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登凯：湖南僧众的抗战救国之路

编者按：1939年，抗日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在湖南衡山，出现了一支由僧人、道士组成的抗日队伍——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他们着僧装，上战场，用抗战救亡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佛教救世的本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2019年5月9日，湖南省佛教协会、湖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南大学中国哲学方向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博士严登凯，提交了论文《“学佛”与“杀贼”——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抗战壮举》，严登凯在论文中阐述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背景，以及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以下是凤凰网佛教对严登凯的论文摘录。

1939年4月，周恩来为南岳僧人抗日救亡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佛教自古以来以慈悲为怀，不能枉开杀戒，但在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面对国家、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僧众不得不化身大无畏金刚，降伏烦恼、止息恶行，他们或深入乡间宣传抗日，或上前线慰劳将士，或在后方救护伤兵，甚至参加游击队夜袭日寇，他们所展示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大无畏气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我精神，永远值得后辈怀念，他们也用大悲大爱精神谱写了湖南僧人抗战护国的光辉史实。

南岳佛道协会的成立背景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我锦绣河山沦为焦土，百姓生灵涂炭。1937年底，为全面进攻长沙,日军飞机轰炸长沙,造成大量民众伤亡。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 地处崇山峻岭间的佛教圣地——南岳的诸多寺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37年10月,时任南岳佛学讲习所教席的道安法师等人组织了“南岳僧侣救护队”，为被炸受难的广大同胞服务。当时南岳五大寺院参加救护队的僧人多达120余人,救护工作深得当地百姓一致好评。

1939年3月南昌沦陷,湖南局势亦岌岌可危。在此危急时刻, 时任湖南南岳福严寺住持，负责华严大学教务工作的巨赞法师，立刻联络释演文等人，率领南岳山佛道同人成立“南岳佛教救难协会”。会上通过了《湖南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会本着大乘救世精神，尽国民应尽天职，集中僧道力量，参加战时工作，以救国难为宗旨。”“凡南岳佛道同人均应加入为本会会员，除老弱病残及现任职司者外，一律分编为‘救护’‘宣传’‘慰劳’三队，各队设正副队一人，隶属于本会之下。”协会由训练股负责训练计划和实施，经费依各寺观财产分配承担，必要时可呈请政府补助，并呼吁湖南各地佛道同人参加到宣传队,救护队和慰劳队中来。

协会的成立得到时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的肯定，并接受叶剑英同志建议，把“南岳佛教救难协会” 改名为“南岳佛道救国协会”。1939年5月7日，协会成立大会在祝圣寺召开，叶剑英同志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 他说：“在这样严重的生死线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把敌人赶出去！一定要把敌人赶出去，人民才能安居，奉佛的和尚才能安心修道。” “把这个共同的前提弄清楚了，才能在死亡线上找出我们的生路；拿我们的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你们的道场。”“今天的现实要求我们大家，不论僧俗，不论手里拿着枪，或是拿着经，我们必须将共同的敌人赶出去。”“佛告诉我们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渡众生的工作，要看在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看在现在，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抗战中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叶剑英的讲话稿被全文刊登在5月29日《救亡日报》上，成为号召全国宗教界人士抗日救国的行动宣言。田汉还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题赠了“自从悟彻如来意，又向人间树战旗”的诗句。周恩来总理为协会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僧侶抗日救亡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5月8日协会成立后，立即召集南岳各寺观70多位青年僧众与部分道士开办“战时知识训练班”,集中训练2个月,训练内容包括政治常识、佛学、军事常识、救护知识、精神讲话和抗战歌曲等6项内容。所有受训人员一律统一着僧服,别红色徽章。训练结束后, 巨赞法师从参加军训的僧众中精心挑选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佛道青年,组成两个宣传队——以巨赞、演文领导的“佛教僧青年服务团”和以暮笳、绍贤为首组成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这两个工作团均隶属于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分赴衡阳、长沙、湘潭等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巨赞法师 演文法师领导的“佛青团”

1939年6月10日巨赞法师领导的“佛青团”在祝圣寺正式成立。6月13日，“佛青团”为配合田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八队和电影一队前往衡山县城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士公演募款。“到了衡山，住在清凉寺。我们的工作为街头宣传，推销公演票，出壁报，写巨型标语，维持剧场秩序，散发慰劳品等。”期间，巨赞法师还撰写了《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一文为抗日勇士们壮行。《告同胞书》中写到：“为了保持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是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仁所应该共负的责任。现在，英勇的出征壮士们，为我们踏上艰苦的征途，去和敌人拼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是何等崇高与圣洁的事! 壮士的出征是为了我们，所以他们自身的康健与安全，他们家族的给养与抚慰，都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替他们解除许多问题、许多痛苦，不用他们再为自身与家属操心，分散了战斗的力量。只要我们实际地做到这一点，胜利的凯歌定会震动整个世界。”

后来，由于放映机损坏，抗剧八队和电影一队组织的募款公演进展得并不顺利。虽管如此，在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佛青团”与公演团队默契协作，结下了深厚友谊。巨赞法师后来回忆称：“我们本来约好，在工作方面尽可能地打成一片，以矫正一般工作团队互相倾轧的丑态。而‘佛青团’昙花一现地幻灭了，回忆着他们的友谊，真要流泪。”“佛青团”的举动，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好评。回到南岳后，“佛青团”着手整顿纪律，严格佛教戒律，其次扩充团员。巨赞法师期望把“佛青团”造就成为流动的佛学院，借实际工作，培养僧才，“以谋进而改革僧制度”。

1939年6月,佛教青年服务团接到第九战区政治部的电令,要求他们到长沙参加“七·七事变”二周年纪念会的宣传工作。他们分散到长沙大街小巷, 推销募款戏票、举办超度法会、编贴“佛青”壁报，散发他们印制的《七七二周年告同胞书》。《书》中说：“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他们的自由幸福的前程，都是从内忧外患的蹂躏中锻炼出来的。……同胞们!前路的荆棘如何斩除，抗战建国的使命如何完成，就看我们在纪念以后，是否切实动员起来，古人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句非常有哲理、有经验的话。前进，同胞们!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和深入前线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得到了各界民众的支持和好评。远在桂林、重庆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夏衍等,都给予了大力声援,田汉还写下丁“锦衣不着着缁衣, 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忘归”的诗句。诗句不仅祝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更真切地道出了当时南岳僧众们热心救国的心情。《阵中日报》还专门开辟“佛青特刊”作为副刊，宣传佛教抗日思想及新闻，并同意为“佛青团”筹募基金。湖南省抗敌救国动员会和《国民日报》社负责人任啟珊等也宴请巨赞法师，巨赞法师建议“省动员会”领导、团结长沙市各宗教团体，组织反侵略同盟。“佛青团”在长沙期间，市各寺院纷纷资助、招待“佛青团”，时任湖南省佛教会和长沙市佛教会会长了凡法师慷慨解囊，给“佛青团”捐助了160元。为感谢各寺院的帮助，“佛青团”则在他们寺院墙壁上写下“当汉奸者，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以佛陀革命牺牲的精神救中国”等巨幅佛化抗战标语。

佛教青年服务团除开展抗日宣传外,团员有时还要执行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如秘密深入敌后,暗杀汉奸,破坏日寇军事设施。佛教青年服务团团员理妙法师和他的队友曾秘密潜人湖北敌后, 从事搜集情报, 切断日伪交通运输等工作。1940年10月,理妙法师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日寇严刑拷打埋妙法师,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不料,理妙法师宁死不屈,被日寇挖掉眼睛,割下鼻子,最后理妙法师惨死在刑场上。理妙法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岳山后,全山僧众无不悲痛,巨赞法师更甚称赞理炒法师真正实践了佛陀舍身救世的精神,并号召全国憎众要以理妙法师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 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

暮笳法师 绍贤法师领导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

在此期间，南岳另一个抗日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则在暮笳、绍贤领导下赴衡阳、湘潭等地开展抗日活动。《流动工作团宣言》指出：“我们这一群来自不同地域的僧青年，为了不愿作亡国的和尚与枷锁下的奴隶，为了不愿关在清净的禅房里，躲在高高的山头上，安享人间的清福，更为了从赶走敌人中来求得自己的生活，……组织在一起，向着我们的共同目标——抗敌救国的大道走去。” 服务团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要求每一位团员时刻以一个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乃至不惜为国捐躯。陈石经给他们提出六点工作指导：一、用佛教反侵略理论，进行和平宣传，劝说日本僧人回心向善，由厌战而反战；二、联合世界佛教徒共同抗日；三、利用广大信教群众对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要求每一位中国人都要起来保护国家，以坚定抗战的决和信心；四、反击日本在亚洲的反面宣传；五、组织僧侶全面参加抗战；六、以正信洗涤佛教界內的不正确理论和组织。

1938年6月19日，流动工作团在祝圣寺集结，前往衡阳、湘潭宣传抗日。22日，流动工作团抵达衡阳。不料，次日上午，衡阳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市民伤亡甚巨，烟火蔓延，吞噬了无数市民的家园，整个城市沉浸在死亡与恐怖的氛围中。暮笳法师旋即发动流动工作团奔赴火灾现场，投入消防救护，沿街安抚慰问遇难者家属。他们在衡阳张贴大幅壁报，书写大型标语，联络各寺院发起“超荐阵亡将士及被难同胞法会”，开展慰劳募捐活动。6月30日，又回到南岳。

暮笳法师在《全民抗战》周刊第83期发表《炮火下的一群僧青年》一文，全面报道了这些佛门弟子如何组织起来奔赴抗日救亡第一线，以及这次出征衡阳的成果，香港一家报刊将其译成外文予以发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流动工作团又奔赴湘潭。他们还参加了由各界代表参加的抗日宣传大游行，团员们沿街张贴标语、发传单、呼口号。然而，随着抗战情势的变化及佛教界内部凝聚力不够等原因，佛教救亡运动一度陷入困境，难以持续。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巨赞、道安带领的佛教青年服务团被迫从长沙疏散回南岳。不久，道安法师应广西佛教会之请离开南岳来到桂林。1940年4月当选为广西佛教会会长，1940年7月，受道安法师邀请，巨赞法师随之也从南岳来到桂林，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道安与巨赞商定，重新创办《狮子吼》月刊，并诚邀在南岳祝圣寺的暮笳法师出任主编。《狮子吼》成为抗战期间宣传佛教抗日思想及运动最重要的阵地之一，从此南岳佛教抗日运动的中心转移至广西。

和平与稳定是人类永恒的美好夙愿，今天我们举办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研讨活动，也是佛教界、学界以特有的方式对逝去者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同时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祝福，是佛教界、学界以特有的方式捍卫和平、自由、正义的重要举措，是佛教慈悲平等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湖南佛教界、学界同心同行的美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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