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匠诗书

在中国诗书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禅师的诗书一直具备最为特殊的价值，享受至尊的荣誉，这种情况有其特殊因缘。

中国的书法与诗词艺术，是国人心灵结构的写真，站在纯艺术的角度，物质生活的丰厚，在社会未能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容易使精神生活发生倾斜，在书法与诗词界，都有着类似的教训。在诗书评论中，人们一次次反思，社会发展与艺术传承的利与弊。

中国汉代，因为人性的率真、豪放与古拙，诗书水平直接提升到了最顶峰。汉中名碑《石门颂》与《石门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神品，后代书家乃至认为非凡人所能写成。康有为认为，喻之神品毫不为过。在与此几乎同一时代的书法与文学形式中，《诗经》中的文字与《汉赋》中的文章也直接上升到中华文学舞台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时代迁流，魏晋诗书虽然以敏锐高超、飘逸无尘的形象大成于世间、十分唯美，但却缺少了许多率真，多了几分幽怨。

至于唐代，十分华美大度，摆脱了幽怨之气，但是率真高超的汉魏遗风已然减色。书法方面，柳、颜、欧、赵诸大家，将汉字书法进行了形式上的规范化。这一形式犹如枷锁，谁依赖它，谁就被它捆住。唐代的诗词，也如书法一样，确实规范化了，但也接受了形式的强力束缚。

宋代诗书挣脱唐人规范，由苏、米、黄等大家倡导，简洁唯美而又脱俗，但却以凄美的形式为主流。不说汉魏，即便唐代的大国风范也难以找到了。

元代，众多禅林被改为道观或喇嘛庙。华夏民族直接遭受外族威胁，诗书文化一再萎靡，名士高贤只能将过人的手笔留存在百姓的民间瓷窑中、诗词也只能为流传民间的戏曲服务，元青花陶瓷艺术与昆曲之渐起也成为见证历史的遗物。

明清之际，文人崇尚小说，书家崇尚琐碎……。

回顾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若物质与精神不能平衡发展，便会使中国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潜在危机，甚至是恶性循环。所以，清末有些禅师提出：“革新好，不如复古好”。这种方外之人质朴的看法，竟然与西方文化大通家辜鸿铭的思想不谋而合。物质与精神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应该背道而驰。

如今，诗词已经消失在成千上万西方物质文明与经济推动的研究中，书法也消失在办公桌前的电脑键盘上。

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世间有二种人眼光最利：一是禅者，二是艺术家。艺术家描绘宇宙人生之真谛，必先具备深刻脱俗的观察眼光；禅者即世间而把定出世解脱道，则具备更为犀利的观察眼光。不过，人性可以是艺术的，艺术却未能涵盖全部人性，因为人性中有佛性的缘故，这点是艺术家所崇尚而非艺术家能驾驭的。所以，千千万万种艺术状态，是艺术家所能熟知的，而若欲求得艺术状态之凭空超越，则非禅者莫能为。犹如百丈竿头之进步，非能驾驭虚空之过量士夫莫能为。以禅人眼看艺术界，如掌中观庵摩罗果，百般游戏，并无多大利益于人生。唯笑破虚空，乃可往返悠悠，心中不苦，才称得上人间的解脱。

以禅人比较世间艺术家，一者以宗教的方式解脱人生，一者以欣赏的方式摸索人生，人生中两种境界，看似相近，实则霄壤。

但，如果能有解脱的禅者从真性中自然流露，以诗书的形式展示人心中的佛性，以最直观的方式引导世俗，则无疑是件旷古来今最有意义的事。这种圣者艺术高阶的展示，一旦进入五浊世间，立即如同甘露不死之药，于众生心田救死扶伤，价值非金玉可比。

所以，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和尚诗书是最独特的一脉，也是令艺术界不得不高眼相看的一脉。早期的禅僧贯休、怀素，以后的宗杲、克勤、一休，近代的虚云、弘一，无不展示出令世人不可思议，而又涤荡心灵的种种杰作。
《禅林》电子杂志的“禅匠诗书”专栏将逐一推介中国历代禅匠及其诗书杰作。期待给予不能平衡的艺术发展带来生机，给迷茫在当今社会的文化人士一些反思，给未获解脱的人们一些机遇。在本期中，我们要介绍民国时期“江南宗门五老”之一的冶开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