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宽静：如何构建“佛学研究共同体”？

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宽静法师(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编者按：大理崇圣论坛是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论坛之一。2017年9月22日至24日，第七届崇圣论坛将在云南大理召开。30余国佛教领袖莅临大会，大理崇圣论坛已经成为亚洲佛教交流、沟通与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宽静法师出席论坛并提交了《“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佛学研究刍议》的主题论文，宽静法师用新的思维和新的理念，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对当代宗教学研究与佛教学方法做一些新的思考。凤凰佛教编辑摘录了宽静法师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有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佛学研究的两支大军中，学界流行的主要是理性主义；教界盛行的则是信仰主义，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将理性与信仰视为两个截然不同、彼此隔绝的范畴。即认为理性涉及现实，信仰关乎价值；理性的终极是客观世界，信仰的归宿是彼岸。理性与信仰互不相干，各有各的统辖。2、将理性与信仰视为一对矛盾，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即认为理性是科学、进步的力量，信仰则是历史遗留的愚昧残迹，随着科学的发展，信仰终将被理性所取代。3、认为理性与信仰虽然在侧重的领域、标准、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融而非相斥的。但有法师认为，盲目信仰或无同情理解都不能看清佛教思想，只有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观察，同情理解，才能看清和把握佛教思想。

重文史、重研究、重撰述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十分宝贵的优良传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迅速演变为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与这个传统是密切联系一起的。近现代的史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超出历史研究本身，从历史中接受经验教训，探索佛教发展的历史法则，从而把握佛教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还是能给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一些启示的。

有人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角度，认为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应当采取的是客观的、理性的学术立场，研究的态度是汤用彤先生的“同情之默应”。佛法包含了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佛法中蕴涵的哲学正是构成了佛教信仰体系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说，佛法就是哲学。对佛法的哲学研究，必须有“心性之体会”。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须注意的三个关系是：一、研究与体验的关系。二、研究与信仰的关系。三、研究与批判的关系。此外，还要具有问题意识、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教哲学术语、概念和范畴，界定其意义，解说其思想，寻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比较研究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有着重要的意义、探索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的成果，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总之运用多元的方法，从多角度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将推进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展，并定将产生丰硕的可喜的创新成果。有人提出，研究佛教，要跳出佛教的本身，把佛教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放到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进行考察，也许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有所助益。例如，《坛经》不像传统佛教经典那样艰深晦涩，它的许多思想乃至于名词、术语等，与其说来自于传统的佛教，勿宁说源自于传统的儒家学说。

在近十几年来的佛教学术会议上，教界与学界的“内在紧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不时“外在化”，相互之间“公开的争议”或转化为“公开的尊重”来消解这种“内在的紧张”。最根本的问题是：教界人士往往强调佛学研究需要有“体验”，乃至要有“修行”，认为离开了“体验”与“修持”是不可能真正懂得“佛学”的。教界的“佛学”概念实际上上“佛法”，即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佛教修学体系。佛学乃是对佛义理与修持的理论研究，即将佛法作为外在对象来进行客观研究。关于佛教的历史、宗派、人物、经典翻译、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也归于“佛学研究”的范围。佛法则是佛所说“法”，是佛陀所宣示的言教，是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理论及如何证语的这一真相而达到解脱之境的“实践方法”。佛法的对象是宇宙人生，佛学的对象是佛法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佛法以觉悟宇宙人生为目标，佛学则明了“佛法理论”为目标，如冠以“研究”之名，则可以说，佛法“研究的是宇宙人生本身，而佛学”研究“则是佛法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比较可行的是，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传统中尽可能重视佛学的特殊性，对宗教的“经验基础”（禅悟体验）予以高度的重视。研究宗教者即使不能去体验“宗教经验”，至少也应对“宗教经验”作哪怕是比量的了知，否则其研究很难说“全面”“充分”更遑论“客观”了。事实上，关于佛教禅定经验的研究正是现在佛学研究领域最为薄弱的一环，近年来比较繁荣的禅学研究，基本只是禅之哲学研究而已。

通过上述各说，可以看出佛教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不同，以及佛教与其它文化的不同，但佛教是一个非常圆融的宗教，以此为方法，做到佛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如此才能真正在现代社会中把佛教的精义发挥出来。研究佛教既要用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然而更重要的是所做的研究要接地气，佛学如果不透过实践的功夫，将永远发挥不了救世济民的效用，也达不到修行证果的目的。因此我们要用“以实践印证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两不偏废。现在从事佛学研究应有使命感。要有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历史感觉。要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消融派别的意识，做唯识与做禅宗的研究一样重要，并非做唯识的就是佛教研究，而其它的都不是研究。

“一带一路”的新思维特点是人类都以消融对立为内容，“3.0版”的国际新秩序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其所搭建的平台超越了种族与地区，拥有更加开放与更大的平台。除了强调各个主体或单位在经济上的合作之外，还支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3.0版”还提出了“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这是“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新气象。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佛学研究的新思维，也应该在“佛教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而去消弥学术界与佛教界之间的差别，或者说是各自在保留自己的特点之后，共同去构造“佛学研究的共同体”，而不必强调学界与教界是否有信仰，重要的是关心能不能共同合作，开创出新的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