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正法师追忆王新老师！30载往事还原佛门师恩真情

编者按：佛教是非常重视师道的宗教，走上修行之路，首先要寻师。佛教认为，善知识（导师）就像黑夜中的灯塔，迷途中的指路人。日前，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普正法师撰文追忆恩师——《怀念王新老师》，普正法师在追忆文章中细致描写了鲜为人知的僧俗师承之谊。今天，是普正法师恩师、原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王新居士去世的第四十九天，让我们跟随普正法师的笔触，一起走进佛门尊师之道背后的真实情感。

普正法师与他的恩师王新居士（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文：普正法师

王新居士是我在中国佛学院读本科时的老师，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2020年2月14日23时08分，他于北京顺义家安详舍报，享年98岁。噩耗传来，犹如霹雳。

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是严师，谈心的时候是慈父，指导学修的时候是导师。他去世，我本应返回北京送王老师最后一程，却因疫情，只能困守兰州，很多很多难以忘怀的岁月和往事，在眼前一一浮现，便更觉悲痛难抑。

中国佛学院最早的一批学僧

王新老师 1922年7月8日生于江苏南通，1956年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班学习，是最早的一批学僧，本科毕业之后 ， 他继续在中国佛学院 读研究生，于 1965年 ， 从 佛教史专业毕业。

王新老师在文革中被迫离开寺院，参加过炼钢，修建十三陵水库，建造人民大会堂地基和首都的绿化工作。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王新老师从未改变过信仰，从未间断佛学研究，始终重视和坚持学修并进、教学相长。

落实宗教政策后，王新老师先后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佛学院工作，是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第五、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七届理事会咨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研究员。

既是严师， 也是慈父

我读本科时，王新老师给我们讲佛教史，他讲的佛教史，是最受同学们欢迎和重视的课程。

佛教史是对佛教诞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回顾和总结，分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两个部分。要讲授这门课程，不仅需要精通佛教历史，更要通达佛教诸宗派的教理教义。王老师正是这样一位精通佛教历史，又通达诸宗要义的老师。

知识渊博的王新老师非常低调，内心充满慈悲和智慧。他教学严谨，对学生向来都是温言善语，每一节课都风雨无阻，深受学院师生的崇敬。

我读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破格安排我做93级本科班的班主任，从此我开始一边学习，一边管理学生。除在佛学院三年班长的经验之外，老师对我也多有点拨，班主任的工作也能得心应手，得到院领导的认可和赞扬。

94年本科毕业后，佛学院留了8位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和中智法师一起学天台学，王新老师是我的导师。

研究生一周上两次课，每次都是三节课连着上，每次上课前，我就给王老师准备好茶水，在前院接一下他。有时候王老师来的早，就会到我的宿舍，问一些学习的情况。

此时的我，一边是研究班的学僧，一边是93级本科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还会关心我的工作，每当发现我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都会点化到我到领会为止。

一边传授我知识，一边教我做人做事，王老师既是严师，也是慈父。

王老师因材施教，引经据典，润物无声，他给我们列出了必须读的书籍，每一节课都要写大量的板书。我也是认真的做了笔记，在我给佛学院学生授课时，依然会用到这些笔记，可以说是受用无穷。

王老师教学深受欢迎，学唯识学的研究生理证法师和怀进法师常年蹭课，三年几乎没有落下。如果不是因为教室小，还会有更多的同学来蹭课。

王新老师每学期都要求我们写两篇论文，每篇论文他都会亲自标注、修改，指出不足，提出要求。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天台的判教》，王老师就多次指导修改，有的部分，修改的比原文还多。在概念和原则性论点上，老师更是细致入微。他对学问的那份执着和认真，真的令人钦佩。论文完成后，王老师还给我写了一段评语，鼓励我继续努力用功。

我这一届毕业了八位研究生，当时是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届。毕业之时，赵朴老作为院长亲自参加，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那一年，也是93级本科学僧的毕业年，我是佛学院为数不多的，把四年完整带下来的班主任。

我当班主任的那几年，院领导因不同原因接连离开佛学院，一度只有教务长白光老法师支撑着佛学院运转。我作为班主任，也算是白老的得力助手，与白老结下了不解之缘。白老于2016年10月26日示寂于天津药王寺，作为尊敬的师长，永远值得我们追思与怀念。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的话还是良言如金

研究生毕业之后，原则上需要留在佛学 院任教。 恰逢当时中国佛教协会要选派两位学生到韩国圆光大学留学，我一时心血来潮，毛遂自荐。

我去征求王老师意见时，向老师汇报了我想留学的意愿和因由，老师对佛学院和我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权衡利弊，认为留学的挑战虽然大，但也是机遇，国际化、全球化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如果学成归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老师还对我说，“你没有外语基础，年龄也有一点大，估计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一番叮嘱后，王老师还给我讲了韩国佛教的情况。因为当时对韩国佛教一无所知，我只是点头答应。

在韩国学习的岁月，也确实如王老师所说，困难和磨练远远超出了留学光环带来的荣耀。

在韩国的第一年，是在语学院学习韩语。第二年因为韩国教育部不承认中国佛学院的学历，协商的结果是我只能重新读研究生，这也是我有两个硕士学历的原因。

在韩国的第二年，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圆佛教是韩国的一个新兴宗教，中国人都把它当成了佛教，但圆佛教并不承认自己是佛教。

当时圆佛教认为，我和达正法师应该上圆佛教学院，学习圆佛教。我表示圆佛教可以学习，但我们不能上圆佛教学院。圆佛教学院是圆佛教培养教职人员的专门学院，我们是佛教徒，又是僧人，因此要求他们按照当初邀请的约定，在圆光大学学习佛教专业。

事关信仰，我必须要这么做，此事也因此僵持。好在后来韩国的田云德长老和东国大学的法山法师拜见朴老，朴老了解到真实情况，同意我的主张，才顺利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朴老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向玄奘法师学习，并安排中国佛教协会每月给我们17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

第二年的假期，我回国看望了朴老和王老师。当时王老师身体有点小恙，他已经了解我在韩国的情况，认为作为一个出家人，就是要正信正行，原则性问题要有立场。王老师还问了我的学习情况、生活安排，叮嘱我多接触韩国佛教界的各宗派，多关注韩国佛教发展，多交朋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的话还是良言如金。

学生在学问、修行、做人方面有一丁点成就，王老师都会毫不吝惜的表扬赞叹

2001年2月，我在圆光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因中佛协负责韩国事务的申在夫副秘书长突然离世，佛协要求我毕业之后，回国到国际部工作。我回佛协工作，王老师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可以学而致用，发挥长处。

国际部的工作比较琐碎，经常出差或出国，我虽人在北京，但多数时候，只有到年末，才能跟王老师见上一面。每次见到王老师，王老师反而会安慰我，说佛协工作忙碌，他都清楚。

王老师总是替别人着想，总是鼓励自己的学生上进。我工作中的五味杂陈，也会向王老师倾诉，甚至是抱怨。而王老师总是和言善语，善巧方便，一番开导，打开我的心结。

2005年，我考入韩国圆光大学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时候完成博士论文。前后二十余年，终于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完成了读书生涯的梦想。王老师为表祝贺，给我写了一幅《心经》、一封亲笔信，托可潜法师送给我。

王老师信中原文如下：

“普正法师，一别半载，念之。我去沪上，6月中旬返京，一切依然，略可告慰。法师公务繁忙，能于忙碌之中，攻读博士学位，圆满毕业，殊属难得，不辞疲倦，刻苦钻研之精神可嘉，可敬！为致贺意，亲托可潜法师专享客岁所书心经一纸，哂纳，祝颂，吉祥！王新敬启 即日。”

（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王老师德高望重，却总是低调谦和，不管是对大法师，还是他的学生，都用敬称，这源于老师的信仰，让作为学生的我，深感惶恐和惭愧。

王老师一向淡泊名利，也不主张自己的学生被名利束缚，学生在学问、修行、做人方面有一丁点成就，老师都会毫不吝惜的表扬赞叹，但对学生职位升迁，他却看的很淡，常常说“职位不是荣誉而是责任，谦虚是成功者的助缘”。

世间大多数人都是被名利奴役，让人丧失良知本性，堕入痛苦的深渊。老师后来又给赐了“举足为法”和“兰芝常生”两幅墨宝。

（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举足为法”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一举一动，低头抬足，无不是道，如果自己在言行上，时时处处不能彰显佛陀的慈悲和智慧，不能圆融的处理和对待自己所遇到的顺缘和逆境，那就是学未到位。 而“兰芝常生”自然是老师给我最好的寄望和祝愿。

老师的一生，都在展示着佛法的不可思议

王老师是中国佛学院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亲近过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佛教界泰斗级高僧和赵朴初、周叔迦、王恩洋、虞愚、叶均、林子清等大德。老师从来没有炫耀，只是觉得流年似水，良言如金，感念那些给自己知识和智慧的先贤大德。

王老师教演天台，行归净土，临终时至，遗言要求在他临终前，播放自己录制唱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二六时中不要停止，要求临命终时，对身体不触不动，不针灸医药，不送医院抢救，要求一切吊唁从简。

家属和部分在京学生，遵照老师的遗言，如理如法的善后了老师临终的过程。老师往生二十四小时之后，身体依然柔软，面目慈祥，如同沉睡，火化之后，留下了五色舍利和舍利华。

王新居士留下的五色舍利和舍利华（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王新居士留下的五色舍利和舍利华（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老师用他一生的生命，展示着佛法的不可思议，表达着信仰的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