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后人创新的学说、派别是否还是佛教呢？这里有一个判别佛教的标准问题。我们认为，释迦牟尼提出的缘起说和苦、集、灭、道“四谛”说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主要信仰与核心价值，凡是佛教界人士的阐释符合这一核心思想、核心传统的，都是对佛教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那种以佛教一定时期的理论为唯一的绝对的标尺，否定后来的学说，排斥后人的发展，是不可取的，是影响佛教的开拓，妨碍佛教的发展的。至于断章取义，歪曲佛教核心信仰与价值，摘取佛教术语、名词、字句，宣扬另一类思想，借以达到另一种目的的，则自然是非佛教，乃至反佛教的了。

由上似乎也可初步确立佛教文化创新的基本尺度：一是符合佛教的核心信仰价值；二是能够结合时代特点，适应、满足人们的信仰需要；三是有助于推动佛教的向前发展。

佛教文化如何创新呢？我们认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佛教本土化。在中国，所谓佛教本土化也就是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逐渐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相结合，容受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使佛教打上了中国社会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具有中国文化的品格和特质，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精神和风貌。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既继承又改造、发展了印度佛教，在发展印度佛教过程中创造出了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内容，重要的是展现为佛教义理，佛教神灵信仰结构、佛教伦理道德、佛教文学艺术，以及佛教制度、教仪和生活五个方面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创新成果。

佛教文化创新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某些佛教文化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在于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讲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不是简单否定佛教传统，更不是彻底否定佛教传统，而是在佛教传统的内核、精神的基础上作出新诠释，新发挥，是在佛教传统内部依靠其积极方面去转化其消极方面。这种转化在内容上是富有创造性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是为了佛教不断扬弃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强固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为传统增添新的积极成份，从而推动佛教文化传统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发展。

五、传承与创新的良性互动

传承与创新不是绝对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相即互补的关系。

传承对创新的推动。首先，传承为创新提供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新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在创新者主观选定的条件下，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以往传承下来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的。其次，传承为创新提供“问题意识”。凡传承中遇到的问题、困难、障碍，或传承中取得成功的心得、体会、经验，都足以构成问题意识，为创新提出新课题，推动创新的开展。再次，传承为创新提供内在的积极因素。佛教文化创新的一条基本途径是，凸现佛教文化内部的某种积极因素，并加以阐发，使之成为佛教文化的主流或主流之一。

创新对传承的推动。第一，创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为传承提供新内容，使佛教文化传承生动活泼、永不停止。第二，创新适应了不同地区的信徒、群众的需要，创新把佛教文化推向广大的地域，扩大了佛教文化传承的范围，加大佛教文化的影响。第三，创新为佛教文化传承不被中断、终止，始终保持传承的生命力提供有力的支撑乃至保证。

传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求在佛教文化发展进程中，展开两者的良性互动，建立彼此良性互动的模式。这也就是要求把传承与创新统一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又以创新推进传承。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要把坚持佛教文化与发展佛教文化，维护佛教文化传统与转化佛教文化传统统一起来，在坚持中发展，以发展强化坚持，在维护中转化，以转化延续传统。

六、实现的关键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传承人和创新人是实现佛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把握佛教文化发展的样式，实现佛教文化的发展，关键是人，是佛教信徒，尤其是佛教领袖、代表人物。

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实践者，除了要具备佛学素养和修持经验以外，我们以为还需要有两个自觉，一是佛教文化的传承自觉，二是佛教文化的创新自觉。这两个自觉也可谓是“角色意识”。为了提升这两个自觉，增强角色意识，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深入把握佛教文化的本质。佛教文化归根结底是佛教信徒解脱烦恼、痛苦的信仰实践文化，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构成佛教文化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佛教文化不是僵死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一种改变人们社会生活同时又受社会生活改变的动态开放的体系。佛教文化与时代具有天然的无法割断的联系，只有结合时代的特点和需要，佛教文化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其二，坚持以现实问题为核心。在传承与创新佛教文化的实践中，“问题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意识关注的不只是永恒的、普世性的问题，尤其要关注的是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能否响应现实问题，是佛教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三，多在“两个结合”上下功夫。做好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是做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件大事。也就是一要应用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来分析社会实际状况，研究社会问题、矛盾，响应社会的呼声，进而提升社会质量，改善社会环境。二要应用佛教理论的基本原理，去总结佛教信徒的群众性的实践经验，把某些有益于佛教和社会的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升为新鲜的佛教理论，再反过来用以指导广大信徒的实践，从而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展，推动佛教的前进。

作者简介：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佛教学与宗教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