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俊：相逢龙华三会 弥勒信仰是如何传入中国

2012年09月10日 14:53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吕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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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公元399年，一位花甲老者，从西安出发，穿越渤海，一路西行，去寻求佛陀正法。公元412年，这位耄耋老者，渡海归来。一个伟大的文化交流从此拉开序幕，两种文化在此交融。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隆重开幕，海内外300名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齐聚法显大师登陆地青岛，共同探讨法显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高级研修中心秘书吕其俊发表了题为《相逢龙华三会弥勒信仰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论文，主要阐述了法显大师《佛国记》将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这种流布情况介绍到中土，为弥勒信仰在中土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摘要如下。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布于我国，历史上多有舍身求法的高僧，其中东晋名僧法显大师即是最早的开拓者。法显大师以“古稀”之年，历设艰辛，云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是我国著名的探险家、翻译家、著作家，为佛教的中国化以及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历世所敬仰。

法显大师，俗姓龚，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人，三岁出家受沙弥戒，二十岁得受比丘戒。法显大师西行旨在寻求戒律，但对于中国佛教之贡献却不仅仅如此。法显大师于隆安三年，即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三月，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结伴离开长安，踏上了西行求法的艰辛路程，次月翻越陇山到达干归国进行夏坐，于七八月间出发到达褥檀国，不久后翻越养楼山到达张掖，时值张掖战乱不能成行，于是在得到张掖王供养的情况下在张掖夏坐，后由敦煌太守资助渡过沙河，渡沙河后到达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乌夷国（今新疆焉耆县）。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法显大师一行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后至子合国（今新疆叶县）夏坐，再至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在此与先行到达的慧景等三人相汇，再从此西行经过三年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天竺，进而进入中印度、斯里兰卡，于义熙九年经由苏门答腊回国，在山东崂山登陆。法显大师归国共带回11部经。归国后的法显大师将其取经求法的真实经历撰写成《佛国记》，晚年在江陵圆寂于新寺。法显时代，是佛教立足于中国本土化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其回国不但带回了经、律、论藏经典，丰富了中土佛教之戒律规范，其传记《佛国记》向中土介绍印度佛教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指导了当时乃至后世中国佛教的部分走向。

法显大师撰写之西行游记《佛国记》又称《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为广阔，对其所经之中亚、印度、南洋约30个国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是关于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古代印度历史、佛教史以及佛教历史地理所不可或缺的材料之一。其中《佛国记》简要记在了印度弥勒信仰的流布状况，为中土研究印度弥勒信仰提供了部分资料，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模版。弥勒，又称弥帝隶，梅低梨，迷谛隶，梅怛丽，每怛哩，梅怛丽药，意译为慈氏，生于南天竺婆罗门种姓。弥勒因绍释迦如来之佛位，为一生补处之菩萨，所以又有弥勒菩萨、弥勒佛之称谓。释迦入灭，弥勒生于兜率天内院，经四千岁（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下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在密教，胎藏界之弥勒，坐于中台八叶院东北方之莲上，金刚界之弥勒在贤劫十六尊中，坐于东方，密号迅疾金刚，可见弥勒信仰在显密各乘中的重要作用。法显大师《佛国记》记载法显大师出道印度，“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率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日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于此。众僧问法显大师: 佛法东过其始可知耶? 显云: 访问彼土人，皆云古老相传，自立弥勒菩萨像后，便有天竺沙门赍经律过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计于周氏平王时。由兹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继轨释迦，孰能令三宝宣通，边人识法”，此段记载详细的说明了法显大师在北印度陀历国亲见弥勒巨像的情况。除了此段记载。《佛国记》还记载了法显大师在狮子国听天竺道人口颂弥勒经典以及佛钵移动与弥勒信仰的传说，并且深为不能记录下其所传之弥勒经典而遗憾的记载。以上法显大师的记载为我们生动的勾勒了5 世纪印度社会的弥勒信仰状况，由此可见5世纪弥勒信仰在印度的流传已经从西北印度最北部经中印度而达南印度，并已经进而延伸到了斯里兰卡，可见弥勒信仰在印度的流行程度。法显大师《佛国记》将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这种流布情况介绍到中土，为弥勒信仰在中土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弥勒信仰传入我国较早，两晋时期即有流布。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它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具有重要的地位。法显大师时代正值“五胡十六国”,各族统治阶级长期混战,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给人民心灵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慨叹。在此历史环境下, 各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 并且把佛、儒、道结合起来,即所谓“ 局孔钾佛, 佛即周孔”, 以麻醉劳动人民, 维系其统治地位。另外劳动人民幻想摆脱世俗社会的苦难,对于未来之“彼岸救度”和现实的“人间佛国”抱有极大的热情。弥勒信仰以弥勒菩萨为信奉对象，《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五、《贤劫经》卷七《佛兴立品》等，皆以弥勒为未来出现之第一佛而授记，《阿毗昙八犍度论》卷二十七，亦载当来弥勒成佛之事，另外唐代著名西行求法僧玄奘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灵运传》载，那烂陀寺供有弥勒像，战主国都城西北之伽蓝供奉弥勒像，摩揭陀国佛陀成道之菩提树东方有精舍，以白银铸十余尺高之弥勒像。法显大师早于玄奘游学印度、斯里兰卡，其《佛国记》记载的印度弥勒信仰最早为为汉地弥勒信仰提供了一定的范例，起到了互相应和和借鉴的作用。中国关于弥勒信仰之译经，始自西晋，先后共十余种译本，可归纳为弥勒“上生”、“下生”、“本愿”三个系统。西晋大安二年（303），竺法护译之《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姚秦弘始四年（402），鸠摩罗什译之《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南朝刘宋时译之《弥勒上生经》；东晋时译之《弥勒来时经》；北魏永平元年至天平二年（508～535），菩提流支译之《弥勒菩萨所问经》；唐代大足元年（701），义净译之《弥勒下生成佛经》；唐代景龙二年至开元元年（708～713），菩提流志译之《弥勒菩萨所问经》等，由以上诸多译经，可知弥勒信仰之普及。如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信仰类似，弥勒上生信仰在中国的流布也极为广泛，始有道安（314～385）后又有道矫、僧业、慧严、道汪、道法、法盛、昙副、昙斌等。至唐代，玄奘、窥基亦宏扬兜率上生信仰，而成为法相宗之传统。弥勒下生信仰相信弥勒将来下生此阎浮提世界，于龙华树下成佛，救渡众生，而自己亦能生此世界，于龙华树下听受说法而成佛，故有龙华三会之说。下生信仰流传也相当广泛，唐代则天武后于永昌元年（689）命法朗等伪作《大云经》，谓武后系弥勒下生，为其政治意图所借用。五代后梁之布袋和尚（契此），也被传为弥勒化身。

法显大师与弥勒的渊源关系，除了《佛国记》之记载为印度弥勒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外，“不仅将印度见闻的弥勒信仰如实记录让国人了解，而且带回龙华图建立龙华寺，极大地影响了印度弥勒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如果说道安是作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上生兜率信仰的最早期的代表，那么法显大师则是传播和影响弥勒之龙华信仰(下生信仰) 的关键人物。其流风所及，影响到南朝僧侣及士人的弥勒信仰风尚，如宋明帝《龙华誓愿文》，周颙作《京师诸邑造弥勒三会记》，南齐萧子良《龙华会记》，齐竟陵文宣王作《龙华会记》……他带回来的弥勒信息恰好从现实的、实践的层面为中国弥勒信仰的发展带来全新的元素，丰富了弥勒信仰的内容与形式，使得弥勒下生信仰成为中国弥勒信仰的主流之一……从法显大师对于当时印度社会弥勒信兴盛状况的详细记载、与法显大师有密切交往的僧侣的弥勒信仰、以及他带回龙华图并建龙华寺的种种情况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弥勒信仰特别是弥勒下生的龙华会信仰当是法显大师本人的主要信仰归宿。”以上论述介绍了法显大师对于弥勒信仰在中国流布的积极作用，而且提出了法显大师本人的主要信仰归宿是弥勒信仰这一观点，为法显大师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法显大师西行14余年，为我国佛教和印度历史、世界航海、探险等各个方面提供了诸多不可或缺的材料，为我国佛教著名的弥勒净土信仰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佛教传入中土在法显大师之前经论皆以西域文本辗转而译，法显大师回国，开启了中土译经的新篇章，是为梵文原典直接翻译之肇事，也为后人留学印度做出了积极的榜样。大教东流、不畏艰辛、舍身求法的法显大师品格为后人所敬仰，法显大师以其博大的胸怀、执着的精神为中外文化交流谱写了隽永的篇章，体现了中国人积极寻求文化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的永恒追求，学习法显大师、践行法显大师的积极开拓、爱国爱教的精神在当世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