富裕家庭，却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少年时投身革命，把家里的很多黄金拿去给党组织花了，他们二人的早年有着相同的经历。建国后则稍有不同，当黄先生上了抗美援朝战场成为陈赓的机要秘书时，高老师作为教育部三大组的一个组长（或副组长），奉教育部安排，协助著名学者侯外庐空降西安，主持西北大学事务。那时西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14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国家非常重视。没想到高老师这一来，就再也没有离开。高老师和黄先生都是富家子弟，都有意气风发的革命岁月，都曾经出生入死，后来都从革命者转变为学者，而且都选择了印度文化为研究领域，都对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等语言非常娴熟。高老师说，黄先生的研究他很佩服，他是有国际视野的印度哲学史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印度宗教史学的主要创立者。其中还说，若是由黄先生来做《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会发现很多重要的问题。

这次在黄先生家里，我请教了很多问题，当然主要是围绕我当时已经确定的论文主题《金刚经》。那次去北京查阅资料，我也是集中关注与《金刚经》相关的文献，黄先生给我专门翻出爱德华.孔兹(Edward Conze)的《Prajinaparamita Literatures》一书，还问我都收集到什么资料，记得我曾经提到太虚、圆瑛、印光等近代高僧有关《金刚经》的一些作品，黄先生让我特别关注印光法师的《金刚经研究》，他说印光法师的著作要好好看。黄先生特别强调，《金刚经》在印度就已经非常流行，尤其是瑜伽行派，可见《金刚经》并不简单的只是一部般若类经典，其承载的文化元素和历史内涵是复杂的，值得从印度佛教及印度文化史进程的角度进行探讨。记得黄先生与高老师还谈到《金刚经》《心经》在般若经发展史上的时间先后问题，黄先生建议我关注金克木研究生胡海燕的相关研究，而胡的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已经分两期连载于《南亚研究》了。

这两次家中拜访，让我对黄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革命者的经历，让我特别感叹，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认识一位高级别的革命者。黄先生在崇文门附近的这个屋子后来我还去过，记得有次找了好久，没有找到，中间是一大通道，在楼道打问，北京人都很小心谨慎。相比之下，黄先生作为京城的大师，其性情的亲和与学识的渊博，都给了我另一番感受，与我的第一次京城记忆融在一体。投身学术的最初冲动与喜悦都在这次京城之行中获得完美的激荡，至今想起，都是美好的生命体验，是值得永远收藏于心的青春记忆。只是因为时间的久远，年轻时代的身心波动已不免有了一丝梦幻的感觉。

1986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陕西省长安佛教研究组联合主办的隋唐佛教学术研讨论在西安止园饭店召开，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加的学术会议。本次会议再次见到黄心川先生，还见到任继愈、杜继文、方立天、牟钟鉴、杨曾文、郭朋、李斌诚等学者，当然，还有比较年轻的一代，如潘桂明、王雷泉、谢重光、业露华以及黄夏年及其多位同学。那次盛会至今记忆犹新，黄先生的论文是有关新罗来华僧人考证方面的，后来此文获得了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他在会上还作了专题报告，介绍国外的佛教研究情况。会议期间，我除了陪多位学者外出参观外（如陪郭朋去了他当年出家当僧人的兴教寺，查看当年他住过的窑洞），还抽时间向杜继文等人请教。记得杜先生给我说，《金刚经》对禅宗没有太大的影响，影响中国禅宗的主要是《大乘起信论》，他建议我研究《金刚经》在华传播史，说研究印度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可是我的专业是印度古代史，方向是印度佛教史，《金刚经》在华传播问题也只能有所涉及而已。记得杜先生还说，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面临的困难比较多，目前国内研究印度佛教者肯定是首推黄心川先生。本次会议的闭幕式由黄先生主持，学术总结由杜先生来做，他们虽然领域不同，方法有别，但彼此呼应，会议取得巨大成功。黄先生作为宗教所、南亚所的主要开创性人物之一以及长安佛教研究的核心指导者，在本次会议的发起和组织协调方面贡献最大。

作为本次会议合办单位之一的长安佛教研究组特别引人关注，而这与黄先生是有直接关系的。自从迈入八十年代以后，黄先生已经和长安佛教研究建立起深度的关系，长安佛教研究的具体规划，包括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进度、成果出版等，黄先生都直接参与，具体指导。正是在黄先生的指导下，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为支撑，有陕西省委统战部、陕西省宗教局、西北大学共同参与的长安佛教研究组建立了起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86年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召开时，长安佛教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大兴善寺》《香积寺》《青龙寺》，另有几部书稿也基本成型，应该说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在黄先生的关怀下，我和荆三隆都正式加入这个团队。

会议期间，黄先生请来任继愈先生，我和西安的几位研究者有幸在人民大夏和任先生、黄先生共进晚餐，向他们汇报和请教长安佛教研究的相关问题，任先生对黄先生指导长安佛教研究的成效给予肯定，鼓励继续推动这种地方性佛教的研究。我今天翻看了每本书的后记，无一例外地都清清楚楚地记载到，黄先生亲自审阅全稿，细致修改，发现诸多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从大纲设定，到最终定稿，黄先生都有深度投入。这种投入是不计回报的，纯粹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既是缘分更是使命，说到底是体现了黄先生热爱学术事业、乐于扶掖后进的一种崇高境界。我也多次当面听这些作者说过，对黄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感激不尽。

王雷泉在《大雁塔下的沉思——全国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散记》一文中说：“长安佛教研究组的工作之所以得到会议的高度评价，是因为发挥了地方优势，其成果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长安佛教研究组的工作不仅具有抢救佛教文史资料的意义，它所体现出来的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可以匡正以往研究佛教的空疏之弊。”他还认为，“本丛书的编写也是一个加速培养新生力量的有效途径。成立各类课题组，广泛延揽各界研究人员,不失为一个在现有条件下快出成果、快出人才的有效方法。”今天看来，长安佛教研究，无论选题的价值，还是成果的规模，以及发展的方向，在那个时代，算是独步一方、享誉全国了。可以说，长安佛教研究团队，作为早期中国地方佛教研究的一股突起力量，是在黄先生的直接指导与推动下登上中国学术舞台的，此后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如王亚荣、陈景富等人，均受恩于此，获益终生。

1987年8月，刚刚报到在陕西省宗教局工作的我，代替高老师到北京参加中国南亚学会第三届年会。会前我曾经担心以我这小字辈是否会被会议接受，高老师说，黄先生在，你就放心去吧。会议地点在北京西山宾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宾馆，两个人一间，感觉非常新鲜。半年多前来北京查阅资料时，除了极个别时候与辛放混在他哥哥在北师大研究生宿舍外，其他时候全住的是地下室，我和另一位前期抵京的同学晏新志已经对北京地下旅馆及周边街道特别熟悉，出入自如，京城四处游走，畅行自在，至今想起，那种场面不仅特别，也算壮观，没有受苦受累的感觉，只有青年时期进京的兴奋与永不疲倦的朝气。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赴京参会的代表。住进这样的宾馆，心里美滋滋的同时也不免生起极多感慨，并在慌慌之中体验着一个貌似学者的新鲜与不安。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是《关于金刚经产生时代问题的再探讨》，工工整整的手抄本，交给会议后没了底稿，会议又没出论文集，曾经让我遗憾了好久，重新复忆起来的稿子，总觉得遗漏了当初的一些内容。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向学术会议提交论文，我是以一种严肃的姿态与会的。会上再次见到黄先生，向他汇报了毕业论文的完成情况，黄先生鼓励我对《金刚经》的相关问题继续进行拓展而深入的研究。会后与妻子一起去黄先生家看望。黄先生让我捎带一封信给高老师，其中提到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那时，高老师已经身患绝症，黄先生再三嘱咐保重。本次会议，让我对中国的南亚研究有了一些了解，很多大碗人物都是这次会议上才得以知晓，这也算是我开始真正步入南亚研究的领域。当然，后来在这方面用功不足，便逐渐向中国佛教方向转移了。

1988年9月，应黄先生邀请，前往先生故乡常熟出席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该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与中佛协直属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常熟市佛教协会共同举办，但其实主要是黄先生发起并主导的。地方政府很重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才知道这就是沙家浜的所在地，所以感到特别新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兴福寺吃的素斋，极其丰盛，这是一生中第一次享用正规宴席的素食。记得王亚荣师兄一再赞叹，说这才是真正的素宴。本次会上，我第一次提交了打印本的参会论文，《试论<金刚经>的地位、流传与影响》，尽管是老式打字机输入，油墨印制，但看着自己写出的字词变成宋体的模样，还是非常开心（当初的硕士论文都是手抄本）。

还记得论文中有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金刚经》思想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的“批判”，佛协那边后来不同意将我的这篇论文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一次在和黄先生通电话中谈起这件事，我为自己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感到非常遗憾，非常自责，惭愧惶恐之际，黄先生却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论文本来没有什么，若认为有问题的话，把那小段删了不就好了，年轻人应该多鼓励多提携才好。如果佛协那边还不同意，我们就在《南亚研究》发表吧。后来，这篇论文的确没有收入论文集，还真的是蒙黄先生关心提携，发到了《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我记得具体是由方广锠先生办理的。这是我一生中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标志着我正式登上学术研究的神圣舞台。

这件事让我后来一直感慨万千，一个农村出来的笨拙青年，冒冒失失地写出稚嫩的文章，我何德何能竟然蒙黄老先生如此宽容、爱护和提携。还有文中的批判，后来也让我不禁感慨。其实，所谓的批判也没有多么尖锐，更不影响文章的结构和旨趣，倒很像贴标签式的扔上几句显示立场正确的话语，今天想起来，真的不免有点曲解与霸道。让我感慨的是，后来随着大陆学界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及我对佛教情感的不断加深，学术研究也不断向深度和温度同在的方向迈进。而这无疑首先来自黄先生的影响。黄先生可能是大陆学术界最早将学界与政界和教界沟通在一起从事佛教文化研究的人，为了实现这种不同领域的和谐呼应，黄先生在保持学术独立性和严谨性的同时，对佛教文化和佛教信众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他大力倡导佛教是文化的观念，在那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对改变世人对佛教乃至整个宗教的负面看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中国佛教领域出现的政、教、学三界合作的良好局面，应该说开启于黄先生的最初努力，而这种努力今天看来是相当有远见卓识的。

2016年4月15日，李利安教授陪同黄心川先生参观西安兴教寺时听先生讲玄奘

也正是受到黄先生的爱护、鼓励和提携，我对《金刚经》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接受本次教训，继续思考《金刚经》相关的一些问题。恰好在这个时候，黄先生联系上海佛学书局，准备出版高杨老师的遗作《金刚经新注》，书稿在我手上转送，并由我提供了高老师此书的相关学术资讯，供黄先生为此书写序时参考。期间的通讯往来和电话沟通，免不了涉及《金刚经》研究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激发了我对《金刚经》研究的兴趣。善缘相会，之后不久，在三秦出版社工作的好友赵建黎前来约稿，让我写一部注释、讲解、白话翻译《金刚经》的书。那时，市面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金刚经》注释与白话作品，黄先生鼓励我说，历史上尽管有很多《金刚经》的注释之作，但多有偏颇，希望我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重新阐释。书稿成型之后，我向黄先生做了汇报，也请王亚荣师兄提出审读意见。黄先生应我的请求，慷慨赐序，序言中对《金刚经》的地位与影响进行了说明，对白话阐释工作的意义做了肯定。该书稿因为属宗教经典，在出版社犹豫了一两年之后，终于在1992年出版发行，初版后连续重印，改版后又多次重印，反响不小。

那时，黄先生家的电话都是在我心里装着的，印象中通话次数不少。一次陕西省社科院的畅耀先生问我黄先生家的电话，我随口就报了出来。我说需要再查一下不，他说能一口报出，就肯定没有问题，可见当时和黄先生的联系已经非常密切了。1989年黄先生的《印度哲学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成为我以后最常翻阅的印度哲学史专著。次年，我便写了一篇上万字的书评，专门就该著在宗教研究方面的视野、方法、材料、观点等进行评论，也算是我的学习心得。文章发给夏年兄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一方面肯定了我的评论，但另一方面不建议立即发表，也可能是黄先生的自谦谨慎，不愿赞扬性书评的宣传，于是该文也就一直搁下，可惜底稿后来也丢失了，但对黄先生大作在宗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此后在我的课堂上则不止一次地提及。得此书之益，激发了我对很多问题的兴趣，记得我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曾请教过黄先生，包括《金刚经》的梵本问题、菩萨信仰的起源问题、真谛与世亲的问题，甚至还曾就佛教十三经的选择问题请教过黄先生。今天想起来，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不懂世务，实在惭愧，过多地打扰了百忙之中的先生。

1994年4月，由黄先生发起和主导的第一届国际玄奘论坛在河南偃师与西安两地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二十多位外国代表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前一个月，我从陕西省宗教局调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刚好参与本次会议西安段的筹办工作，通过王亚荣师兄，和黄先生那边保持一定互动。记得当时因为外宾多，级别高，陕西方面非常重视，经常为一些棘手问题请示黄先生，黄先生都耐心解答，努力协调，期间事务之繁杂是我这个仅仅在旁边打下手的人所不知道的。记得会议经费方面临时出了问题，搞的一些代表很不乐意，黄先生夹在中间，非常为难，不知后来是怎么解决的，但可以想象，黄先生肯定受了很多麻烦，甚至委屈。本次会议声势浩大，场面庄严。记得黄先生的学生江亦丽女士也出现在会上，她的英语翻译流畅轻松，衣着相貌与一举一动均散发着一股高贵的气息，和几年前我们一起与崔正森、魏道儒诸友同游苏州时的学生模样已判若两人。原来她是应黄先生召唤专程参与和服务于本次国际会议，为外宾接待和大会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在本次会议上提交了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浅析》。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在西安东门内的一家打字部打印了此文，这是我一生中第一篇通过电脑打字印制而成的学术论文，后蒙黄先生厚爱，收入他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于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篇有关玄奘研究的学术论文，20年后的2015年，西北大学成立了玄奘研究院，我忝列院长之职，溯源起来，与黄先生在八九十年代推动起来的玄奘研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本次研讨会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向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通报了黄先生到西安的消息，会议期间，奉彭树智先生委托，和黄先生对接，邀请黄先生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林承节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陈峰君教授参加彭先生博士生尚劝余的学位论文答辩会。记得中东所副所长王铁铮和我一起从省军区招待所接三位专家来到西北大学，路上言谈中发现，林承节、陈峰君先生对黄先生都特别恭敬。黄先生担任答辩会主席，对尚劝余的论文多有好评，也提出一些问题，我才发现黄先生对印度近现代政治也非常熟悉。后来又知道，彭树智先生曾指派尚劝余于1992年专程到黄先生家登门拜访，之间的学术联系此前早已存在。本次答辩会，让我感叹，一位学者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可以如此的宽广，从遥远的古代到近现代和当代，从印度到中国，从佛教到印度教和其他宗教，从哲学与思想到政治与经济，从国内学界的把握到国际学界的熟知，黄先生都能轻松驾驭，娴熟融摄，体现了真正的大家风范。

1994年的第一届玄奘国际学术会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以玄奘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但开创了玄奘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且在佛教学术研究领域，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启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新气象。此后，由黄先生发起和主导的玄奘国际学术会议还有多次，形成延续20多年的系列性国际学术会议品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1998年3月在陕西铜川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有137人出席，我提交的论文是《<金刚经>玄奘译本对罗什译本的补正作用》，再次蒙黄先生厚爱，收入先生主编的《玄奘研究论集》，1999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由黄先生召集的“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在西安户县举行，将西安的玄奘研究引向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了玄奘研究的古今贯通。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06年9月，黄先生发起并主导的第三届玄奘国际学会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印度、日本、越南、尼泊尔、孟加拉、比利时、美国、韩国、斯里兰卡等 9 个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宗教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共 119 人出席会议。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是《玄奘对古代印度观音灵验信仰的考察》。黄先生指派我做大会最后环节综合讨论的主持人，这是对我的考验，当然更是对我的信任和提携。我与专程从美国赶回的黄先生的博士龙达瑞相互配合，他负责英汉翻译，我主持把控全场，很多外宾积极提问和发言，气氛十分热烈，最终我们圆满完成了先生交代的重任。

说起黄先生在学术会议方面对我的提携，记得1996年9月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佛教与日本学术研讨会”，在大会自由交流环节，作为中方主席的黄先生指派我回答日本学者不断提出的有关中国佛教现状的问题。因为我1994年之前在陕西省宗教局工作过八年，对现状比较熟悉，所以，日本学者一个接一个的这类问题基本上全由我一个人来回答。那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日本著名学者平川彰先生，并聆听了他关于天台宗戒体论的高见。日本代表横山纮一教授等人在闭幕晚宴上几次主动给我敬酒，表示感谢，并主动与我继续进行交流，期间多有鼓励与启发。日本学者对现状的兴趣以及黄先生的鼓励提携，让我认识到中国佛教现状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此后我能够持续保持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黄先生的鼓励有直接的关系。

大概从1992年开始，我对观音信仰研究产生了兴趣。期间多次征求黄先生的意见和建议，得到黄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先生认为，观音信仰是一种典型的菩萨救度信仰，在中国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一直非常薄弱。他还说他在国外见到有关观音的研究著作，可惜当时没有买下来，他希望我早日开始研究，争取填补学术的空白。1994年我完成了通俗故事版的《观音菩萨传》一书，除了依照明清以来的观音传奇小说进行删改之外，还有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将双马童的故事列为观音信仰的起源之一；二是根据与观音相关的几部印度佛教经典，整理编写出有关印度佛教观音身世的故事；三是根据各种观音感应记整理编写了一些新的故事；四是附录了两篇文章，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其中加入婆罗门教双马童的故事，便是受到黄先生观点的直接影响。因为先生多次提到，佛教的观音信仰是受到婆罗门教双马童形象的影响而出现的。记得我还和先生讨论过《大唐西域记》中有关观音的故事，特别是戒日王及中观学大师清辩的观音信仰情况。

从那时开始，我不断申请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所有申请中的博士研究计划都是以观音信仰为主题。当然，因缘难违，一切自在其中，后来我还是在国内跟随彭树智先生念了博士，完成了《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的博士学位论文，并立即将论文呈黄先生审查指教。等后来正式出书时，黄先生再次慨然赐序，予以提携和鼓励。先生在序中说，这部论文的最大特点是将观音信仰纳入一个体系之中，再通过经典和史料的分析，对观音信仰的历史做了考索。这些研究，有很多是在前人未发情况下，得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先生认为此书将会利益学界，解答疑惑，其学术价值也将得到突显。先生的鼓励给我很大的勇气，也让我一直铭记着这份恩德。这本书算是我对观音信仰研究的一个小结，当然它主要关注的还是古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向中国传播的时间下限也基本只到唐代。所以，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对唐以后的观音信仰进行系统研究，这样一来，我的观音信仰研究便基本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这一研究，从开始的时候，便得到黄先生的直接指导和不断的鼓励，当然，这期间也有魏道儒师兄等学界师友们的大力帮助。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和黄先生的联系数量有所减少。不过，在各地的学术会议上看到黄先生时也都会亲近请益。每次去北京，还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前往黄先生在华威西里8号楼的家里看望，凡有重要问题需要请教黄先生的，也都会及时向先生汇报。2010年2月，黄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大表大会，我利用参会机会，多次与黄先生请教交流，后来就其中所涉及的中国佛教现状问题形成一个采访记录，在中国佛学网刊登，从中可以看出黄先生对中国佛教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忧虑。黄先生一如既往地支持西安的佛教研究和佛教寺院相关工作，如我带领学生团队和韩金科先生一起筹办的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黄先生大驾光临，发表了《长安佛教与长安文化》的宏论，站在人类文明交往和中国文化全局的高度，对长安、长安佛教、长安文化给予深刻的解读和准确的定位，体现了黄先生一贯的宽广视野和深度把握。

特别是2015年，黄先生不顾年迈之躯，亲临我具体承办的“玄奘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这是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成立后的首场学术活动，黄先生的大驾光临，体现了玄奘舍身求法的坚韧意志和永不止息的提携之情，令我感动不已。黄先生在大会主旨报告环节发表了《玄奘精神与“一带一路”》的演讲，他说：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一车两轮的关系，没有文化的推力，经济交流只是单方面的愿望，互相的信任就无法建立；有了文化做基础，增加相互间的信任，才能为扩大经济活动打下基础。玄奘是丝绸之路的一面旗帜和品牌，是中国的名片。今天我们重新纪念玄奘，让他在丝绸之路上重新发挥新的品牌作用，是佛教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可以做出的新的贡献，也是我国走向世界的助力之一。黄先生的这一见解非常重要，他的肯定和鼓励，也促使我们继续关注玄奘在今天中印交往中的重要作用，2020年，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主办的国际玄奘论坛被外交部列为纪念中印建交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便是先生这种倡导的具体推进。从1994年的第一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到2015年的玄奘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二十年的不懈努力，黄先生一手推动的玄奘研究已经在大唐长安的故地迈向了新的台阶，这无疑也是对黄老先生这一学术情结的最好告慰。

数十年与黄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真要细数起来，可能还需很多笔墨，尽管很多情景都已经消散在时光的侵蚀之中了，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诸事纷至，烦扰逼身，浮躁急迫，忘事尤多。其实，所有的回忆，除了见证黄先生的学识渊博与学术境界外，更多是见识了黄先生的道德境界，因为这些往事都在诉说着黄老先生心胸的宽广，心地的善良，性情的随和，意志的坚强，以及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的无畏与无私，特别是他关心青年、提携晚辈的恩情。若要突破我与黄先生个人交往的范围，从整个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发展进步的角度来看，根据我所知晓的信息，我觉得黄先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第一，黄先生的学术机构建设与管理能力很强，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亚太所、南亚文化研究中心、还有玄奘研究中心、长安佛教研究中心等各地研究机构的创立方面来看，黄先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机构属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佛教研究平台。黄先生可能是新中国宗教研究方面参与创建研究平台最多、成效也最大的一位学者，为新中国佛教研究机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黄先生的学术活动组织与运作能力很强，从学术会议的发起与组织方面来看，黄先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初期各主要佛教学术会议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应该是20世纪中华大地上召集学术会议最多的一位老一代学者，而新一代学者当中发起和组织学术会议最多的应该是夏年兄，父子两代为搭建各界共享的学术平台、推动中国佛教学术交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为可贵的奉献。

第三，黄先生的关系协调与维护能力很强，无论是不同学者或学界不同派系之间，还是学界与教界、政界等各界的关系之间，凡是涉及佛教研究或佛教文化建设工作的事，黄先生都乐于出面进行协调组织，设法将不同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致力于一个相同的任务。以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为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够将政、教、学三界组织在一起，共同召开高级别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这可能是中国佛教学术史上的首创，由此开启了佛教学术研究中各界互动的良好风气，使用佛教学术研究获得了政策、信仰、经济等多方面的协调和支撑，成为中国佛教学术的一大特色，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四，黄先生对晚辈的关心和提携能力很强，这不仅是因为他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资源调集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培养佛教研究人才、确保中国佛教学术传承不竭的强烈心愿和那颗爱护年轻人的心。一方面，黄先生对年轻一代的请求几乎是来者不拒，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指导与扶持的美名；另一方面，黄先生可能是为佛教研究或与佛教研究相关的学术著作写序最多的一位前辈，通过序言来评定研究主题、肯定研究价值、扩大研究效应、激发进一步研究的动力，这是对年轻学者最重要的提携方式。就我所知，黄先生的序言，绝大部分是分文未取的，我的两本书序言，也仅仅是我提醒出版社后，出版社按照一般稿费标准发放了稿酬，印象中第一本书序才几十块钱。黄先生结识的年轻人众多，各种不同方式的提携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这么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宗教研究当然主要还是佛教研究方面，得益于黄先生指导、鼓励和提携的学者，人数之多，成果之丰，已蔚为壮观，这也必将载入中国佛教学术的史册。

第五，黄先生的学术团队组织与运行能力很强，这不仅体现在创建学术机构后的学术力量调集与工作开展方面，更重要的体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研究任务而对不同机构不同类型的学术力量的协调和组织方面。大家都知道，很多科研工作需要团队的合作，又是一些大型学术工程，如大百科全书、宗教辞典等工具书的编写、各种不同宗教兼容并包的研究著作、某专题下不同学者个性化研究的统合，这些都需要以学术团队组建与协调的方式来支撑，无论这个团队的组合是临时的，或相对稳定的。黄先生以其温和的性情和宽阔的胸怀，特别是渊博的学识和有效的操作方法，在这方面显示出很强的能力，仅以主编这一角色来看，有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研究尤其是佛教研究方面担任主编最多的人，或担任主编最多者之一，为中国宗教学术团队的协作树立了典范。

第六，黄先生的国际交往与合作能力也很强，尤其是中国和南亚各国的佛教学术交往，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无出其右者。这不仅是因为他具有优秀的外语交流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自觉。他也因为学术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在印度、尼泊尔、韩国、日本等国获得很高的荣誉，从而具有了很强的国际感召力。他借助这种国际感召力，带动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发展，仅以长安佛教的研究为例，长安佛教的多次会议、法门寺的多次重大文化活动、尤其是玄奘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都因黄先生的这种国际交往能力而获得外国学者及外交使节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使这些学术活动具有了很强的国际性。可以这么说，黄先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佛教文化领域里最早开展国际学术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为中国佛教学术的国际接轨与国际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上这些方面，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为人做嫁”的事情，需要耗费自己大量的心血和宝贵的时光，甚至经常还需要自掏腰包。这种无私而慷慨的奉献别说在宗教学界，即使在整个中国的学术界，都是罕见的。这种奉献的回报，不仅仅是黄先生个人的欣慰，更是学林共享的喜悦，尤其回报于：中国佛教研究社会氛围的逐渐养成，中国佛教研究学术平台的不断壮大，中国佛教研究后继人才的不断成长，中国佛教研究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国佛教研究国际交流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等等。

黄先生以93岁高龄告别这个世界，可谓功德圆满，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所作已办，得大自在。斯人已去，福德自在，风范永存。论其功业，正如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敬献挽联所说的：“一念清净，一身正气，塑造一生传奇；一心问道，一世功业，成就一代宗师。”论其境界，亦如我个人敬献挽联所比喻的：“即心是佛悲智双运成大士，万川印月福慧圆满遍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