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鑫：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积极抗战 寺院成为战士避难所

编者按：1939年，抗日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在湖南衡山，出现了一支由僧人、道士组成的抗日队伍——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他们着僧装，上战场，用抗战救亡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佛教救世的本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2019年5月9日，湖南省佛教协会、湖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湘潭大学科技处教师黄鑫提交了论文《人尽其能，物尽其用，财尽其力――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抗战活动》，黄鑫在论文中讲述了在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南岳宗教人士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以下是凤凰网佛教对黄鑫的论文摘录。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旧址——祝圣寺（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中国有句古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话不假，无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尤其是在中国处于战火年代的大背景下。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致使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上至国共两党，下至全国各地平头百姓，都奋起抗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帮助及支持下，于1939年正式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人力、物力及财力等方面为抗战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领袖人物如巨赞法师、道安法师、演文法师及暮笳法师等也在抗战活动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

1931年至1945年，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军侵略的艰难岁月，十多年来，全国各地人民奋起反抗，保家卫国。中国人民一向热爱和平，更以礼仪之邦著称，而佛道出家人士更是奉行“不杀生”，主张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劝诫施暴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而，日本侵略者对中华人民的暴行已经表明，以佛道教义劝其向善已是不可能，因此，南岳佛道人士积极加入抗战行列。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起初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改名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叶剑英当时在南岳游干班任副教育长，他之所以建议将“佛教”改为“佛道”，是源于南岳佛教和道教的渊源。佛道之争延绵千年，然而在南岳，二者摒弃千年纷争，共处一山，共荣一庙，可谓是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叶剑英的这一建议，不仅可以团结僧尼，还可以团结道士，使抗战队伍更加壮大。因为既是全国万众一心的民族救亡运动，就需要更多的人参加，人越多，力量就越大。同时，叶剑英建议把“国”字改为“难”字，此举意在张显佛教“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教义。叶剑英的这一更名，极大地激发了宗教界人士保家卫国的志气。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之际，选举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四人为副会长；演文任训练股长，巨赞任宣传股长，明真任文书股长，曼慈任事务股长，灵涛任书记长。他们在抗战中带领俗家子弟，以其独特的手腕上阵杀敌，也为整个抗战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寺院成为抗日战士避难所

佛道弟子远离红尘世俗，修身养性，他们在世，不追名逐利，不尔虞我诈，主张四大皆空，俗称出家人。他们虽离开了生养他们的社会家庭，但是又并不是没有家，寺庙便是他们的家，也是其唯一的居所，少有的“财产”。这一居所是神圣且不可随意染指的地方，出家人在此修养德性。庙宇讲求内敛含蓄，时常建于深山，所以有“深山藏古寺”之说，与自然融为一体，常常是山中有寺，寺中有山，所以有“托体同山阿”之说。也正是源于此，一般的寺庙不喜欢外人打扰，　特别是不允许人数众多的外人长期居住和从事与宗教无关的活动的。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僧人们暂时放下出家人的清规戒律，从抗日大局出发，将神圣的用来诵道念经的大殿及住宿休息的禅房腾出，给抗战人士居住，为培养抗日人才提供场地，供培训抗日人才之用。

此后，亦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团体活动。佛道教义宣扬“救世”、“救人”、“不杀生”，因此，僧人及道士毫无军事作战经验，因此，救难协会首先在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大善寺等地对70多名青壮年僧侣和少数道士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培训。培训结束后，救难协会成立了两个宣传队，一是以巨赞、演文为首组成的佛教青年服务团，成员约有12人，他们从南岳奔赴长沙，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当中。他们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动员和组织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二是以暮笳、绍贤为首组成的佛教流动工作团，成员约有25人，由南岳到湘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们沿途张贴标语，发放传单，宣扬抗战思想，既团结宗教界人士，也拉拢广大平民百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进入相持阶段。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并与共产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于1939年2月至5月在南岳举办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国共两党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南岳衡山寺院宫观的全力支持。当时的南岳衡山，从山下到山上，除了寺院、宫观，别无其他建筑。南岳大庙、南岳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等，都成了国共宣扬抗日救亡运动的场所。如果没有南岳宗教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短期内是办不起来的，南岳救难协会后期对抗日爱国僧人的培训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有了南岳宗教人士的支持，训练班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游干班在南岳虽只开办3期（1939年4月～1940年3月），但它培训了来自国民党战区校级军官和少数投军青年学生3000人，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人才。”

宗教界人士捐资保国

宗教界人士一向视钱财如粪土，除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的钱财都用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献金典礼上：“凡有血性之中华儿女，应效前方将士之伟大精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我们湖南人民，素著忠义，早有‘三户亡秦’的光荣传统。这次献金，定会踊跃向前，不肯后人，国家幸甚。”张治中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宗教界人士，不少人纷纷前来，为抗战捐款捐物。其中，一位不愿透露法号的和尚到长沙司门口献金台，代表几十个出家人捐款200元；宗教界人士献金数目虽然不大，但他们反应迅速、态度坚定，引起的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宗教界人士深知国家存亡直接关系到他们寺庙的安危，关系他们信仰的依托，因此，要保住寺庙，就必须首先保住国家，捐资就是为了保国。宗教界人士捐资这一行为，深深影响了广大平民百姓，“仅纪念抗战一周年献金运动，全省就募得捐款29.7757万元，募得衣服60余万件。”

佛道出家人士对于钱财的态度从观念上来讲是持平视或否定的态度的，即钱财对于修行者来说只是用来布施的工具——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积累福德资粮、解脱生死、救拔众生的工具。但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阶段，为了支援抗战，他们暂时放下一贯的原则，积极为前线集资，募捐。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及其在抗战过程中宗教界人士表现的英勇豪气，给当时宗教界人士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宗教界人士的士气。佛道弟子“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精神也无形之中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是不可侵犯的，正如老子在《善上若水》中说“生而为人，你且修身,你且渡人,你且如水,居恶渊而为善”，南岳救难协会的一众成员，很好地诠释了老子的这句话。作为出家人，修身为第一要务，也可以帮助别人，处于险恶的环境中做的却是善事。

中华民族一向热爱和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横扫中华民族的大地，给中华中族和中华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抗日爱国行为，不仅保卫了人民，而且在维护祖国统一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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