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潇鸫：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抗战历史

编者按：1939年，抗日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在湖南衡山，出现了一支由僧人、道士组成的抗日队伍——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他们着僧装，上战场，用抗战救亡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佛教救世的本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2019年5月9日，湖南省佛教协会、湖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海师范大学姚潇鸫提交了论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与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姚潇鸫在论文中讲述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以下是凤凰网佛教对姚潇鸫的论文摘录。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旧址—圣经学校（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1939年3月，日寇的铁蹄从鄂、粤、赣三省直逼湖南，国难当头，许多南岳佛教徒不再沉迷于青灯黄卷、晨钟暮鼓的诵经修行，而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中，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有计划的抗战救亡活动，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影响之大，冠盖五岳。在中国佛教史、抗日战争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虽是南岳僧道自发的爱国救亡行动，但是不可否认，同在衡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尤其是其中以周恩来、叶剑英、薛子正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成立

武汉沦陷前夕（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邀请了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朱德到武汉以后，周恩来和他商定要吴奚如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一份建议书，由朱徳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国共两党共同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要求拟定相应的计划。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共同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学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检讨了前一时期的抗战工作并对其后的抗战形势进行展望，确定“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尔后为第二期抗战，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这就需要培养大批干部。为此，会议决定就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集各战区军政干部集中进行培训。为更好地办好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派有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需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部队军官，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遂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带领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训练班。毛泽东同志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汤恩伯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改由蒋介石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叶剑英接到任命后，召集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的同志，讨论工作方法，准备教材，提出对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管理、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将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同志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其后，叶剑英与汤恩伯就如何办好南岳游干班的问题多次进行会谈，并一同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组织的情况。由重庆返衡阳后，叶剑英带领中共中央派出的30多人，于1939年2月10日赶赴南岳。从国民党军队中抽调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的干部，教官及其他工作人员也先后到了南岳。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开学仪式。

巨赞法师带领佛教僧救亡团积极抗日

“战局虽然严重，但在南岳山的人们，依然有着很轻松的心情。” 但是随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的开学，这种宁静轻松的氛围逐渐被打破。“几乎整个南岳山都成了游干班学员的大课堂，集中上课时，学员和教官往返于黄庭观、南岳庙和镇里的街道上。美国基督教办的圣经学校、可容千人的南岳大殿、绘着八仙过海图的‘古往今来’路中亭和它四周的空地，祝圣寺内的‘说法堂’，都是教官讲学、学员听课的地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和‘大刀进行曲’等等歌声，时时回荡在这些雄伟肃穆的佛堂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尤其是3月底南昌失守，形势骤然紧张），巨赞法师（当时正在南岳福严寺开办的华严研究社讲学）因“青年人纯洁的愤火，和佛法上所启示的悲愍”，使他“实在不能再忍耐了”。于是与“因时局的苦闷到福严寺来消遣”的上封寺知客演文法师（据说原为19陆军团长）商讨，决定组织救亡团体。

但是最初的组织工作并不顺利，4月14日，巨赞法师和演文法师等5人，在福严寺后树林里秘密商讨建立“佛教僧青年救亡团”，推荐巨赞法师负责起草宣言和简章。然而，因为其中2人突然改变主意，使得巨赞法师等不知所措，救亡团的筹建工作一时陷入困境。但不久，事情就迎来了转机。巨赞等人会见了时任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主任的黎友民，黎是佛教徒，对他们的计划，鼓励不遗余力，特别是允诺会极力帮助他们完成政府备案。

因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声，使国内外有声望的学者、专家教授、领袖人物、友好人士，纷纷前往讲课、演说、报告或采访。如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就受邀赴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述《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同一时间，田汉、冯乃超也到达南岳。在巨赞等人的邀请下，田汉、冯乃超、鹿地亘等三人在福严寺做了一次公开的讲演，“使得头脑顽固的老僧，也懂得抗战是不分宗教的，更不一定要上前线”。至此，各方条件初步具备，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民运指导处的组织下，南岳佛教救亡组织的筹备工作艰难展开。

周恩来赴南岳鼓舞游干班抗日士气

在筹备过程中，4月18、19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抵达南岳，指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期间，周恩来同志在考察上封寺时，得知南岳佛教界准备组织当地佛教徒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十分钦佩，还在上封寺题写下了著名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并解释说，“杀贼”不是“杀人”，佛经中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以示鞭策和鼓励，这在南岳佛教界引起很大轰动。周恩来同志在南岳期间，还为游击干部训练班做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攻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报告从抗日战争的背景讲起，透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攻略和政略，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思想，广泛宣传了我党全面抗战的路线。他列举了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许多战例，说明我们如何以弱胜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他的报告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听了两天也不觉得困倦，在他的报告鼓舞下，全体学员士气倍增，对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不仅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当时正在筹组的佛教抗日救亡团体也影响深刻。由巨赞法师起草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的第一段文字中，就能清晰看到《论持久战》的思想。

在南昌陷落以后，敌人的泥脚快要伸入到我们湖南的腹地来了，因为全国各地游击战广泛地开展，使得敌人进攻力量大大地削弱，所以两三周来的前线战事，始终停留在南昌附近和湘北一带。虽说抗战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迫使敌人停止进攻、形成敌我相持的阶段，但至少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我们要如何来拖住敌人的泥脚，使他深深地陷在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中国的泥潭里，换句话说，就是要如何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准备反攻。

综上可见，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虽是南岳僧道自发的爱国救亡行动，但是不可否认，同在衡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尤其是其中以周恩来、叶剑英、薛子正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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