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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坐佛”最终会“坐”在哪里?

网友评论 () 2015-03-13   040

编者按:目前对于“肉身坐佛”的追讨,在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政府出面、媒体跟进、宗教界倡议、民间请愿的立体合围之势。这一立体态势的形成,不单单源于肉身坐佛的“国家文物”价值,更源于其作为“佛教圣物”的重要意义。对于这尊圣像的追讨,在重视寻求官方法律途径的基础上,凤凰佛教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舆论、道义和信仰的高度来疏通阻隔、求取共识。而对于这尊圣像的最终归属,我们更有必要尊重民间的信仰生态,让其重回故土与信众中间,而不是把圣物降格为文物,关进博物馆,更不能把宗教圣物降格为货物,成为挟佛敛财的吸金利器。这场热闹非凡的“官民大追讨”,对于国人,是一次普及“肉身不坏”等佛教常识的好机会,进而,是一次难得的呼吁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的好机会。

中欧两地同庆章公祖师肉身宝像重现(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近年来大陆佛教界爆出的新闻,难得有“荷兰肉身坐佛” 这类非负面信息成功占据了公众眼球的,连眼下荷兰首相到访中国,都要专门回应处理意见。

“肉身坐佛”引发的舆论热潮,让追索这尊金刚祖师像,成为全民意愿。目前海内外已经形成立体合围之势。

首先官方,国家文物系统受村民委托已经启动追讨程序。

其次媒体,各大新闻平台直至白岩松压阵的海外连线直播,无不倾力跟进。

再次教界,明贤法师代表僧众已经发起了佛教界“四众联署”争取祖师金刚之身回国的倡议。

最后民间,除了原供奉地村民的联名呼吁,我们已经看到了“佛教大数据”等App平台发起的“网民签名祈福”活动,看到了相关领域公知们的献计献策。

有政府回应,有舆论压力,有宗教界祈愿,有民间道义要求——期待这些力量汇集起来,共同铺就金刚祖师的回家之路。

荷兰收藏家表态:佛像还给原本所属村庄

但平心而论,目前针对这场“追讨肉身佛”的讨论,最后往往都陷入一种对法律程序的辨析套路中。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从荷兰收藏家的目前表态中,看到跨越程序上的缠缚,而直接契入解决之道的可能。如果给一个简单的评价,笔者想说,荷兰收藏家以愿意归还为大方向的表态,在世俗道义和信仰高度这两个层面上,都值得感佩。

如果语言翻译没有走样,这位收藏家明确表达的是,“钱不是重点,曾有人出1000万欧元购买这尊佛像,他也没有出手;如果佛像确实是福建村庄供奉的祖师,他愿意归还。——他还表示,他不希望佛像进入博物馆,如果还,也只能还给佛像原本所属的村庄”。

珍视佛像价值不为金钱所动的“识货”就不在这儿渲染了,关键是,这位收藏者的归还理念,从根本上体现了对民间“信仰生态”和“信仰情感”的正确认知和应有尊重。第一,他把佛像界定为承载信仰的“祖师”,而不是单纯的“文物”;第二,他认为“祖师”应当回归到供奉他的信众中间,而不是作为一个物件儿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里。

这和国内专家们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国内专家气愤的是,“如此重要的宝贵文物,当年却存放在农村一隅,安保措施显然存在重大隐患”。显然,经济价值上的考量压倒一切。

应该说,荷兰收藏家的表态,印证了为什么对这尊肉身祖师的追讨,在中国社会自发形成的,是一个多群体参与的立体合围之势。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千年肉身坐佛”,有着价值上的多层次性,在世俗意义上,他是宝贵文物,在信仰意义上,他是佛教圣物,他承载着十方佛弟子的信仰情怀与生命依托。

官方和民间合围追讨,一个目标两个心思

眼下,我们官方对民间呼声的回应,虽然有着关怀民意的温度,但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国家级文物”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而非意识到其作为“佛教圣物”所引发的信仰情绪。官方和民间纵然讨论的是一个目标,但思路却奔驰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

面对一个心地明白的外国收藏家,我们自己更得跟上节奏。我们在寻找追讨“文物”的官方法律途径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重视从舆论、道义、信仰的高度上,阐发意愿、沟通阻隔,寻求共识。

“肉身坐佛”最终会“坐”在哪里:受朝拜还是受观摩

对于眼下备受媒体追捧的这尊“肉身坐佛”,能否成功追回是一方面,而如何来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关乎的意义更为深远。客观讲,这次热闹非凡的“官民大追讨”,对于国人是一次难得的普及“肉身不坏”佛教常识的机会,进而是一次难得的呼吁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的机会。

第一,从常识层次上讲,圣物不单单是文物。“肉身菩萨”自古深受佛教信众的尊崇,其“金刚不坏之身”是佛教标志性的修行成就,是佛门智慧得以“实证”的外在显现。能够获此成就的佛教高僧,必然是具备甚深证境与特殊愿力的大菩萨,他们以不灭的形象与“身后”的众生永结菩提因缘,留下帮助众生解脱苦难、超越生死的线索。

在中华大地上,古往今来有着众多像“章公肉身坐佛”这样的成就,在不断为众生示现。无论古时的六祖慧能大师,还是今时的弥光老和尚等大德们留下的金刚不坏之身,在佛教四众弟子心目中,都是入定于常寂光中的得道高僧,静待弥勒菩萨下生成佛,共度群生。

笔者不敬,在此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需要国人腾出心理空间来尝试理解。有生死就有信仰,所有宗教要解决的,说到底不是道德和行善的命题,而是终极生死的命题,也是你我必将面对的命题。由此可以理解“肉身佛”在佛教信众生命层次中的高度,不是单单一个“文物”标签就可以涵盖的。

第二,从维权的层次上讲,圣物更不是货物。原中佛协综合研究室主任徐玉成曾撰文系统总结过“地方文物系统”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一不良发展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文革的遗留影响,中国很多宗教寺观被文物部门长期错位管理而久久不能归还宗教界。更有甚者,大量宗教场所和宗教圣物,被界定为“文物”,从而从信众的敬仰和供奉中圈走,最终转型成地方政府和财团搞商业旅游、搞有偿博览的“吸金利器”。

改革开放实践到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经济狂潮之下农村的落败、乡间的萧条。而我们今天有幸遇到曾经维系一方水土和谐互信、共融互济的信仰之基,千万要克制住“充公和变现”的惯性冲动。改革价值的最初设想,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更多的地域红火起来。而若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却让更多的人从物质到精神上都永远贫穷,则明显与最初意愿相违。为什么公共的信仰资源只能沦为私利资源,为什么圣物只有充当文物的命运?

“章公肉身坐佛”最终会“坐”在哪里,最终是受朝拜还是受观摩,性质相差万里。章公祖师的回归,至少有三个层次——回归祖国,回归故土,回归信仰的神圣性。我们感谢官方所释放的“出面”信号。只是祈愿官方的行动,不要以响应民意而起,以辜负民意而终。

李哲:社会学博士 佛教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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