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条四大文明的古道，汉藏佛法得益于此，这是人尽皆知的。唐蕃古道亦是给汉藏佛教文化带来巨大恩惠的古道，但却不被众人所知，而事实上这条古道的功劳至关重要，譬如唐代玄奘大师西行求法，走的是丝绸之路，在他之前有99人到达印度求法，有不少人走的是唐蕃古道，在他之后，人数更多，其他的官方贸易往来就更加密切了。这条路承载着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它的不为众人所知，也标志着汉藏文化交流不被人们所重视，乃至于有些文化交流就是失败的。

在唐代，随着唐蕃会盟的因缘，藏传佛教的建构逐渐完善起来，很多资源来自汉传佛教，禅宗就是其中一脉，乃至直接影响到皇室宫廷的内部信仰，绝大多数人都随汉地来的公主信仰禅宗。这深入人心的信仰引发了一部分西藏权贵的嫉妒，所以迎请高僧大德与当时弘传禅宗的摩坷衍论师进行辩论，以决去留。汉藏之间祥合的交融氛围被打破了，吐蕃僧诤的事件也成为后来分裂西藏分子的谈柄，构成了汉藏交融历史上的极不和谐因素。

进入元代，忽必烈统一了中原，他用四种方式来落实对汉地文化的彻底破坏与草原文化的急速发展。这四种方式是：禁止使用汉文字以蒙代汉；把粮田变操场改农为牧；毁灭文化史和老百姓的家谱；对坚持抵抗的城市实行屠城。这四种策略遭到禅宗的牵制，使其无法完全落实，所以采取借用其他宗教转移或吞并禅宗的方法以消除禅宗的影响力，比如把云居山的真如寺等大丛林变成噶举派的白教寺院，把北京周边及北京城里的禅寺变成道观，前后有800多处。他们的这些做法受到两位国师的诱导：一位是道教全真七子之一的邱处机，一位是尼泊尔出生的藏传佛教的白教僧人。这两人在忽必烈座前战功显赫，比如邱处机引导忽必烈部队杀出西域，占领波斯（伊朗）打向罗马，跨过多瑙河，如果不是八王子蒙哥皇帝病重过世，蒙古军队将迅速攻占罗马打向埃及。忽必烈接受两位帝师的影响使道教披靡一时，藏传佛教遍布中原，汉传佛教及文化险些毁于一旦。

此后，藏传佛教的教义流入内地，一直从元代到明、清，因汉地佛教与汉地政权的赢弱，汉传佛教一蹶不振，汉藏佛法也没有交流。

近代，汉藏佛教交流以能海上师、法尊法师的入藏求法为主。他们在个人修学方面卓有成就，但因语言和基础藏文化掌握的只有极少数人，并没有形成汉藏文化交流的阵容，所以这些大德文献成为我们现在学习的珍贵资料，而不是普遍性读物，也没有铺开汉藏文化交流的工作。

现代文化青年的入藏学法，从九十年代初北京三时学会一些专家的学人，还有江西、湖南一部份藏文化学者的学人，探讨藏传佛教，并形成了九十年代初进入五明佛学院和藏地学法的青年僧俗团体。九十年代末成为高潮，但也因为民间文化及汉藏文化语言没有形成真正的交流阵容，这个高潮逐渐降温，一些学人基本上是以学习藏传佛教的知见基础，来反观汉传佛教的价值并逐渐回归汉传佛教的信仰轴心。

北海禅院汉藏文化交流可分五部分进行了解：

1）、深入藏民族的民间文化区（如青海），构建直接交流和弘法的前沿平台，这是历史以来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事件，创造了汉藏深度交流的坚实基础。

2）、为了产生对等的交流回应的效果，北海禅院推广汉传文化，（以禅为核心）的汉传佛教让藏人在了解汉传佛教的同时把握交流角度，更有效率、更理性地向汉地弘法。

3）、广泛的慈济事业：北海禅院在内地组织大量的衣物和学生用品等进入藏区，由代表汉藏文化交流平台的北海禅院进行发放，扶持地方小型学校的建设，帮助贫困儿童入学，打下了良好的慈济事业基础。

4）、深度分析汉藏佛教发展的前景，调查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藏地推广的现状，抱着向藏传佛教负责任的态度，引导藏族民众保护自己的信仰，看清信仰和文化发展的态势，在接受中华新兴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时，立足本土文化，坚持本土信仰，兼容外来文化的优点，以达成更加和谐健康的信仰生活状态。

5）以前位的宗教眼光，融合西方宗教发展的成果，施设北海禅院的硬件建筑群。并以夏令营、学习班、弘法交流、讲经等形式，培养汉藏文化交流的软实力，引导了的对等、健康的汉藏文化交流新局面。

北海禅院作为第一座出现在我国西部千里文化长廊上的汉传佛教寺院，作为最前沿、最完善的文化交流平台和高等的文化研究院所，担负着民族团结、国家和平、社会和谐，佛法弘扬的重要使命，现在，内地入藏线路真正通畅的109、135国道沿北海禅院侧边直通拉萨。已接通今年正式启用的青藏铁路，将北京、北海禅院、拉萨连成一条最现代化的佛教、教法、教流、民族文化饥渴贸活动的大动脉，重走唐僧西行路的明贤法师担负起了北海禅院建设的重任。虽然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明贤法师还是决心在这样一片具备独特因缘背景的土地上，建成中国藏区第一座汉传佛教禅宗寺院。北海禅院不仅要弘扬佛法、慈济世人，更旨在融通三大语系世界各国佛教，增进民族团结，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之中。兴建北海禅院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