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接触底层奠定学术走向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与先生同进哲学系的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的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一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这样写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毛泽东启发他研究宗教

任继愈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曾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后来，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驳倒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上个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即宗教”的观点，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