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星云大师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在台湾,宗教给予人的是心灵的安定,宗教在台湾对于社会的安定尽了很大的努力。现在大陆的很多人也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是在台湾,佛教自然也算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令的人不解的是,为何在台湾的佛教界,可以“僧出不穷”,可以有那么多人信仰认同佛教。台湾佛教究竟走过了那些历程,又经历了哪些曲折?

台湾佛教起源:来自福建、广州的传统

台湾佛教的传入,起自汉人来台之始,主要是赓续闽、粤两省的佛教传统。郑成功来台后,大批汉人拓殖垦荒,佛教的信仰渐次朝向组织化。台湾佛教具有三大特色:一是僧侣只知早晚课诵,带有农禅遗风、禅净双修的“传统佛教”;二是变胎自禅宗,并杂揉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斋教盛行,斋教又分龙华、先天、金幢三派,其中以龙华派为最大宗:三是属于庶民信仰、佛道不分的“民间佛教”普遍流传。其中,斋教的思想对于后来台湾佛教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斋教对台湾信仰的渗透

斋教兴于明末,清代渐次向台湾传播,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北部爆发一次老官斋教的暴动,事后官府对之大肆搜剿、查禁,其中所查出的“邪教”(包括金童(幢)教、大乘教、罗教一字门、大乘门等共七十三间派门)斋堂中,就包括台湾府诸罗县两间罗教斋堂。此一查禁事件影响深远,从后来的资料显示,几乎台湾所有的斋堂创立的年代之后都在此一事件之后。斋教教义与佛教虽无差异,但却加入了儒、道的教义,他们与僧侣不同之处是“不出家、不穿法衣、不剃头,以俗人身份于市井营生”,其身严正,能守戒律,常贯彻素食主义,以不吃肉为本位,因此被称为“食菜人”,信徒之间互称斋友,女众称“菜姑”,男众称“斋公”。

斋教的先天派:接续了慧能的衣钵

先天派:相传禅宗六祖慧能为避法难,避走南方而隐于渔家四年,其间穿俗服营商传教,后于宝林寺,得马道一、庄怀让二人嗣法,是为七祖。他们传道不分僧俗、士庶,遂树立斋教为一新兴宗教,设三乘之学而创立先天派。清朝时期十三祖徐吉南、杨守一,二人于四川省建西华堂,十五祖归全元派下,黄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来到台南,筑一草庵曰报恩堂,而早在咸丰五年(1855)就有,与黄昌成同属万全堂派下的李昌晋,在新竹创立福林堂。此派为斋教三派中唯一禁婚娶,并主张绝对素食者,较其他二派具浓厚之儒教思想,且持戒较严,富自力思想;不轻易允许斋友加入,故其团结相当坚固。

龙华派与金幢派:因戒律宽松而教友较多

龙华派乃是明嘉靖年间,名谓罗因者所创。清雍正十年(1732),龙华十祖普月在福州福宁县观音埔设斋堂称一是堂,此是华南一带龙华派的大本山。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十五祖卢普耀于兴化府开设汉阳堂,十六祖卢普济来到台南传教,六年后回兴化,其弟子普爵于台南创立德善堂。

金幢派的开山祖师为明代的王佐塘。王佐塘号大虚,于直隶省(河北)设道场,其徒孙王祖亮颇受人尊崇。嘉靖四十五年(1566),浙江省宁海的鱼商蔡文举归依王祖亮,放弃自己的职业成为斋公,并在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开创树德堂,后渡台,于台南创立慎德堂,人称蔡阿公,是台湾金幢派的教祖。金幢派斋友入台最早,相传是在康熙年间。

清代台湾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博弈和融合

所谓“民间佛教”是指它是外表看似佛教,但实质上是杂揉浓厚的民间神只崇拜色彩,譬如将观音菩萨称为“观音佛祖”,祭祀不独尊素食,以荤食祭拜为主流,最具代表性的是全台各地的龙山寺。

“民间佛教”以佛教自居,以观音为主要供奉,其中还夹杂众多的民间神只,如关公、妈祖、玉皇大帝、三太子、注生娘娘、文昌帝君等等。“民间佛教”作为庶民信仰,与一般宫庙神明崇拜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民间佛教”崇拜观音的方式是民间信仰的,以追求灵验、感应为主,和传统佛教不同,但是“民间佛教”自清代以降至今仍然巍然成风,影响力依然庞大,至今不衰。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郑成功收复台湾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马祖道一

黑暗时代的来临

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止,日本共统治台湾五十一年。这期间,日本佛教各宗,伴随这军事的扩张,也积极地开拓其本土以外的教区,特别是殖民地的布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验。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开教历程上,其性格随着殖民的深化,以及侵略的扩大化,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历史面貌,若以台湾总督府对本地宗教的态度大致可区分为:旧惯温存期(1895—1914)、宗教调查期(1915—1930)、崇神敬祖精神强化期(1931—1935)三个阶段。无论如何,日据时候的宗教分期,所透露的讯息就是,殖民统治者是因应着统治的需要而调整他的宗教政策。

旧惯温存期

“旧惯温存”是指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初履新地,在完全不清楚台民的宗教信仰时,采取一种尊重、包容台湾旧习惯信仰的态度。

日本佛教初传来台,一方面着眼于教务的推展,一方面则为服务来台的日本人。许多资料显示,日本佛教部分宗派僧侣加入了当时领台时的征军,成为“从军布教师”,他们专事出征军人、军眷的慰问工作,之后落实到全台各地,故佛教各宗派(主要是净土宗、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临济宗、真宗大谷派、真言宗)开始策划在此新领土上的传教工作。但是,由于领台初期日本人来台者都是军人、老师、公务人员之类,人数稀少,故传教对象就转为以台湾人为中心。

将台湾寺庙纳入日本宗派体系

由于日本佛教各宗初来乍到,对台湾原有的宗教不甚了解,为了要尽快地展开传教工作,自建道场乃缓不济急,故把台湾原有的寺庙不分佛、道、民间信仰纳入自己宗派的体系,就成为日本领台第二年(1896年3月)至1898年5月的普遍现象。如曹洞宗、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与龙山寺祖师庙(台北市)、开化寺天公坛(彰化市)、妈祖宫(台南市)以签定总寺分寺契约为之,或如曹洞宗、真宗本院寺派、净土宗、真言宗及日莲宗等五宗派欲将台北七官庙(文庙、武庙、天后庙、城隍庙、谷王庙、鲁公庙、昭忠祠)纳入各宗管辖。

台湾信仰的流失

1898-1899年间,因日本佛教势力的入侵,台湾本土各宗遭遇到经营的困难,将在台的传教补助及派遣费缩减或停止,使得在台湾的布教师不得不考虑自力更生。除了总督府的明令禁止之外,极可能是在经费拮据之下,减缓了日本佛教各宗吸纳台湾旧惯寺庙的态势,加上当初台湾的寺庙亦对殖民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无法掌握,故络绎不绝地加入日本佛教各宗派下,其实是为了“自保”。所以到了1901年二月由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真言宗(护国寺派、醍醐派)、天理教、黑住教等各宗派向总督府所提报前一年(1900)下半季的各宗布教情况指出,台湾旧寺庙向心力渐失、台民信众流失,各宗转而为向在台日人布教的情形。

日据时期的五大法脉

由于“旧惯温存”的宗教政策,整个日据时代影响台湾本土佛教至深且钜的佛教四大法脉(或说五大法脉)几乎都是成立于此一时期,这五大法脉分别为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苗栗大湖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大岗山超峰寺。
   昭慧法师为推动佛学教育,于1998年初在桃园县成立弘誓文教基金会,任第一届董事长。2000年初,倡导佛诞放假运动,得到台湾佛教界的积极响应和共同努力,使当局作出农历四月初八日为佛诞节的决定。
   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的开山是在1905年,主事者是善慧法师(1881-1945),他原是出身斋教龙华派系统,隶属日本曹洞宗派下,其主要的影响范围为桃园以北及花东地区。
   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的创建于1909年,开山为宝海和尚,但隔年(1910年)即聘本圆法师(1883-1946)前来住持,凌云寺派的发展主要是在本圆的手上成其事,隶属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下,其影响力亦主要在桃园以北。
   苗栗大湖法云寺派的开山者虽是福建来台的觉力和尚(1881-1933),但背后运筹帷幄的是其徒妙果法师(1884-1963),他是桃园平镇的客家人,早年亦是出身斋教龙华系统。1912年妙果礼请觉力前来苗栗大湖共负开山之责,从而开出隶属曹洞宗派下的法云寺派,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桃、竹、苗,唯台北亦有少数派下道场。
   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是原卓锡台南开元寺师徒义敏(1875-1947)、永定(1877-1939)师徒所开创,他们是1908年离开开元寺,而实际主其事者为永定和尚,加入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下,其主要影响力亦在云嘉以南。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日本占领之初的台湾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日据时期的台湾花莲

西来庵事件:日本对宗教态度的转折

1915年“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年”事件)爆发,由于起义抗日的主事者余清芳(1879-1915)、罗俊等人,以台南市西来庵为中心,以宗教作号召,出入全台斋﹙鸾﹚堂。1915年6月起义,可惜计画不周,同年8月被歼灭,判死刑903人,有期徒刑467人,失踪859人,死伤惨烈震惊日本当局,是日据中后期规模最大、影响最钜的抗日事件。西来庵事件的主事者,藉宣传神佛的迷信方式吸引乡村农民劳苦阶层,这使得日本殖民当局意识到对台湾宗教的放任,极可能会危害到政治的稳定,而开始进行了全岛的宗教调查,总督府所委托的社寺课(相当于宗教局)主事者丸井圭治郎,在1919年提出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就是此一情况下的产物。

斋教的堕落:与日本维持良好关系

虽然“西来庵”事件完全没有斋教罗祖崇拜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或“弥勒下生”思想,也无斋堂涉入。而余清芳出入全台斋堂,表面上是以修筑庙宇的名义,广募捐款,以充实革命军的经费,斋教斋堂应无所知。但是,报刊的强烈暗示斋教涉入,使得“自保”的行动因而展开,五年﹙1920﹚之后“台湾佛教龙华会”终告成立,表明向日本佛教学习,切断与中国大陆本山的关系,将其总部设于嘉义市山子顶的天龙堂。盖“天龙堂”是取斋教三派各一字,先“天”、“龙”华、金﹙幢﹚“堂”为寺名。在整个日据时代,斋教三派与日本宗教统治当局一直维持良好的关系,不无受到“西来庵”事件的牵连有关。

日本大规模调查台湾佛教信仰

佛教方面在“西来庵”事件后的第八年(1922)春,佛教与斋教的主要领导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五股观音山凌云寺住持本圆法师、台北大稻埕斋教至善堂黄监、台北大稻埕斋教龙云寺住持陈火,在总督府内务局社寺课丸井圭治郎的斡旋下,于艋舺龙山寺的“艋舺俱乐部”,会同一些知名僧侣、斋友,组成了“南瀛佛教会”,为日据台湾佛教最高联合组织,两年后(1924年7月),正式发行该会机关报--《南瀛佛教会会报》,1927年1月改名为《南瀛佛教》,1941年2月再改名为《台湾佛教》,1943年底停刊。从《南瀛佛教》发刊后,基本上反应出日本殖民当局的佛教政策,全台各地的佛、斋教及民间信仰寺庙经由调查公布,以及各地方寺庙台帐(名簿)的刊行,台湾佛教的信仰内容渐次清晰 。

中日战争爆发后政策转变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宗教成为被积极改造的一环,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皇民化运动”中,日本统治当局针对宗教生活有所谓的正厅改善、打破迷信、排除陋习等诸项,希望营造“合理”的宗教文化生活,逐渐脱离旧信仰,并将之转移到尊崇皇室、神社信仰、皇民信仰上。日据后期所发生的“寺庙整理运动”,可以回溯到1936年7月,总督府所主办的,全台官军民有力人士所参加的“民兴作兴协议会”。协议会对总督府所倡的“为期国民精神之振作与彻底的同化,在民风作兴上所采取的政策”提出质询,总督府除了答覆以敬神崇社为中心的“敬神思想之普及”为首要政策外,还对旧有宗教、习惯提出了改善的政策,直到日本战败离台,日本殖民当局无不积极改造、加强精神强化,以消弥汉人的传统宗教内容。

日本发动的寺庙整理运动

1938-1940年是“寺庙整理运动”的高峰期。所谓“寺庙整理运动”,是日本统治后期,台湾岛民的固有信仰妨碍了日本的皇民化,而寺庙信仰为其中的一环。尤其在日本侵略战争开始之后,这种倾向更加强烈。日本本土国民精神提振的运动高涨的同时,台湾也展开“皇民化运动”。针对台湾汉民族的种种面向上,开始了提升、转化为日本精神的运动,运动之一就是废止道教体系的寺院。寺庙整理运动一开始如火燎原,波及甚广,许多寺庙的神像被集中一处烧毁。其中有些不忍烧掉的神像,全部集中在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土俗学研究室的标本室保管。 “寺庙整理运动”不仅本岛反应激烈,日本有识之士亦多有反对,其间所反映出的现象有三,首先,是全台各地的整理程度不一,其次,随着寺庙的神佛像被废,人心有浮动的现象,甚至倾向无神论,第三,程序欠完备,强行整理,使民心动摇。由于“寺庙整理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内外严厉的批判,加上必须考量台民的反日情绪,因此总督府在1941年,通告地方暂时中止“寺庙整理运动”。

日本对台湾佛教的影响

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事的每况愈下,到了1943年部分地区还是启动了“一街庄一寺院”的计划,强迫寺庙废合,这无疑是“寺庙整理运动”的再延续。随着日本的战事渐失利,殖民当局一方面加强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内容的改造,一方面,在各地主办“本岛人僧侣炼成会”,加强僧侣“皇国佛教化”性格。当时全台有两座佛教炼成所,一北一南,北部的“台湾佛教会北部炼成所”在1944年7月于中坜圆光寺开办,南部炼成所则是设于台南开元寺。但是随着日本不久战败,传统根性坚强的佛教或民间宗教,又逐渐恢复了气力,直到1949年之后大批大陆僧侣来台,台湾地区的佛教才又进入另一种局面。 日据时代来台的宗派有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醍醐派)、禅宗(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木边派)、日莲宗、法华宗(显本法华宗、本门法华宗),共八宗十四派,但是主要的在台布教中枢,无一例外,全都设于台北。 日本佛教的影响,在1949年国府来台后,在不断的传戒中渐次淡化、消失,而斋教因为在日据时代加入、认同为佛教的一员,战后在一波又一波的批判下衰微化、斋堂佛寺化、斋姑出家化,以致几乎消失殆尽。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余庆芳与日本搜查部队合照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总督府内务局社寺课丸井圭治郎

台湾省佛教协会的成立

1945年12月17日,抗战胜利后中国佛教会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1946年2月25日,台湾省佛教会在万华龙山寺成立,选出本圆法师为理事长。台湾省佛教会虽成立,但是与中国佛教会的隶属关系不明,故在同年的lo月7日改组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光复初期的台湾佛教不免带有日本遗风,当一大批大陆僧侣的来台,台湾佛教渐次受到大陆佛教的多方面影响,随后全盘改造。

江浙佛教开始影响台湾

1949年来台的汉传佛教,主要是以江、浙一带的僧侣为大宗,其中又以苏北籍的为多,故又可称为“江浙佛教”。江浙佛教影响台湾佛教有三个面向:一是针对出家众的传戒;二是针对知识青年的大专佛学社团;三是与基督宗教、一贯道的诤辩、冲突。

江浙佛教为台湾佛教制定戒律

首先,江浙佛教对台湾佛教着力最深的是广传戒法。由于台湾佛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僧侣普遍肉食带妻,宛如俗人,亦无法受人尊敬,因此认为只要僧侣严守戒律,即可摆脱日式佛教遗风。故从1953年初于台南白河大仙寺传第一次三坛大戒起,直到1987年“解严”前,每年由各寺轮传一次。“解严”后,中国佛教会影响力削弱,有能力的寺院亦可单独传戒,一年甚至有2—3次的传戒。

其次,提供资助、辅导大专青年在校园成立佛学社团。积极摆脱长久以来佛教被认为是“死人宗教”、“老人宗教”的印象,吸引知识青年的加人是最佳方式。方法则是普设大专佛学论文奖学金,这对当时经济普遍困顿的大专学生是很大的吸引力,事实证明这项措施相当成功。当年藉由佛学论文奖学金而学佛的大专青年,如今活跃于台湾佛教界发挥影响力者,人数甚伙。

斋教退出历史舞台

斋教的困境是来自内外,唯主要的攻击还是来自传统佛教。台湾光复初期,根据统计,截至1947年止,全台共有僧寺一百五十余,尼寺一百余,斋堂二百五十余,共五百余。僧尼三千余,在家之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三万余。看来,在日据时期之前主宰台湾佛教的斋教,虽未在光复初一枝独秀,但是,仍然和佛教旗鼓相当。唯随着以僧侣为正统的江浙佛教主导台湾佛教时,标榜在家身份的斋教就注定边缘化,加上其教义有三教合一的色彩,也就成为被批判的重点,最后一蹶不振,甚至全面退出宗教历史舞台。
    20世纪60年代台湾接受美援,当时基督宗教在台十分强势与活跃,针对佛教的批判十分尖锐,一波波的冲突不断地产生。但是,佛教毕竟比较贴近华人社会传统,随着台湾经济的提升,佛教最终还是掌握了主流的地位。

http://book.ifeng.com/shuzhai/detail_2013_10/18/30431122_0.shtml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

http://book.ifeng.com/shuzhai/detail_2013_10/18/30431122_0.shtml

台南县白河镇大仙寺

新四大法派的形成

台湾佛教在江浙佛教长期的影响下,加上戒严的稳定发展,最终在“解严”前后陆续发展出“新四大法派”,可与日据时期的本土四大法派比美。这“新四大法派”分别为高雄佛光山、台北法鼓山、南投中台山、花莲慈济功德会。在这“新四大法派”中属于苏北籍的,分别是创建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与开创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南投中台山的惟觉法师则是四川籍;花莲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则是台中清水人。

“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的意识与僧人太虚法师(1890—1947)有关。他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要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这种淑世利人的宗教态度,影响了当初大陆来台的大部分僧侣,星云、圣严就是其中之一。因之,他们开山立派的宗旨无不在落实或强化“人间佛教”。

慈济功德会:以慈善救济为理念

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亦以“人间佛教”为理念。她的师父为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1905—2005)。印顺法师,浙江人,为太虚法师的学生,但在“人间佛教”的理念上,印顺与太虚师生二人的理念不尽相同。证严皈依印顺法师后,时常以其师的“为佛教,为众生”自励,所展现的“人间佛教”面貌则偏重在慈善救济方面。

“方便”与“适应”的新理念

佛光山与法鼓山所标榜的“人间佛教”较贴近太虚法师的理念,与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不同。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或说“人生佛教”)在强调淑世利人上,以中国佛教传统为基点,有“方便”与“适应”的协调;而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强调在离神化、鬼化的过程中行菩萨道,但过程中不宜太过“方便”、“适应”,以免造成佛教的“庸俗化”。

新台湾佛教:江浙闽粤与日本佛教理念的融合

战后的台湾佛教,摆脱了日本佛教的影响,注入了江浙佛教的新血,形成“新四大法派”。日据时期的“旧四大法派”,虽然在1949年之后看似为江浙佛教所取代,但是其地方上传统的影响力并未全然削弱。台湾佛教山派、教团或个人喊出“人间佛教”的口号虽一致,但所展现的内容及形态各异,有各吹各调的倾向。不过,江浙佛教移植在台湾土地上后,又融人闽、粤南禅宗的传统,甚或日本佛教重学术研究的理念,经过彼此相互吸收与融合,更在“人间佛教”的催化下,形成了今日台湾佛教的面貌,是谓“新台湾佛教”。

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10/17/30424440_0.shtml

慈济功德会创办人证严法师

相关专题

台湾与大陆,自1949年开始,迄今已跨海相望了65年。在这65年里,海峡两岸的佛教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大陆的佛教界由于经历了多次的动荡,至今还在恢复和发展阶段。而台湾的佛教思想,已然渗入了台湾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诸相非相见如来”化用《金刚经》里的这句话来总结两岸佛教发展的不同,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评论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