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建华悼李家振先生：从此失去可以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

编者按：“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离死别，痛失亲友。呜呼哀哉！从今往后，我与李先生天人永隔，再也无缘联系，再也无缘敞怀彼此的心境了。作为晚辈，我从此失去了一位在人生道路上可以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作为同道，我为人间再也没有这位机智幽默、儒雅风度、豁达开朗，而且在佛教文化事业上孜孜以求、兢兢业业、躬耕力行的智者深感痛心！”由于正值春运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研究员、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成建华教授没能如愿订到赶赴上海的票，送李先生最后一程。他写下此文，聊表对先生的深深敬意和哀悼之情，愿九泉之下的李家振先生能够返璞归真，乘愿再来！

李家振先生追悼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成建华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摄影：万象）

19日上午，我正在所里开会，突然接到凤凰网薛彤的微信告知：“著名佛教文化学者李家振先生，于2020年1月18日19:05在上海舍报西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懵住了，眼前的一切仿佛瞬间静止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太突然了，太突然了，简直让人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几分钟后，崔明晨总编辑亦发来了同样的噩耗信息。我不禁满眼泪花，悲痛万分。心中有诉不尽的思念和道不完的追忆，顷刻间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的浮现。

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心灵感应吧！也就是在18日那天的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李先生。因为有好几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所以心里在想，他不会是去美国看他女儿了吧？还是有其它什么事情而忙碌着呢？想着，想着，我漫不经心地拿起了手机，刚想拨电话过去问问情况，可又莫名其妙地放下了。要不是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要不是想等到春节那天我们如同往常一样打电话相互拜年的话，说不定我还真能和他通上那最后一次电话了呢。遗憾，非常的遗憾！尤其使我万万不能接受的是，19日上午传来的却是他逝世的噩耗，犹如五雷轰顶，令我十分悲痛和懊悔！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离死别，痛失亲友。呜呼哀哉！从今往后，我与李先生天人永隔，再也无缘联系，再也无缘敞怀彼此的心境了。作为晚辈，我从此失去了一位在人生道路上可以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作为同道，我为人间再也没有这位机智幽默、儒雅风度、豁达开朗，而且在佛教文化事业上孜孜以求、兢兢业业、躬耕力行的智者深感痛心！

我与李家振先生相识于1992年，当时他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负责一般性的日常事务，并与吴立民所长搭档开展所内外活动。整整过去二十八年了，忆往昔，心潮澎湃，仿佛就发生在昨天。1992年，是我们时隔五年多的第一次回国，回来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一方面要向赵朴初会长汇报我们留学的学业进展情况，另一方面是带着斯里兰卡克拉尼亚大学的聘请任务，要我们在国内聘请两位专家一同来指导我们的学位论文。

记得是1986年11月8日，一大早，天还没亮，我们就搭车启程前往首都机场，准备搭乘中国民航出国留学。当时的北京街头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繁华和车水马龙，也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去机场也只有一条颠簸婉转的双向两车道公路，首都机场就一座容量不大、孤零零的航站楼，也就是现在那座不大起眼的经过改造后的第一航站楼。我们是乘上午8点多的中国民航飞香港，由于原定于中午转机飞曼谷的航班延误，使得我们在香港启德机场苦苦等候了近8个小时，直至晚上9点多才登上了飞往斯里兰卡经停曼谷的航班。我们这次留学，赵朴老给予了很高的希望，为了让我们能集中精力在国外留学深造，他亲自写信给我国时任驻斯里兰卡大使周善延先生，特别请求使馆给予我们必要的在学习及生活方面的关照。在斯留学期间，赵朴老还时常给我们写信，询问和关心我们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勉励我们克服语言障碍和生活困难，好好学习，为祖国争光。

经过5年多的勤奋学习和刻苦攻读，我们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斯里兰卡克拉尼亚大学的文凭及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92年的2月，载着阶段性学成的殊荣，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途中，我们在香港停留了近一周，随后才回到阔别已久的首都北京。记得当时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就在我们回国的第二天，赵朴老就冒着严寒，让司机带他到西山佛牙塔接见我们，听取我们的汇报，以及下一阶段的学习计划和研修目标。说实话，由于多年在热带生活，刚到北京，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来说，遇上了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着实有点儿让人受不了。天气寒冷，我们都簇拥着赵朴老，围坐在取暖火炉旁。那天赵朴老兴致很高，见到我们格外的高兴，不时向我们嘘寒问暖，还特别把坐在一旁的李家振先生介绍给我们，向他询问我们回国后诸如饮食起居的落实情况，并再三叮嘱他一定要负责好我们回国期间的生活与学习等一切事务，可以说是体贴入微，无微不至。赵朴老对我们的汇报非常满意，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亦十分欣慰。所以在得知我们需要找两位专家担任导师时，欣然提笔给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先生分别写信，诚请担任我们哲学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正因为在赵朴老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李家振先生领着我们到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拜见了季羡林先生和方立天先生。此后不久，在李先生的精心安排下，赵朴老还特别邀请了二位先生到位于北长街27号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驻地面叙，并专门设午宴款待了他们。席间，赵朴老又亲自把我们托付给二位先生，这样，我们从此就成了二位先生的弟子。此后，斯里兰卡克拉尼亚大学还为他们发了聘书，并以官方的名义正式聘请他们为我们哲学硕士期间的指导老师。

正是基于这样的因缘，我与李家振先生接触越来越多了。随着时间的前移，我们的友谊也愈加深厚。特别是在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问题上，他专门向赵朴老汇报并予力荐，在征得赵朴老的同意与支持后，李先生拿着赵朴老的手谕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及时为我办妥了相关的调离手续。1997年5月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我与李先生的交往更加频繁，关系也愈为密切。我也时常利用闲暇到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去拜访他，或者是到王府井红霞公寓他姐夫陈敏章部长家里去看望他。李先生在北京没有自己的住房，所以一直是寄居在他姐姐姐夫家。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87年，当时聘请了一批社会名流为特约研究员，如梁漱溟、启功、常任侠、常书鸿、吴晓铃、陈明远、巫白慧、潘絜兹、虞愚、金维诺、苏渊雷、苏晋仁、王森、王尧等著名学者。中国佛教研究所成立以来，在赵朴老的亲切关怀下，在历任所长的指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特别是在吴立民、李家振二位先生并肩协作期间，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佛教文化丛书，发行《佛教文化》双月刊，并明确定位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综合性研究刊物。接着，又将《中国佛学》年刊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学报发行，以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佛教文化研究的学术性和对策性。另外，还举办了一系列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种类型的讲座，开办梵文、巴利文学习普及班，聘请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在所内有计划地开展佛学和佛教文化讲座。除此之外，还成立了译经室，专事南传大藏经译汉，藏传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对译，以及世界佛学名著等的筹划与译介工作。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吴立民所长和李家振先生的指导与大力推动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绩斐然，成果丰硕，因此赢得了赵朴老及教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由于李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以及他与各类社会名流所建立的人脉关系，所以在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曾多次带着我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徐远和先生，以及副主任和秘书长一起到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参访，与李先生进行小范围的座谈，商讨有关开展佛教文化交流与合作事宜。

2000年5月赵朴老逝世后，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不久，李先生就离开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倾其毕生精力，一心投入于佛教数据库的繁重工作之中。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建成了佛教文化门类齐全、资料丰富而全面的佛教数据库。李先生生前多次跟我谈及佛教数据库的建设事宜，也许是深知自己的年事已高，所以经常打电话给我念叨此事，希望我和学愚能够帮他找一家最为合适的机构来接替，将数据库不断做大做强，更好地推广出去，面向世界。李先生生前曾多此约请我和学愚一起到他的佛教数据库去参观，每次见到他，他总是侃侃而谈，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无不体现出他对佛教文化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孜孜追求。李先生虽然年过八旬，但他还是相当活跃，而且乐此不疲，精力充沛。他的敬业精神无不令人敬佩，他的崇高风范无不加深我们对他的敬重之情！

李先生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磨难重重。心态决定一切，苦难是一种难得的磨练。正因为这种多磨难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乐观向上的好心态；正是在磨难与坎坷中，使他修炼成了能够透视世间万象的一双慧眼。李先生看待人和事物有其独到眼光和视角，并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和健康乐观的心态。李先生多才多艺，说话睿智幽默。他不仅通晓音乐音律，吹打弹唱可以说是门门精通，而且还有模仿各种方言的天赋技能，惟妙惟肖。他那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语言，常常会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佛教文化传播及佛教数据库建设与推广方面，不但造诣很高，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李先生走了，走得是那么的淡定、从容……

昨天凤凰网李保华告诉我，李先生的告别仪式将于22日上午9:55—10:55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归真厅举行。遗憾的是，由于正值春运高峰，我在网上努力了好几次，结果还是没能如愿订到赶赴上海的票，以送李先生最后一程。所以，谨写此文，聊表对先生的深深敬意和哀悼之情，愿九泉之下的他能够返璞归真，乘愿再来！

成建华

2020年1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