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之深厚悠久，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可以比拟的。千百年来，经过我们祖先中杰出人物的辛勤缔造，两国人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各个方面，都已经结成了一种脉络相通的血肉因缘。很多人类文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在今天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共同的骄傲了。在我们两国文化血缘的缔结史上，八世纪时的鉴真大师，以他的献身文化的宏愿与克服困难的精神，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今年是他在日本逝世的一千二百周年。在当前中日两国人民正在共同努力，排除障碍，谋求世世代代团结友好的时节，诚如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北京签订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共同声明”所说，纪念鉴真和尚是有深远的意义的。

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自第三、四世纪以后，当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频繁起来。经过长时期的接触了解，逐渐产生了一种扩大发展彼此间文化上、生活上的交流互助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继长增高，形成了这一时代的迫切要求。日本圣德太子遣使来华的决策，长屋王子“风月同天，共结来缘”的寄语，都是这一时代要求见诸文献的具体表现。到了我国唐代，航海技术方面与人文知识方面的进展，为两国人民进一步的往还准备了较好的条件。变愿望为现实的因素，逐渐成熟。两国文化交流的高潮终于到来而不可遏止。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期，以无私的国际精神，献身文化传播事业，并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领导能力，百折不挠，东渡日本，辛勤工作，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开辟了两国亲密互助的大门，给后世留下深长的影响——这就是鉴真和尚。

鉴真，扬州江阳县人，俗姓淳于，生于公元六八八年（唐武后垂拱四年），十四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二京游学，从许多名师受教。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淮南地区，而以他所住持的扬州大明寺（遗址在今扬州法净寺，即平山堂）为中心。我国佛教史籍说他“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旨”，又说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导一方，弘其师教。可知他在这一区域，活动广泛，威望很高。值得注意的是:鉴真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中世纪封建文化达于顶峰的开元天宝盛唐时期，它代表着当时东方世界各个体系的文明长期溶汇发展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鉴真的活动地区扬州，又是当时东方各国人民接触聚会极为密切的一大国际都市。那时候的先进人物，其胸襟之恢宏与视野之广阔，往往为前代所无。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面，产生了鉴真那样崇高无私的国际精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鉴真出国以前，除传戒讲律之外，还从事很多社会性活动。史籍上说他先后十年间造寺院八十余所，造像无数，书写过三部藏经，开悲田院以济贫困，设无遮会行平等供，亲自煎调药物施与贫病。这说明他的宗教实践是以极积度人面向群众的大乘精神为其基础的。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长期和大众的接触，使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极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也团结了一批有专业造诣的工技人才（就江淮地区在当时文化上的地位而论，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些人才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他的东渡弘法事业实际就是:以僧团组织的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当时最成熟的唐代文明有计划地介绍到日本去。通过他个人的学养、德望和领导能力，加上他的随从者们的同心同德，始终不渝，这才十分圆满地完成了那一时代使命，在中日两国人民文化血缘的缔结史上写下了永不褪色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