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述：弘一法师诗词中的博爱情怀与空灵境界

2012年06月15日 16:20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陈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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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图片来源：资料图）

编者按：2012年6月17日至20日，“第四届海峡论坛•闽台佛教文化交流周”在福建泉州举行。文化交流周上将举行弘一法师纪念馆新馆剪彩仪式，《南山五部》善本再造新闻发布会等一系列活动。通过佛教增强两岸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彼此互信互动、互助互融的发展与共荣。期间还专门举办了以“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弘一法师•佛教精神•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德述发表了题为《弘一法师诗词中的博爱情怀与空灵境界》的论文，探讨弘一法师诗词中的博爱情怀和空灵境界，从而揭示他慈悲之心的价值和对纯洁灵魂的执着追求。论文节选内容如下：

弘一法师的绝笔四字墨宝“悲欣交集”，应该是他一生的终结总结和对人生的真切感悟。认真玩味这四个字，会引导我们去追索弘一法师的生命轨迹、他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和感知，给我们留下琢磨不透的义蕴和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悲”是什么？是悲伤、悲痛之“悲”？是悲悯、悲怜之“悲”？还是是悲愤、悲壮之“悲”？他为何而“悲”？“欣”是什么？他又为何而“欣”？弘一法师“悲”与“欣”的复杂情感都呈现在他诗词中，“悲欣”是他诗词基本色调，而“悲”却又是它的基本色调中的重色调。

一、命运悲欣

为了深入学习、了解和认识弘一法师的诗词，我们必须回到弘一法师生活的那个时代，了解他生活的时代特征、家庭背景和他的人生轨迹，从而揭示他“悲欣交集”与其诗词的义蕴及其格调有何的关系？

第一，国家命运的悲欣。泱泱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到了19世纪中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昔日的强盛、昔日的光辉、昔日的威严，都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转变而改变。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他生于甲午战争前的1880年（光绪六年），此时的中国更是列强西方砧板上的肉，任他们随意宰割。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形成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民族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李叔同积极支持“戊戌维新”失败后，一线变革的希望完全破灭，满清统治者更加昏溃，腐朽。1900年，八国联军的进攻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抢劫与杀戮，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义和团的奋起反抗，给民族生存带来一线希望，但是昏聩封建统治者怕害人民的力量，不支持甚至镇压义和团运动，结果只有屈服于西方列强，与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不但丧权辱国，还使国家极端贫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并未获得成功，袁世凯称帝，承认日本使节递交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份条款。张勋复辟，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国家动乱，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于1937年7月7日，进攻我卢沟桥驻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在整个侵略战争中，实行“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用各种毒气弹和细菌武器、制造南京大屠杀。万恶的日本恶魔，不但要亡我国家，还要亡我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二，家庭和个人命运的悲欣。弘一法师出生于官宦富商之家，他的父亲李筱楼，是同治四年进士，任过吏部主事，后为了继承家业，辞官经商，他信奉佛教，热心慈善事业，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富商。李叔同说：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佛经，受到佛法的影响”，跟着“大娘”（其父亲之妻子）“学习念诵《大咒经》和《往生咒》”，“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生母王氏原为丫环，后李筱楼娶为三姨太，其出身和“地位很卑微”。李叔同“作为庶子”，无法“与哥哥相比”，因此“从小就感到”“压抑”，只得“忍受着”。1884年，其父逝世之后，母子俩没有了“庇护和依靠”，其母亲王氏的“处境很是困难”，很苦，成天“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度日”。李叔同“内心感到很难受”，“只有在书画世界里”，“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李叔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一方面过着公子哥儿般的生活，又能受到严格的传统的教育，学习诗词、文字训诂、书法和金石，国学根基十分深厚，深受儒家孝道和仁爱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佛教慈悲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博爱思想和爱国主义意识。另一方面，看见他地位卑微的母亲所受到的歧视，他作为庶子在家里没有应有的地位，感受到“压抑”、“难受”，没有“快乐和自由”，形成了他沉默寡言内心压抑、悲凉、忧愁、“悲欣交集”的性格。

李叔同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从小就喜欢文艺，特别是戏曲，又由于长期受到压抑而出现了“反叛”的心理，排解内心忧愁和压抑，经常去戏院看戏，于是爱上姿容秀美、声音婉转的著名艺人杨翠喜，杨翠喜也爱上了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李叔同，以此作为彼此的精神寄托。1897年，以童生资格应天津县城儒学考试，著了三篇文章：《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论废八股兴学论》等等，初露才华。1897年，为了让儿子早日成家立业，使儿子收住散漫之心，由母亲王氏包办，娶了没有爱情基础的茶商之女俞姓姑娘为妻。1898年春天，仍以童生应考天津县学，应考中著《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在这些文章中认识到清朝吏治的腐败，表现出忧国忧民爱国情怀，思考着如何救国的道路。按我国传统，结婚之后应该独立生活，二哥文熙把李家在上海的产业交给他经营，1898年10月，李叔同中止县学的学业，奉母携眷迁居上海。

1901年2月，回天津探望二哥文熙时，惊见八国联军的种种罪行，“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发誓“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意识，燃烧得更加强烈。1905年3月，母亲王氏去世，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丰子凯说，“他（弘一法师）自己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在“悲哀与忧愁”中，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于是，他于同年10月，毅然赴日本留学，学习日本何以能走向富强之路。他赴日前在《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一词中说：“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眼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这是他对自己二十六岁人生的总结，他带着“听匣底苍龙狂吼”，“是祖国，忍孤负”，“不是将军也断头”的决心，走向东洋求学。

到日本后，在上野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外，还努力学音乐、作曲和戏剧。弘一法师说，那时我“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同时也为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状况而悲忧。他在《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中说：“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六年后回国，先后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绘画教员、上海城东女学授国文和图画音乐、在《太平洋报》任文艺主编，后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绘画和音乐，同时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绘画和音乐教员，培养出了一批艺术家，在艺术领域创造了七个“第一”，是“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为我国近代的文化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弘一法师在日留学期间患上了肺结核，长期治疗愈渴望健康。1916年冬天在杭州定慧寺作断食试验，他说：“断食期间，并没有任何痛苦，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更没有心力憔悴、软弱无力的感觉，反而觉得身心轻快了很多，空灵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感受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于是，于1918年春天在定慧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出家后，闭关静修，潜心佛法，专攻律学；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宣讲律学。我国著名佛学家、弘一法师研究专家林子青说：“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 译有四大律（《十诵律》、《四分律》、《摹诃借祗律》、《五分律》），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为佛教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二、博爱情怀

从广义上讲，弘一法师的诗词除在家时所作的诗词和歌词外，还包含出家后的题词、偈语和对联，在这些诗词中蕴涵着他博大的胸怀和慈爱的情怀。儒家的“仁爱”之心、佛家的“慈悲”之心、道家“慈爱”之心，造就他的博爱情怀。他爱父母、爱他心仪的人，爱他的学生、爱众生、爱一切生命，他说：“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以悲怜的、悲悯的、慈悲的菩萨之心面对苍生。

第一，“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给以特别的敬爱。李叔同从16岁到26岁这十年期间，正是他风流倜傥的时期，走马章台，过着公子歌儿般的生活。与天津名伶杨翠喜、在上海与歌女金娃娃、名妓李蘋香以及谢秋云、朱慧百、语心楼主人、高翠娥等亲密往来，特别是与杨翠喜、李蘋香相爱很深。不论是名伶也好，还名妓也好，在旧社会都是地位卑下受人瞧不起的人群。李叔同与这些人交往，除了他公子哥儿的放荡本性之外，更有对下层“贱民”同情于其中。一般的公子哥儿只把妓女当作尤物，玩弄享乐之后，就把她们抛在脑后。李叔同不同，在他写《菩萨蛮•忆杨翠喜》（两首）、《书赠蘋香》《七绝三首》、《和补园居士•又赠蘋香》（七绝四首）、《为老妓高翠娥作》（七绝一首）、《金缕曲•赠歌郞金娃娃》（一首）、《高阳台•忆金娃娃》等诗词中，描写她们的美丽和善良，表现出他对贫贱地位卑下的人充满挚爱。

1901年秋天，李叔同回天津时，专程去北京看望杨翠喜时，写下了两首词。“燕支山”：在今甘肃北部，绵延祁连、龙首二山之间，这里泛指北方。杨翠喜是天津人，相对于上海为北方。“花如雪”、“人如月”，均是描写杨翠喜美丽如雪一样的洁白、如月一样的清爽。“额发翠云铺”：“翠”，即翠墨，色泽鲜明而带墨色，额头铺盖黑黝黝的头发。“眉弯淡欲无”：弯弯的眉画着淡淡，好似没有画装一样，显得如此自然而美丽。“夕阳微雨后”：指时间与环境。夕阳西下，微雨之后，碧蓝的秋空如洗。“叶氏秋痕瘦”：“叶氏”，把秋天的树叶拟人化，树叶随秋风飘落减少，故说“秋痕瘦”。这一句营造了一个清爽而又悲凉的意境。“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落在一个“愁”字上，深深表现了李叔同的惆怅之情。埋藏在心中的美好的记忆是欣慰，心爱的人不能结合，却是悲凉、悲愁。1897年，由母亲包办李叔同与俞氏结婚，结婚本是“欣”喜的事，但与没有爱情的人结婚，却成了一桩“悲”事。李叔同结婚后迁居到了上海，但他仍然沉浸在与杨翠喜初恋的甜蜜之中。

再如，李叔同给李蘋香赠诗共七首，李蘋香回赠六首，他们互赠七绝，表明他相爱感悟之深。李蘋香是入乐藉之后的化名，她本姓黄，名碧绮，其祖上是徽州望族，到她的父辈家道衰落，迁至嘉兴。李蘋香性情恬静，天资聪慧，善诗词文章，一个偶然的不幸的遭遇，被人欺骗，最后被迫沦为妓女，成为上海著名的诗妓，出版有《天韵阁诗选》和《天韵阁尺牍选》。1901年，风流倜傥的李叔同到上海后，对李蘋香十分感兴趣，一次，一个叫山民的人在李蘋香办的天韵阁宴请铁鹤、璱瘘、冷钵斋主、补园居士、惜霜仙史（李叔同）等人，酒尽之后，人人均赋诗，书赠李蘋香。弘一法师先赋七绝三首，后又和补园居士四首。风流才子与风韵才女相会，必相互倾慕而心心相印，法师赠诗七首，表明他已经心仪于李蘋香。不论是赠给李蘋香、谢秋娘，还是金娃娃、高翠娥、语心楼主人的诗，没有那种浪荡公子的淫欲声色之念、只图须臾欢乐之情，没有邪滛之恶念，而是对不幸的青楼女子给无限的同情和悲悯。对李蘋香更是奉为知己，能够相互向对方坦露心扉的人，使充满悲哀、悲痛的心得以相互慰藉。李叔同《赠李蘋香》的三首七绝，不但抒发对其心爱人的同情与悲怜，还抒发自己内心的情志。

法师从博爱的思想出发，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在《婚姻祝辞》一诗中说：“天界演，雌雄淘汰，权力要平分。遮莫说男尊女卑，同是一般国民。”自然有进化，有雌雄男女，天然应该男权与女权平等，在于国家，男女都同一般国民，何来男尊女卑呢？在《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中，倡导婚姻自由：“河南河北间桃李，点点落红已盈咫。自由花开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男女双方没有选择自己配偶的自由，造成许多社会悲剧，法师呼吁婚姻自由，说“是真自由能不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叔同也是地位卑下的人。中国旧时代的妇女受“三从四德”压迫，本身就没有地位，加上他母亲出身贫寒，由一个丫鬟而成为三姨太，更是地位卑下。他自己是庶出，不能与嫡出相比，在家中没有地位。加上他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儒家的“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佛教慈悲思想的影响，从自己设身处地着想，因而他有着对地位卑微的人给予博大的挚爱与关怀。

第二，“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满怀同情与爱悯。弘一法师在《护生画集题词》中，尽情抒发他的博爱情怀。下面只列举几首《题词》，就足说明他关怀小动物和一切生命的慈母般的爱心：他在《凄音》（原为《囚徒之歌》）中说：“小鸟在樊笼，悲鸣音惨凄。恻恻断肠语，哀哀乞命词。向人说困苦，可怜人不知。犹谓是欢娱，娱情尽日啼。”世俗之人，为了消遣娱乐，把鸟儿囚禁起来，发出凄凉的叫声，难道不值得同情和悲悯吗？在《农夫与乳母》的题诗中：“忆昔襁褓时，尝喂老牛乳。年长食稻粟，赖尔耕作苦。念此养育恩，何忍相忘汝。”婴儿时，吃牛的奶水长大；成年后吃牛耕作出来的粮食，人类应该感恩，怎么还可以吃牠们的肉呢？

弘一法师从心理学的角度，用“泪珠落如雨”的诗句，抒发羊内心的悲痛，触人灵魂。在《蚕的刑具》中：“残杀百千命，完成一袭衣。唯知求适体，岂毋伤仁慈。”为了“一袭衣”，杀死了无数的蚕蛹的生命，人类的行为难道不残忍吗？人类的造孽难道不深重吗？

第三，伟哉！我的祖；万岁！我的国。法师把他的博爱思想升华为忧国忧民、对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爱国主义思想。弘一法师一生中都深切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抒发他爱国主义思想的诗词，占了他全部诗词的很大部份。在《辛丑北征泪墨》诸篇中对国家的现状和不幸，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之情。《喝火令》、《哀祖国》、《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满江红•民国肇造志》、《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等诗词是其代表作。

读着法师写的爱国诗词，让人热血沸腾、精神振奋，不禁要发出去为祖国献身的誓言，以死保卫国家。法师对“大中华”、“我的国”，尽情歌颂，充满深切的爱。

在他回乡探亲的所见所闻中，不禁心中之悲痛，法师在《哀祖国》一诗中说：“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豺狼当途兮，人类其非矣。”《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小雅》最突出的内容是表现征战士兵厌倦战争和思念家乡的情感，而《采薇》是一首写一位戍边的兵士从出征到回家的诗歌，表现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法师是说，在今天这个“豺狼当途”的时代，《小雅•小雅》中的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应该“尽废”放弃，应该要“出车”去战斗。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家民族的复兴有了一线希望，他怀着高度喜悦的心情写下《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

法师出家后，面临日本强盗的侵略，积极倡导“念佛不忘救国”，他还在《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歌》中宣传：“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为民族争光！”。

爱国主义思想铸造了法师的灵魂，是他博爱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国魂的核心。法师虽然为国家的不幸而“悲”，也为有这个民族之魂的弘扬而“欣”。法师的这种博爱思想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法师一贯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对于今天仍然有着极大现实意义。

三、空灵境界

西陵下先生说得好，法师诗词的“一贯风格”是“意境高雅，流畅自然，不用僻典，人人可懂”。李叔同诗词的最大特征是“空灵”、“朦胧”。法师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感悟时，多次提到“空灵”二字，他所说的“空灵”是指心境的清静平淡和身心的轻松快乐。那么作为美学意义上的“空灵”就是空寂和灵动。“空”是“静”，“灵”是“动”，“空灵”，是高深莫测、幻化无穷的意思。“空灵”本是佛语，通过神禅诗而引入诗论的，传统诗论讲的是“朦胧”。所谓“朦胧”，就是模糊不清、不可捉摸之意也。“朦胧诗的意境不十分清晰，诗意不十分明确，如同隔雾看花，看似美，然不知其所以美，给人以扑朔迷雾，恍兮惚兮的感觉。”法师的许多诗词的风格也是如此。

法师从小读《心经》和《金刚经》，受佛教空灵思想的影响很深。《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偈颂，深深地扎在他的脑海中。法师在解释《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不异：粗浅色与空互较不异，仍是二事；即是：深密色也空相即。空依色，色依空，非空非色，非色非空，乃是一事。” “空是什么意义呢？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实在的不变体，叫空。”“一切皆空，就是依这个因缘所生的意义而说的，所以佛说一切皆空，同时即说一切因缘皆有，不但要体悟一切皆空，还要知道有因有果，有善有恶。学佛的，要从离恶行善，转迷启悟的学程中去证得空性，即空即有，二谛圆融。”空色二谛圆融，色中有空，空中有色，相即相入，此乃空灵境界之哲理也。诗之“意境”，非有非无、以虚显实，以隐而显，以少寓多。意境赋予诗词以含蓄美，它使“诗歌以蕴藉深厚、包容宏富，情韵隽永，余味无穷的内在审美特性与以少总多，灵动超脱，变幻多姿，空灵秀美的外在美。”弘一法师首先追求的心境的空灵，认为只有心的空灵，才能得到欣喜和快乐，所以他自觉地把佛教空色圆融的理论用诗词创作，创造出空灵的境界，进一步从诗的空灵境界中获得心灵的欣喜和快乐。

四、历史地位

这里顺便谈一谈弘一法师诗词的历史地位问题。法师诗词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地位，应该作专题的研究，不是此文的应该涉及的内容。有学者说，弘一的诗词应该在中国诗词史占有一席之地，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法师的诗词平淡、情真。平淡之诗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溢出，无须故作雕琢，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也。“淡者，诗之本色”，“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平淡自然的诗能写其诗人胸中之妙，能表现诗人的真实情感。法师用平常的话著诗，平淡天然，情真意浓，有诗味，有意境，是非常难的，没有高超的、娴熟的艺术水平是作不到的，充分表现出了法师的艺术才华。第二，法师的诗词具有鲜明的音乐美。法师集诗人、音乐家和作曲家于一身，他创作出的诗词和歌词，不但具有音韵美，还具有音乐的音节铿锵之美。清代李调元说：“诗有三字诀：曰响、爽、朗。响者，音节铿锵，无沉闷堆塞之谓也。”法师的诗词回到了诗与歌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中，给了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

第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法师对传统诗词的改革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传统的格律需要改革、发展和创新。清末黄遵宪虽然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没有找到具体的道路。可以说，法师率先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应该说是有成绩的，只是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民族新体诗歌如何形成、创新和发展，有不少的诗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进行着探索。

弘一法师的诗歌创作，有着率先探索的意义。他继承了传统格律诗的艺术特点和民族的审美心理模式；他的诗词不但情真而意浓，十分注意意境的塑造；他的诗词不只是注意持正容变，既继承，又有创新；特别是他的自度词，别有一番时代的新风味。问题是对弘一法师诗词的深入还不够，只有深入认识了他的诗词，才能了解它的真正价值，确立其历史地位。

我深信，我们的民族绝对不会忘记弘一法师的历史功绩，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