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宣读亚太和平会的佛教徒联合声明

当国家遭受外侮侵凌，同胞遭残杀之祸，佛门弟子平素顶礼弥陀，遁身世外，如何面对这红尘浩劫？很显然，深闭寺门，无法扑灭侵略者点燃的熊熊战火；高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能阻挡侵略者的铁蹄在国土上肆意践踏。唯有奋起反抗，才能保国卫教，践佛旨大慈大悲之弘愿。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僧人参加保家卫国的壮举，明代僧兵随戚继光抗击倭寇，被传为佳活，载入史册。抗日战争时，当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之际，中国佛教界又出现了一位高僧，他秉扶弱惩恶，普渡众生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义，率领全国佛教界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表现出—个杰出佛教徒的大德高行。他就是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圆瑛法师。

佛经说：菩萨云游四海，普渡众生于水火苦难之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置中国人民于巨大的战火苦难之中，对此，圆瑛法师对身边的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 “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犴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人，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净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为国抗敌的战士暴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指僧侣救护队） 。”

圆瑛法师的正义行为，由此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于圆瑛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

软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狰狞面目，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时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凛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法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法师已进入无我境界，他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法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

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怀家国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他不因自己无守土之责而超然物外，挺身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行和无私无畏的事迹，将永载在中国现代佛教史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