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是印顺佛学思想的结晶，也是他依循义理探讨的进路，对印度佛教的源与流作出通盘的了解之后，回过头来面对现实的中国佛教界，而提出的一种思想性的改革要求。此一思想是近代中国佛教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刺激所成，也是民国时期蔚然成风的“回归印度佛教”风潮与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运动所结晶之“人生佛教”两大思潮的匯合，但与上述两股思潮互有同异。印顺导师与诸“回归印度佛学”倡导者的相同之处，是对作为中国佛教思想源头的印度佛学，具有很大程度的追慕。他们都以对中国现实佛教界的殷切关怀，来热烈地追寻印度佛学，欲为思想僵固的“明清佛教”遗绪探寻源头活水。但在思想内涵上，印顺导师却异于当时的执持唯识正统论者，而倾向于认同性空论，认为性空才是契合佛教原理之究竟、了义的佛法。然而，他并不以一宗一系的印度佛学弘传者的姿态出现，而在印度佛学的歷史源流中进行综合整理的工作，从而在全体佛法中抉择出其佛学思想的体系，并结合当前中国现实佛教界的状况，来提出他的新思想。与太虚大师的思想比较，印顺导师的思想则明显地更接近印度佛教初期大乘时期的佛法主流，而脱落了中国佛教所倚重的后期唯心思想。但太虚大师晚年所宣示的个人修学四大意趣：不愿止于学者式而无宗教热忱的研究、不局限于传统宗派见地、不贪求即时成佛及以凡夫身来进修菩萨道，却为印顺导师之所全盘继承。前二者可说是他一生贯彻的为学态度；后二项则成为了“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所在。

“人间佛教”在思想渊源上，係以太虚大师所倡之“人生佛教”为直接导源。印顺导师提出“人间佛教”，原来就有意识地继承“人生佛教”而作进一步修订的。他针对“现实佛教界的问题”密切地关切，并试图进行改革，是两者具有共同的关怀点；另一方面，当代新儒家“出佛入儒”者的回头批评佛教，质疑佛教对现实人生的效用，也是印顺导师与太虚大师共同面对的外在刺激。但印顺导师具有强烈追寻“纯正的佛法”之动机，这一动机在一股“回归印度佛学”的风潮下，使得印顺导师投入于印度佛学的探寻，并不断地修正其看法。这一强烈的动机，配合著他透过翻译作品吸收之日本佛教学者的现代治学方法，使他对印度歷史源流中的佛法演变，具有与太虚大师及执持唯识正统论见地者不同的体会，而让他在“人间佛教”中作出了不同于太虚等人的体系抉择。这尤其是来自原始圣典的强烈啟示，使他更加坚定地确立了他“以人类为本”的“人间佛教”，使他在太虚大师之“人生佛教”反对“鬼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反对“天化”，以建立其“纯正的佛法”。因此，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即是他在追寻“纯正的佛法”的动机驱使之下，所获致的结晶。“人间佛教”较之“人生佛教”能具有更新的内容，是由于印顺导师与太虚大师对“纯正的佛法”有不同的体认，以及印顺导师更在方法学上有了新的掌握所致。其中，太虚大师的以融贯见长，与印顺导师则善于辨异，都是两人的佛法体系出现分歧的因素。

印顺导师依据上述思想的六大渊源，作出了“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原称：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的体系抉择，来建构其“人间佛教”的理论。这一体系的抉择，虽以中期佛教，特别是以初期大乘佛法的行解为重心，但仍强调了对根本佛教纯朴精神的追慕。他对原始圣典的重视及发扬其精神特质，又与印度佛教史上综合整理佛法的诸论师同出一辙：既强调对原始圣典的继承，又不为原始圣典所拘束，而以大乘教法为思想的重心。因此，印顺导师并不执持原始圣典来否定大乘佛法，亦不恃大乘教法来贬斥原始圣典的小乘倾向，而是从整个歷史源流所展现的佛法，来作出体系的抉择。这一抉择不仅突显出初期大乘深观与广行兼顾的菩萨道精神，亦重视了根本佛教作为源头的纯净，更发扬了其人间化的特质，以作为“人间佛教”的雏形。可以说：根本佛教纯朴的特质与初期大乘深广的菩萨道精神，构成了“人间佛教”的两大内容。对后期佛教的摄取，亦是依前述二者的原则作为衡量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