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万字长文悼李家振先生：不以高名为念

编者按：“我们一生中会遇人无数，真正重要的人其实屈指可数，而李先生就是我生命中可以敞开心胸、尽情倾诉的一位长者。”得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负责人、顾问李家振先生安详舍报后，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金玉写下近万字长文《不以高名为念：悼念李家振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在开完本学期总结会的当天夜里，我就与女儿匆忙抢票赶回山西，想着趁学校放寒假，再到几处一直想考查的寺院走走。另因太原崇善寺搭架重修，脚手架刚刚搭好，临近年关时节，天寒地冻，无法施工，工人已放假，正好前往拍照。18日从早到晚拍摄了五处国保寺院，回到宾馆打开手机，看到友人发来信息说：李家振先生在上海岳阳医院往生。本月9日友人传来先生在病床上的照片，曾说精神尚好，我还回复信息说，年后要去上海出差，再行探望，不想就这样人天永隔。“太阳落下再升起，有的人，就已经和你永诀了。”心里很是难受，一夜难以入眠……

生命难以计算，太多的离别都是猝不及防。没有想像中的生离死别，没有影视故事中的庄重仪式，在一个平常的夕阳西下的时分，一切都只剩下别无选择。2020年1月18日19时05分，又成为自己生命记忆中不愿触碰的一个时刻。

人生的路很漫长，但关键处却只有几步。同样，我们一生中会遇人无数，真正重要的人其实屈指可数，而李先生就是我生命中可以敞开心胸、尽情倾诉的一位长者。与李先生的相识，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先生主持与香港志莲净苑宏勋法师合作编辑出版民国系列佛教著述的工作，如三时学会编辑的韩清净先生的唯识学著作，以及吴立民先生主编的《威音文库》等等，我被李先生邀请参与编辑、校对工作，每周从太原来京工作二至三天，办公地点设在安华西里一个小区里，这个编辑工作持续了几年。这一份善缘，开启了我与李先生近三十年的交往。

后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组织实施国家“八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禅宗宗派源流”，因为这是中国佛教界第一次申请到国家科研项目，中国佛教协会非常重视，赵朴初会长亲自出席开题报告会，教界与学界诸多德高望重的长老与前辈参加了本课题的多次研讨。当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担任课题组负责人，徐孙铭、何明栋、何云、张文良、黄君和我是课题组成员，具体承担书稿的撰写内容。时任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先生实际主持所里的日常工作，由此我们编写组的后勤保障工作完全仰仗李先生的具体安排，记得我与张文良兄曾被安排在京西潭柘寺的小院中撰写书稿，每日晨钟暮鼓，静心写作，至今思来，仍然觉得是一段心无旁骛的纯真岁月。课题能够顺利完成，最终成果由朴老题写书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背后有着李先生坚定的支援与善巧的协调。

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有一些事给我很大的触动，也有许多感受，如今记下来留作纪念。

首先是一份报恩情怀。李先生说他当时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是由赵朴初老人提议的，朴老的母亲是李先生的姨婆。对于这一份知遇之恩，李先生始终抱有一颗虔敬之心，每每提到朴老，总是以极恭敬的口吻来叙及，这与他平日里酣畅淋漓、恣意汪洋的行事风格迥然不同。在我参与的工作中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朴老的母亲曾创作有《冰玉影传奇》，李先生组织重新编辑排版，朴老写有序，我有幸参加校对此序。李先生做事很认真，告诉我即使对文中的标点符号都不要马虎。李先生还特别翻印了朴老母亲的照片，记得朴老当时写来便条致谢。李先生特别重视孝道，多次提及自己少年失父的凄苦。当时得知我母亲53岁便去世、我曾日夜侍奉于病榻的情形，多次给予我宽慰。并说与人相交，首先要看这个人是否孝敬父母。他认为一个连父母都不孝的人，在人性上是有缺陷的。

我生长在山西吕梁山区，县境内有一名胜白龙山，古称大万山，明清以来是远近几个县百姓朝山礼佛的皈信之所。改革开放后，政府希望恢复名胜，振兴地方经济。当时县长亲自拿着盖了政府大印的公函来太原找我，说知道我是做佛教研究工作的，他代表十几万人民求我一件事，县里想请佛教界领袖赵朴初老人为此山题一“寿”字，但朴老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身居高位，县里无法联络，拜托我为家乡人民成全此事。我硬着头皮答应试一试，回头只好与李先生沟通，并说明老区人民的不易与期待。李先生说每个人都有故土情结，这是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真实表达，告诉我不要焦虑，他来想办法。后经李先生协调，朴老给题了字，县里将此字刻在山上，字高15.5米，宽8.5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石刻“寿”字，成为县境一处新的人文景观，政府在山上专为此事立碑，中央电视台还作了新闻报道，轰动全县。这件事让我对“报恩”有了更广泛的理解。

李先生对我的第二个教育是人生要保持一种勤奋向上的姿态。从认识李先生那天起，印象中的他，就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超人”。他主持过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负责过《佛教文化》杂志的编辑与撰稿，创办了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还参与凤凰网的华人佛教工作等，策划出版了多种图书，组织了国内多处大型文化项目的实施等。一个人要有多大的愿力，才能始终保有这一份坚持。李先生激情满怀，活力四射，与他相识的人，初次见面就会被感染。有些人的生命会自燃，有些人的生命需点燃。我常常想，自己就是被李先生点燃的人。

在太原工作时，我曾主持过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与李先生相识后，研究所的许多工作都是在李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展开。当时在大陆，李先生是较早涉足佛典电子化与建设佛教数据库领域的先行者，他有宏大的蓝图设计与详细的实施方案。他常常对我说，山西是佛教文物大省，自古文重法盛，留存资料也多，无论是佛寺建筑、塑像壁画、梵呗音乐、佛典遗存、高僧大德，堪称佛教文化的宝库，应把这些资料好好整理存档，给后人留下真正的财富。由此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积极配合北京方面的工作计划，我们专门申请注册了“佛海编纂委员会”，成立《佛海》编辑部，并在全省设立信息员，广泛收集各类文字与图像资料。在电子化方面研究所曾参与出版过《五台山》光碟。平时研究所的同事除了文献整理，大多时间都是奔波在山间田野，调查访谈，许多资料提供给了李先生的北京中心库。成规模的如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的建筑、塑像、壁画；长治市平顺县金灯寺水陆殿内的浮雕壁画资料等。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直接合作成果，是李先生主持的《佛教文化》杂志于1998年第4期推出【山西佛教文化专号】。借助这一次媒体宣传，1999年8月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又在五台山举办了“中国佛教与五台山”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和宝岛台湾的30多位学界、教界同仁相聚一处，共同探讨五台山与中国佛教的相关论题。

李先生一直强调山西佛教有两个重点，一是五台山，一是玄中寺。因这两处佛教都对东亚佛教文化圈产生过巨大影响。对五台山资料的整理，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与李先生的中心合作复制了“清宫所藏五台山佛教资料”，推进了五台山佛教与清皇室关系的研究。1998年，中国佛教界举行“佛教传入二千年”的盛大庆典，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根通长老倡议重铸五顶文殊圣像，再现历史上巡礼五顶圣迹、朝拜文殊菩萨的盛况，发起成立“五台山五顶文殊圣像敬造功德委员会”，礼聘赵朴老担任委员会名誉主任。从工程的筹划、协调与最终文殊圣像圆满开光，李先生都付出太多的心血。其间工作团队就菩萨像的样式、尺度、材质多次与李先生沟通商议，每次李先生都非常认真地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专题研讨。我曾陪李先生、上海佛协的胡建宁先生一同赴大连佛像铸造厂现场考察铸造工程，见证了两位先生的认真敬业与精益求精。1998年在开光之前，我负责整个开光文案工作，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来北京出差，与李先生见面。陪同根通长老向住在医院的朴老汇报工作进度时，都是通过李先生的协调与引领。记得根通长老见到朴老时，当面恳请朴老为五台山五个台顶分别题字，朴老慈悲应允。后来朴老题字后，我来北京取字，李先生一再嘱咐不要遗失，因为当时朴老身体已很虚弱，一次写下二十五个大字，很不容易。功德委员会还请吴立民先生为五顶文殊菩萨分别题写偈语，这些沟通工作都是在李先生的协调下完成的。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除五顶文殊题偈外，我还为山西佛教界求请吴老题字九幅。后来有一次我和徐孙铭老师去吴老家汇报“禅宗宗派源流”一书的写作进度时，吴老听完汇报，竟出人意料地主动拿起笔来，为徐老师和我分别题写一幅书法。吴老说，每次见我来京都是为寺院求字，从未给自己求一幅，今天满我的愿。徐孙铭老师也感慨说，追随吴老这么多年，他从未向吴老张口求字，想不到今天托福，居然心愿成就。1998年9月25日，五台山五顶文殊菩萨圣像开光，来自我国三大语系的数千位长老、僧众以及三万多信众参加了开光法会。盛况空前，千载难逢。吴立民先生代表朴老致辞，李先生率多人前来助阵。开光仪式后，吴老提议说如今功德圆满，圣像已铸，五台山不仅要让信众礼敬有仪，也要皈心有处，建议编辑《文殊圣典》。这也是后来三年我全力编辑700余万字《文殊圣典》的缘起。

李先生非常喜爱佛教音乐，特别介绍我与田青教授认识。有一次李先生拿着一个文件给我看，是研究所向朴老请示报告的批件，同意聘请田青教授和我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我一个无名小辈能得到朴老的批示，那时激动的心情至今难忘。也由这一因缘直接促成2000年由田青教授策划宝岛台湾第二届“中国佛教音乐研讨会”，委托我在五台山召集了十多位小沙弥组成“五台山佛乐团”赴台演出。

对于净土祖庭玄中寺，李先生很是看重，他曾让我看过朴老的一张便条，上面写有应重视玄中寺的研究，建议研究所重新编写一本玄中寺的书的指示。从 1957 年至 1983 年，朴老先后有8次陪同日本佛教界朋友来过吕梁山这座偏僻的小寺，玄中寺成为中日佛教友好交往的一面旗帜。我曾陪李先生去过一次玄中寺，他站在朴老当年在寺里住宿两晚的小院对我说，朴老是新中国民间外交的大功臣，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玄中寺。后来我写了《佛教净土宗与山西玄中寺》的小书，算是对李先生布置作业的回应。此外对玄中寺净土祖师的研究，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黄河电视台合作拍摄过《昙鸾墓塔何处寻》的电视专题片，并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因朴老的关系，李先生对玄中寺情有独钟，记得有一次李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曾在敦煌工作、后毕业于哈佛大学艺术史系的宁强教授回国来想找一处幽静的小寺，住一个月修改书稿，他一下就觉得玄中寺很适合，让我安排一下。我汇报玄中寺方丈根通会长，并按照约定日期去机场接上宁教授去玄中寺，因航班时间关系，在路上已错过寺院开饭时间，为了不给寺里添麻烦，我便在途中一个小饭店请宁教授吃吕梁本地的风味小吃。饭后结账离去，不想过一会儿，店里一个小伙子开摩托车追上我们的车，说饭桌座椅上有一部手机，一定是我们遗失的，记忆中好像正是宁教授的。后来打电话与李先生说此事，李先生连连赞叹说，在这样的世风下，老区民风依然如此纯朴。

还有几件事留存在记忆中。一次我接到李先生电话，说吴立民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超烦法师陪同下来五台山考察，要我做好接待工作。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陪同吴老他们参访了五台山多处寺院。吴老记忆力超人，许多经文随口诵出，令人赞叹。临回住处时，站在寺院的大塔下，吴老认真地对我说，谢谢这两天辛苦陪同，我传你一句咒语吧，日后遇到难事可诵。可惜我当时信心不足，竟婉言谢绝。再次见到李先生时，说到此事，李先生开玩笑说我钝根之人，刚强难化。

还有一次李先生与胡建宁老师来太原，我陪同去崇善寺、文庙、纯阳宫参观，并在文物市场中淘宝，在胡老师鉴定并建议下，我收藏了一件明末的铁铸药师佛像，至今还供在我家的佛堂里，每每目及，往事历历。

还有一事，可以看出李先生的古道热肠。崇善寺是明代晋王朱棡为报母恩所建，“规模宣序，俨若仙宫”，被誉为“晋国第一伟观”，寺里保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有两部摹本留存，第一部摹本为《释迦世尊应化示迹图》84幅，第二部摹本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53幅。这是原在大雄宝殿两掖长廊上绘制的两套完整的佛教故事，可惜长廊在火灾中烧毁，这两套摹本就更为珍贵，反映了明初的佛教绘画风格。香港志莲净苑经国家文物局与中国佛教协会批准，来山西拍摄资料时，就将两套摹本高清拍摄，后为世人一睹法宝风采，香港方面想印行流通，当时李先生还嘱咐我专门为此书写了《释迦世尊应化示迹图》艺术赏析一文。当画册在香港出版后，山西省宗教事务局与山西省佛教协会获知便提出异议，指出当时拍摄时承诺只做内部资料，不得出版流通。山西方面遂准备起诉版权事宜。李先生知道后很焦急，希望不要造成香港回归之际，山西与香港佛教界的误会，便打电话让我与根通会长以及宗教局分管局长协调沟通，经过努力此事最后和气处理。

李先生对我的第三个教育是学会正视苦难，勇于承担。李先生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一个睿智豁达的长者，其实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坎坷。出生于1935年的李先生，从小就生活在国破山河碎的环境中，他在84岁时曾回忆说：“我是一个已届八十四岁的老人，自幼丧父，在祖母和母亲抚养下长大，在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环境中度过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至今已是风烛残年，却实实在在的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职称、乃至没有隶属某个单位名下的人，我自嘲地封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成就的‘二无老人’”。听李先生说，他从小就靠拢进步团体，参加过地下党组织，是真正的热血进步青年。但他的一生却波涛汹涌，难以安宁。曾被开除党籍，坐过多年监狱，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他还在劳改。如果不了解他的人一见到这样欢声笑语常相伴的人，还以为他的人生一定是风和日丽，花团锦簇。李先生在纪念台湾圣严法师的谈话中曾说：“我一定会牢记‘信佛的人是乐观的’这句话，不受世间种种逆缘的障碍，坚定正知正见的道心，尽自己的力来做事以悼念这位风雨中乐观的行脚僧。”这样的信念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心声的表露。“每个人一生都会遭逢各种事情，我能做的就是坦然面对。”后来他在佛研所工作后，生活环境渐趋宁静安乐，可1999年李先生又查出直肠癌。一般人如果遭受这样的境遇一定会怨天尤人，抱怨命运的不公。手术住院期间，我从山西赶来探望，李先生乐观豁达，谈笑风生。他说生病可以让自己暂时休息，顺应自然，与病为友。从某种意义上苦难是我们生命的增上缘，是来成就我们的。当时我坐在病床边觉得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对“苦难”的解读。李先生提到凤凰涅槃，说到人要对得起自己所受的苦难，就像张爱玲说，要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只有开出花才不辜负低在尘埃里。后来得知李先生出院的日期，我专程从山西带一部车来京接他出院，送回北京饭店后面李先生姐姐的家里安心疗养。据说，出院不到一个月，他就又出差了。清代名医徐大椿自述一生说：“一生哪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李先生也是这样性情的人，他常说“时不我待，况且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我。”他崇尚这样矢志不渝、精进不懈的人格精神。2014年7月7日，方立天先生病逝，李先生前来参加追悼会。追悼仪式后已近中午，我便请李先生，还有从香港赶来的中文大学学愚教授、香港大学净因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建华教授一同吃饭，大家共同追忆了当年朴老派遣五比丘出国留学，同时安排了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和方先生为他们的国内导师，李先生也承担了许多沟通联络事宜，为五比丘的留学费用多方筹措，费尽心思。李先生回忆了许多往事，言语间非常尊重方先生，一再说现在的环境能如此坐冷板凳、专心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对于方先生择一事、事一生的情怀大为赞叹。记得我调入人民大学不久的一个夜里，突然接到师母的电话，说方先生身体出问题了，需要马上去医院，我赶快打车将方先生送到北医三院观察治疗，但因医院床位有限，一直无法办理入院手续，情急之下我马上联系李先生，知道李先生的姐夫陈敏章先生曾担任过卫生部部长。我清晰地记得，李先生接到电话后说：“方先生是国宝，我一定想办法沟通，请放心。”后来很快就为方先生办理了入院手续，背后我也不知李先生求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口舌。

2001年我来北京后，先在一个特殊部门工作，基本是全国各地搞调研，写报告，后入职中国人民大学，课程与科研压力山大，与李先生的见面与工作联系反倒不如在山西时多了。而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资料整理的工作也因我的离去而停顿，没有再继续，至今觉得很遗憾。记得李先生对我说，山西就是一个佛教大宝盆，你不做山西佛教，去乱做其他课题，就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这是李先生的原话，当时不甚理解，如今却有切肤之痛的感受。随着工作的渐渐安定，参与李先生的活动又恢复了常态。早先参加较多的是海南三亚的海上观音项目，许多次的论证会议与现场沟通，我都随李先生参加。因我早前出版过一本观音小书，他一直希望我写一本观音信仰的书，书名他也事先想好了，叫《说不尽的观世音》，可惜我学校课程任务太重，没有时间投入写作。后来是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老师撰稿出版。无锡灵山大佛的工程，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许多资料我都参加了整理，比如对应县木塔模型的提供，以及相关资料的撰写。还有灵山二期工程中九龙沐浴太子的设计，就是李先生要求我去五台山拍摄罗睺寺里“开花见佛”木构机关的不同角度照片，并提供相关文字说明。经常听李先生提到的一个情景，灵山项目负责人曾真诚地说，“原来想的是我造佛，后来发现是佛在造我。”通过李先生的口，这种讲述给我很大的心灵震撼。后来李先生与上海龙华寺合作的《赵城金藏》的前期工作我也曾参与，常常被叫去给志工讲体会、谈感想，我与李先生领导的数据库的许多工作人员至今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在李先生身边呆得时间越长，越有一种冲动，就是想多听听他的即兴讲话，不拘一格，挥洒自如，电光石火，警句频出。我曾认真说，想做他的秘书，随时随地记录下他的话，以后编成一本《语录》，成为自己生命的修行指南。常感觉与李先生见面就是一种学习，聊天就是一种进步。他在那里一坐一聊，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加持。

记忆中李先生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论是非，只问因缘”。他认为佛法的核心是讲“缘起”，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空因缘，一切都是无所依托的推论。缘起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则彼生。“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是非是对立的，而因缘是有相续的。违缘顺缘，非一非异。这就是开悟之人之所以以病苦为良药的见地。无善巧方便则虽遇顺缘亦可变为违缘，反之，则违缘亦可变为顺缘。李先生在纪念朴老的一次讲话中说：“因生果果生因，因果相续，直至无穷的佛法。‘万法因缘生’，因缘所生之法，既无灭无常，又相续不断，这便是‘花落还开，水流不断’的意思。重开的花不是原来那朵，再来的水也不是前面那滴，但因缘相续是始终的。”所以佛经说：“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李先生有一首打油诗曰：“佛祖深知凡夫欲，愿度众生不辞劳，若无忧智尽方便，岂能真将烦恼抛？”相信万法皆因缘所成，“生者必死，聚者必散”，这就是佛法正见。李先生曾在江西宝峰寺的“宝峰讲坛”主讲《对信仰与文化的感言》，他认为世间并不缺少信仰，只是缺少选择。其实宗教仅仅是信仰的一部分，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信，如一个不信任何宗教的普通人能够做到“自净其意”，其实可以完全无视宗教的存在。关键是你要理解万事皆因缘所成就的规律，顺缘、违缘、理解、误解都在因缘之中，做到种善因、结善缘、生善果。

李先生还喜欢重复一句“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他认为人生一世不论有多大的名，据多高的位，存多少的钱都只是过眼云烟，但是种下的因，结过的缘，成就的果是不会灭的。佛法无多子，就是“因果”二字。在多次谈话中，李先生爱讲一个故事：大诗人白居易曾求教于鸟窠禅师，问何为佛法大意？禅师回答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哑然失笑：“这话谁不知道？”禅师说了一句截云断雾的话：“三岁孩儿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人们通常有一习惯，总是幻想吃最少的苦，走最短的路，获得最大的利。其实有如是因，才会有如是果。没有耕耘，那来收获。佛说：“我为世间主，能与众生一切利；说法除诸惑，信受奉行获安乐。”佛法虽好，关键我们要去奉行。《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密意在于有西天可去，有真经可取，他们不是靠佛菩萨的慈悲赐经，也不依靠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依靠的是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凭借的是千山万水的一路西行。坚信只要迈开腿，前方就会一定到达。人生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别人无法替代。《易经》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德虽无人见，善恶自有天知。正如一位诗人所言：希望不是未来的东西，它是看见此刻的方式。所有的修行，本质都是时间与经历。

与李先生的相识、相交就是一种快乐、欢喜的经历，他不会让你紧张急迫，从来不摆谱，真正是亦师亦友。法国作家加缪曾说：“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一个让人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当初我刚到北京，年届四十，原有的房子、车子一切归零，工作节奏被打乱，生活从头开始。工作的压力，两地分居的不适，妻子的工作调动，孩子当年正好考大学，导致我生物钟紊乱，夜夜难以入眠，有一段时间身体和情绪很差。与李先生交流时，他开导说：我都快七十的人了，也是两地分居，在北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遇事不要急，生活须慢慢调理，掌控好自己的节奏，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真正的智慧，绝不是不顾一切的拼命努力，而是该冲时冲，该停时停。不要着急出人头地，不要企图一鸣惊人。不要为外在的名利所牵引，明白播种与收获永远不会在一个季节里。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这是烦恼所在，也是诸病之源。李先生强调，能让内心保持宁静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澄然无事。”从容与淡定应是我们修行的日常功课，在修持中慢慢去体会“应无所住”的深意。

李先生认为人关键是在生活中为自己定好位，要承认并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与有局限，人无法做到全能，因为不是神。万物皆有裂痕，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他形容自己一生就是一个跑腿办事的。“跑腿办事是我的定位。只有跑腿办事，才能了解基层的细节，而真相就在细节中。了解了真相，就会越来越感受到佛法的智慧。现在我对事物的评判看法是：不论是非，但看因缘。所有的事物发生，都有其时空的背景，人文的因缘。明白因缘，也就没有想不开的了。”他的一生从不以高名为念，从不在意虚名，觉得还是实实在在做事情为好。王阳明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贪名逐利、攀比争斗是人的痛苦之源。做好自己就好，像一朵花，无论是否有人欣赏，依然绽放。颜之推言：“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盗名。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这是我要向李先生好好学习的地方。

一个人长久的孤独会让你极度渴望被理解、被安慰，是李先生的不断开导让我度过一段不适应的生活。我觉得李先生是一个自带光芒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让我时时沐浴在光辉中，成为一个反光体，活得渐渐有了光。李先生讲话富有感染力，在不经意间透出幽默，令周遭洋溢着欢喜之光，营造出一个祥和的气场，给人欢喜，给人希望。他经常开玩笑说：现代人精神紧张，不苟言笑，天天读得是“一本正经”；费尽心机，苦心经营，最终建了一个最大的庙，是“莫名其妙”，人为何而来？又将何往？人们行色匆匆，心事重重，无人细想。

李先生心态年轻，思维活跃，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可我不止一次见到过李先生流泪。朴老曾写有诗：“毕生处堪忍，有泪不轻弹”。每每见此，我都感受着修行“唯艰难困苦备尝之矣，方可成就”的不易与艰辛。

李先生多次和我说，你写一本山西佛教的书吧，我来给你出。这样的期待我至今无法完成，此次年终赴山西考察，其实就是一种还愿的心情，希望能尽早写出一本告慰先生的著作。权且以此次考察所得化为心香一瓣，敬献于先生灵前。

李先生走了，他留下了著述《菩提一叶》。愿我们好好阅读与体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事上。让今天比昨天更慈悲、更宽容、更智慧、更自在，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温金玉己亥冬月沐手焚香写于山西寺院考察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