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艺术海洋中的珍品，需考量艺术对于人类心理的价值。在多种价值判断中，佛教艺术，成为珍品中的珍品。无论时代发展多快，这种佛艺的因缘总是会回归，因为，佛缘是心灵深处、灵魂彼岸的招唤，她的性质，就是回归的。
对于艺术的定义，人们多数会确定为：以再现的方式对人生现实作客观描述，并真于生活美于生活地提炼人生、陶冶情操。但实在地说，这种近代形成的解释，并不符合艺术最初来到人间时人们对它的定位。无论哪个文明体系的铺开，都会遵循伟人之教化育凡俗的规则。当人类文明有了历史纪年，这种以杰出之教引导世俗的过程被称为------文化，文化的接纳者们对前人敬若圣贤，这便有了宗教性。
这些宗教性的艺术，不会被人们绝对长期地恭维礼拜，总有一部分要进入世俗生活。但凡进入世俗的，就会缺乏宗教的神秘光芒，而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而形成东方写意、西方写实，华人重线条、洋人重体块的审美差别。表现形式逐渐区分为绘画、雕塑、木刻、石窟、建筑、礼乐、戏剧、歌曲、诗词等众多的艺术符号。它们就象宗教散发到人间的色彩，五光十色，自古以来，由宗教演化而产生的艺术常常被人们喜闻乐见，鼓励人们以有限人生、有限能力，面对无法架驭的无限世界、与无限生命，乃至成为支持心灵和评判是非的依据。
佛教的艺术是众多宗教艺术中的一支奇葩，特别之处在于她的宽容。不管是哪一种被她吸收的艺术形式，都最终成为了她根本教义的使者，化导她的信众，以最直接的形式达成最深刻的人生体悟，这是佛教艺术有别于其它艺术种类的个性。颇为突出的是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是印度大乘佛教美术最初起源的美术，此前印度原始佛教多重视教义的核心精神，对“周边光彩”似的形式艺术并不重视。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有一片落后而闭塞的边境地区，这里是释迦佛足迹未曾行到边僻之地，但因为贵霜王朝时期，这里建立了横跨中亚、印度的大帝国，所以不断有波斯人种、希腊人种、地中海人种、中亚西亚人种大量涌入该地。虽然佛陀足迹所到之处都有纯粹的佛教教义盛行，但这片中亚、印度和欧洲的夹缝地带，却在佛陀教义到达之后，大改佛塔崇拜的单一信仰形式，产生了大量类似希腊、罗马风格的、非纯粹印度风格的佛教造像。为了容纳这些体量越来越大的造像，佛塔的形式也由早期穹顶的造型，改为后期犹如大钟的钟座形式。这些钟座式佛塔内供奉的佛像，所独有的地方美术特征，既吸收古希腊美术的特点，又融合古罗马美术的精华，无法用希腊或罗马艺术来概括，而形成独立的犍陀罗大乘佛教美术风格。它富含精彩的西方古典美术精华，于公元前二至三世纪，这些美术精华沿丝绸之路传向东方的中国。
大乘佛教美术直接决定着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新疆克孜尔一带的石窟曾被确定为公元三百多年的佛教美术遗址，但最近出土的大量当地泥石烧制带有大乘佛教造像的陶器，却把克孜尔一带的佛教文明史直接推转到公元前二、三百年。它们与玄奘大师顶礼过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几乎同一时代，都是陆路丝绸之路大乘佛教繁荣交流的见证。此外，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活动，最近令史学家们哑口无言。尤其是江苏省清江坡一带的海岸岩石佛像雕刻，形象完整，古犍陀罗形象完整，风格明显，年份考证确凿。陆路与海路的公元前贸易交通要道无疑是大乘佛教美术传承的根本管道。
早在犍陀罗美术时期，佛弟子们就圆满解决了一个在美术上难以处理的问题。把圣者和净土的形象，用有别于王者及王宫结构的形象表现出来。佛经中固然已说明，佛有特别的三十二像、八十种好，但在一个正常的形体上，这百余种不同常人的造型，其特别之处与存在意义并不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当这些民众因未知而无法泰然忍可的独特形象，开始致力于救赎众生的时候，人们开始接受这种表达救赎力量的形象。“表达救赎力量”这个目标，使佛陀的百余种特殊形象成为民众迫切接受的合理化形象。此外，佛陀的世界也被合理地带到人间。由此，这些雕塑开始改变着佛教修行的石窟、兰若、精舍，直到寺院……。最后，犍陀罗艺术终止了。贵霜王朝时代原本是石雕艺术的繁盛期，但由于萨珊王朝波斯的入侵，贵霜王朝崩溃了，造佛像的活动也随即停止。此后的一百五十年，虽然有几度小规模复兴，但雕塑形式已由石雕转为石膏塑造。公元五世纪，侵入西北印度的外族开始了灭佛运动，犍陀罗美术宣告结束。但在结束前的公元前二百年到公元三百年之间，佛教艺术借商道传入了中国。
当时，阿富汗与新疆龟兹等地商贸往来极为繁荣，所建造的寺院、石窟、佛像和佛塔，成为海上和陆地二条古丝绸之路的人类文明史的纪录者。当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与古代龟兹两地间的大乘佛教美术发展到后期，中原一带开始战乱。河西走廊也分别由前、后、西、南、北凉五个国家更替管理。公元412年，匈奴人沮渠蒙逊占领凉州，统一河西走廊，自称“河西王”，北凉国进入鼎盛时期。他本人虔信佛法，弘法志向远大，建寺译经，开窟造像，极盛一时。首先，在克孜尔一带大量开凿石窟，后又开凿天梯山佛教石窟，都由印度僧人昙无讖及其弟子昙曜任总监。完毕以后，昙无讖急于返回印度，在酒泉地区遇沮渠蒙逊刺身亡。六年后，北魏挥兵摧毁了北凉，并抢走了当年开窟造像的三万农户、三千僧侣和昙曜法师，押送到山西大同，以昙曜为僧都统，历时多年，开凿云冈石窟及炳林寺石窟。与此同时，高昌等国与敦煌周边，开窟造像已成风尚，这些石窟完成后的唐代，以上僧侣和农户的后人又应召而团体行动，开始了龙门石窟的开凿。龙门石窟最终由武则天施出脂粉钱，经数十年大致完工。后又经几代人的反复努力，才使龙门焕发今日光彩。在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艺术伴随着众多朝代的更替与兴衰，一步步从印度来到中原，将美的种子播种到中国人的心田中，开花结果。
中原文化，是中庸的文化；中原人的精神，是谦和、儒雅、礼让、宽容的中华民族精神。佛教艺术走入中原，立刻与中原精神水乳交融，成为中原文化的一支主流。
此时在中原流行的信仰是佛教禅宗，佛教艺术与之表里呼应。佛教在禅，佛艺在心，形成了一门追寻解脱之道的审美艺术－－－盛唐佛艺。由盛唐到清末，佛教艺术以丰富的种类，历经兴废，伴随祖国的衰弱走向低谷。
九十年代初，一个杰出的人与一件特殊的事，让佛教艺术重新复活。
香港大屿山有一座宝莲禅寺，当时的住持是圣一法师。他与大众一起，发愿铸造一尊大佛，这个愿望的影响越来越大，后来，日本国派专人与寺方联系，承诺由日方出资进行铸造，但有一个特殊要求：要大佛坐向面朝日本东京。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闻讯，赶到香港，与诸山长老协商，力主大佛改为面朝北京，由中国佛教界筹资铸造。朴老在会上第一个捐款，全国上下佛弟子响应，大佛资金迅速筹齐。
铸造选在南京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前身，是赵朴老的爷爷曾经所主持的清末兵工厂，以兵工厂制枪炮的基础来改铸佛像。“化干戈为玉帛”，朴老曾命笔为此赋诗。铸造过程由香港比丘尼宏勋法师任质量监理，丝毫不马虎，佛身的铜板上，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沙眼，都要返工再铸。
一九九七年，香港天坛大佛开光，龙天共庆，海众欢腾。大佛之秀美可谓独尊南天，赵朴老为此书苏轼诗云：
“稽首天中天，毫光遍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天坛大佛的设计铸造过程极为严谨，力求宗教感情与雕塑艺术达成最高水平整合，被楼宇烈教授誉为“天坛大佛是无可超越的”。
在室外露天大佛的铸造上，天坛大佛远追古代龙门、乐山等大佛遗风，融入最新的西方雕塑技法，为中国佛教艺术竖立起一面旗帜。在当代佛艺发展史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天坛大佛身在香港心系祖国，成为回望国脉的佛艺大手笔！这一巨作的完成，开启了中华文化大复兴，中华佛缘大回归的先河，祖国由此越发振兴，佛艺由此重新崛起！
今天，赵朴老已驾鹤西行，斯人虽去，懿范常存，艺海搜珍将继承遗志，发掘中国当代佛艺宝库中的精华，展示博大的中华佛教艺术的胸襟，以真诚的爱国情操将中国的佛艺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