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彬彬：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与左翼进步文人的统一战线合作

编者按：1939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在湖南衡山，出现了一支由僧人、道士组成的抗日队伍——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他们着僧装，上战场，用抗战救亡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佛教救世的本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2019年5月8日至10日，湖南省佛教协会、湖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文理学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姚彬彬提交了论文《左翼进步文人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姚彬彬在论文中阐述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能积极与我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合作，汲取进步思想之指引。其发展壮大，亦与当时主张“国防文学”的左翼进步文人田汉、夏衍等人的支持有关。以下是凤凰网佛教对姚彬彬论文摘录。

叶剑英率李涛等5名中共教官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左起：吴奚如、叶剑英、李伯崇、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1939年4月，爱国高僧巨赞、演文、暮笳等发起组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旨在开展佛教界之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巨赞法师他们思想的进步倾向，协会成立之始，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了密切联系。时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的叶剑英来到祝圣寺，当他了解到“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就要开成立大会时，立刻表示了鼓励和支持，并说：“建议我们这个组织的名字改两个字，将‘教’字改为‘道’字，‘国’字改为‘难’字。这样就可以团结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不仅是僧尼，还可以把道士都团结起来。搞民族救亡，团结的人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此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名称之由来。同年5月7日在祝圣寺召开成立大会，叶剑英应邀出席并作讲演。

协会成立后，深入抗战第一线开展宣传活动，得到我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人的大力支持，田汉写诗热情祝贺协会的成立：“僧衣脱却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强调僧侣的爱国入世热忱。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报导了协会成立大会实况，并全文刊载了叶剑英的报告，制版刊出周恩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邹韬奋在他主编的《全民抗战》刊物上，刊登了田汉的贺诗和暮笳为服务团救亡活动的报导：《炮火下的一群新青年》。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救难协会的章程和宣言。——显然，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当时左翼进步文人的支持的因素。而田汉、夏衍等左翼进步文人的行为，也与他们在1930年代时早已倡导的“国防文学”有一定关系。

“四条汉子”与“国防文学”

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团体内部，针对于抗日救亡时期的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两种口号并引发了激烈论争，史称“两个口号”的论争，即周扬等“四条汉子”提出的“国防文学”与鲁迅、冯雪峰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间的论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由周扬等人率先提出的，引发了争议，当时参与发表意见的不仅有鲁迅等人，还有中国托洛茨基派和中国国民党人，所发表的言论大都针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合理性进行探讨。

从1935年冬天开始，在左翼文艺界，已相继出现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1936年春，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但“国防文学”口号则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说法，当时已经比较深入人心。但由于周扬等人的专断态度和宗派思想，甚至认为只要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这种简单粗暴的对立态度，引起了当时文化领袖鲁迅的强烈反感，对此，鲁迅在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表达了明确的观点，文中提到他们几个主张“国防文学”的代表者们：“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云云，此即左翼文坛“四条汉子”之名的由来，实指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四位。

在文学史上被视作“国防文学”之杰作的，有夏衍的《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汉的《卢沟桥》等。——参与和支持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抗战工作的夏衍、田汉等，皆为“国防文学”论的发起人之一，由于国防文学主张淡化阶级意识，尽量渲染爱国思想，与一切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政见的政党和宗教）均可进行合作，故他们能够参与宗教界之抗战救亡活动，自有其理论来源。

诗文唱和：巨赞法师与田汉的情谊

1939年冬，广西佛教协会会长道安法师聘请暮笳去桂林月牙山庙创办《狮子吼》月刊。《狮子吼》首先在桂林刊出，连刊七期。后国民党方面竟指该刊为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责令广西省政府查封，并惩办主编人员。暮笳被迫仍回南岳。1940年10月20日，暮笳在南岳祝圣寺复刊《狮子吼》，并给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郭沫若去信征稿。郭沫若于同年12月14日回信，并为月刊题写“狮子吼”新名。《狮子吼》月刊之创办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本人当年也是“国防文学”的支持者之一。

《狮子吼》在南岳复刊后，田汉复信巨赞法师，刊于“创刊号”上。田汉认为抗战救国“挣扎出一自由幸福之国家”即佛教“仁慧至尽之理”，而佛法不在彼岸“此间即是西天”，以巨赞之入世救亡亦不外修行之途径。从此种论调及叙述语词看，颇可见这位左翼进步文人竟然十分娴熟于佛理，于同时代的“人间佛教”思想也有一定了解，此似为以往罕有人言及者。

巨赞在出家之前已经与田汉颇有交谊，并颇受其左翼思想之影响。——巨赞原名潘楚桐，出身富家，自幼倾慕佛法，其于1927年曾赴常州清凉寺应慈法师要求出家，因机缘不顺首次出家未成。后因战乱不能回家，旋改道杭州，巧遇太虚法师，再次提出出家想法，后随太虚法师去厦门闽南佛学院学经半年，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第二次出家还是未能如愿，迫于父命又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在大夏大学读书时认识田汉，并在田汉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1931年，潘楚桐投杭州灵隐寺正式出家，更法名巨赞，此后仍与田汉往来密切，抗战时期，二人又在南岳、桂林长期相处，成为知心朋友。二人平生频有诗文唱和，巨赞发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田汉赠诗巨赞：“缁衣不着着锦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1942年年底，巨赞《寄怀桂林田汉》诗云：“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 1950年，田汉为巨赞题诗：“十载曾弯射月弓，低眉和尚气犹雄。焦枯几处求霖雨，应脱缁衣学秉忠。”田汉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后平反昭雪，巨赞有悼诗“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二公一生始终，可称佳话。

夏衍：“僧青年起来，对日本人民作狮子吼！”

1940年《狮子吼》复刊的创刊号中尚载田汉同侪夏衍（亦“四条汉子”之一）的《对日本人民作狮子吼》的短文，文中亦强调日本佛教僧侣在侵华战争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情况，谓：

民国以来，后来居上的日本帝国主义，更派了无数的和尚间谍到中国来，做侵略中国的先锋。这一类间谍的足迹，北至外蒙古，南至海南岛，无远勿届，无孔不入，对于此番日寇的军事侵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一二八战争的起因，由于一个日本和尚的挑衅，那更是记忆方新的事了。

夏衍对于日本佛教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状况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将神道教立为独尊的国家宗教，原本作为“三教之盟主”的日本佛教的发展大受打击，许多寺院遭到破坏，僧尼被迫还俗，在这种困境下，佛教界更加积极主动地向政府表示忠心，强调“王法佛教不离之论”，接受“神道为基本，佛教为附翼”的原则。明治末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本得以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行列，频频发动对外侵略。经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军国主义势力空前膨胀。对此，佛教教团大多采取迎合国家主义潮流、支持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姿态，教化国民协助战争，佛教的社会地位也终于随之逐渐提高，再次成为日本御用宗教的一翼。日本的这种紧密依附于世俗政权的佛教形态，史称“皇国佛教”（或“皇道佛教”），在二战期间也确确实实一度成为帮凶，留下了不光彩的秽史。

不过，夏衍所说“一二八战争的起因，由于一个日本和尚的挑衅”倒是与事实略有出入，此次事件史称“日僧事件”，1932年1月18日午后4时，日本日莲宗僧侣2名和信徒3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化缘，敲鼓念经，厂内义勇军数十人上前拦截盘查。结果，僧侣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2人重伤。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后来矛盾激化，成了“一二八事变”的直接诱因。

就事论事而言，其实这次被打死的日本和尚也是牺牲品。二战结束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战犯田中隆吉少将对于日僧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满清皇族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煽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幕后黑手实为日本军方之阴谋，倒是与日本佛教界无直接关系。

不过，夏衍所说“替日本军阀作爪牙的日本和尚”，他们“借佛之名，行魔之实”，相关的情况是不能否认的。日本战败后，鉴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佛教与军国主义沆瀣一气的行为，日本的各个佛教宗派对此也逐渐有所反省。

夏衍之文，难能可贵的是，毕竟他把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与受到裹挟和蒙蔽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故提出希望，认为中国佛教界应该“用慈悲心来救渡帝国主义窘迫下的日本人民而使他们放下屠刀，却是庄严的佛事！僧青年起来，对日本人民作狮子吼！”此种二分法之认识，亦当为当时我党领导下左翼进步文人的基本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仍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宗教团体，其高擎“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之旗帜，而且能积极与我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合作，汲取进步思想之指引，充分说明，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一基本路线上，历史渊源深厚，“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情况尤具典型意义。同时亦可看出，我党早期的优秀领导人与左翼进步文人们，对于宗教情况乃至宗教理论也有深入了解，不仅素养深厚，且能与宗教界人士进行亲密无间的合作，并结下深厚友谊，此种胸襟与识见，实令后人景仰和向往。

欢迎关注凤凰网佛教官方微信公众号“觉悟号”，做智慧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