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佛教毕竟还是佛教，如同信仰就是信仰。我担心的是，少林寺会引发了另外一种宗教社会学的问题。久而久之，人们只记住了“功夫”和“关系”，却遗忘了佛教与信仰，就好像这类寺庙托管的事情一样，人们热衷于地方经济的开放——香火经济之繁荣，亦同时遗忘了虔心向佛的难得信仰。官员们的业绩上去了，寺庙的清净被商业的热闹所取代，最终，“功夫”也被嵌入了“关系”之中，再难体现当年之雄风。

负责接管四座寺庙的少林寺僧人认为：他们接管四座寺庙的目的，不外是两个：一是转播佛法，建构信仰；二是帮助地方政府拉动旅游经济，并已计划开设药局、弘扬少林武术。

实际上，此事意义甚为复杂，绝非佛教二字可以了得。因为这些寺庙一度翻建之后，先后交由四家单位，本地僧人、旅行社、文体局……2007年则是官渡区民族这就事务局。民族宗教事务局找来了30多个保安看守院子，收取每人5元钱的通票。想方设法，苦苦经营，也未见起色。四座寺庙的门票收入，也抵不上30多名保安的工资。于是，有“领导”点拨了这些地方官员。他们想起了少林寺，找到了少林寺。然后是地方官员三顾少林，请来大师，接管官渡古寺。为此，中国人就看到了通过地方政府的安排，官员与佛寺的精心合作与利益协议。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使“精神鸦片”（宗教）转换为社会认可、接纳、信仰的“社会资本”。其中，也有中国人十分热衷的经济资本，这就是曾遭严厉批评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使这一社会资本的社会精神效果大打折扣。这下可好，少林寺接管昆明四寺庙事件，进而构成了“官员搭台，和尚唱戏，经济运作”的新闻价值。精神鸦片的可能性似乎没有了，却又产生了经济鸦片之嫌疑。凡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那可能就是好的、值得做的。

前些日子，我曾经在书坊见得一本好书，名字叫做《经济发展的道德意义》，强调经济发展本应该形成文化多样性、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增强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信仰。此当为正常的市场经济萌发的自然结果。

与此对照，我却感到另外一种启发，这叫做“经济发展的宗教意义。”我们总是要经由经济利益的追求，以获得对一种信仰的好感和选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权力的推动，本不需要什么精神动力（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却要由经济发展来赋予宗教信仰的好感与价值。中国人首先信仰的是正当性，而非单纯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必须被赋予了正当性之后，中国人才会认为这才是他们的合法性信仰。

于是，人们有钱了，有钱挣了，才会想起了精神与信仰，而不会因为有了信仰才去挣钱，为经济发展铺垫一个信仰的基础。其中的逻辑是：权力－经济－信仰；然后是下一个回旋：信仰－权力－经济。信仰的问题，同时就是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与实践的效应，关键在于它们的序列与组合。谁的力量强了，谁的效应就会大。而在权力经济的制约之下，宗教信仰就只有跟在其后，邯郸学步。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中的权力与经济，往往是不确定的、多变的、甚至是随意的。所以，它们的这种特征，常常也会使中国人跟随权力与经济的信仰方式，也变得不确定、随意、多变了，变得很个人化、私人化了。而最要害的，则是这种信仰方式的私人化或个人化，无疑就是中国佛教现实化、功利化、商业化的基础。

为此，少林寺僧人来到昆明，实际上就是经济与权力的一场合作，最多是下文由此合作带来一种佛教的效应而已。官员们认为，能够“聚集人气，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僧人则希望，“有一个地方服务信众，信众可以得到积极的、健康的宗教信仰。”政府公权力与宗教信仰者之间，似有同谋同构的关系，利益交换的关系。而当这种关系与交换随着这种合作结束之后呢，人们为此而被激活起来的佛教信仰，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人们的佛教信仰还会跟以前一样的虔诚吗？！

这种权力与经济与宗教纠和起来的复杂关系，是否就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它们是分离？还是合作？好像都是，好像都不是。功能之整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职能分隔，也是无法否认的现象。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合作，无法质疑。

其中，最最使人值得质疑的，却是佛教的合法性何在？佛教寺庙之存在，它是干什么的？佛教的合法性，应当在于佛法的弘扬与转播，在于为信徒之宗教服务，在于信仰的建构与表达。而一个与经济利益紧密结合的信仰，大抵是要给信仰打出折扣的了。如果是有钱才能建立信仰的话，那么，先去发展经济吧，僧人们、信众们，都去挣钱吧！有钱了，就等于有了信仰。正如《东方瞭望周刊》（2008年第52期）报道说：“他们来了，香火旺了，人就多了。提起僧人们，寺前看厕所的婆婆显得很兴奋，‘人多了，收费就从三毛涨到了五毛’。她说完自己也笑了起来。”

佛教信仰已经被嵌入到其中的利益关系中去了。实际上，昆明这四座寺庙的产权，乃是官渡区政府下属一家国资公司行使所有权，使得政府能够有权向少林寺托管这四座寺庙。而根据地方政府与少林寺之间签署的协议，少林寺接管四座寺院之后，18位僧人的吃住费用均由少林寺承担，但寺院的所有获益，比如寺院接受的捐赠、经销宗教用品和宗教出版物的全部收入，则统归少林寺所有。这就透露了接管四座寺庙之后的经济考量和利益分配，引发出佛教的合法性问题。老百姓喜好的是信仰，寺庙与官方关心的是利益。

更为质疑的是，这种异地寺庙相互接管的做法，无疑是与政府一贯主张的宗教“属地化管理原则”、宗教组织不能跨省合作的要求相与违背的。为此，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佛门功夫”与“权力关系”搅忽在一起，好比湿手抓面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于佛教信徒心中的信仰，由此也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关系，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功夫”了。

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结构洞理论，认为在社会网络之中，某些个体之间存在着无法直接联系或关系中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来，这就好像网络结构之中出现了一个洞穴，称之为“结构洞”。而在此语境之中，只有那些能够拥有着信息优势与控制优势的“第三者”，才能把无直接联系的两者连接起来。在此之前，那无法直接联系的宗教与信仰的关系双方，似乎就陷入了一个黑洞，常要苦苦地等待“第三者”——权力或经济关系的出现。

宗教也罢，信仰也好，它们均是无法独立表达自己的应变量。宗教必须要通过权力或经济关系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或者是实践自己的信仰。于是，宗教与信仰之间出现了所谓的“黑洞”现象；或者说，它们都陷入了一个“黑洞”。

按照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经验，那就是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协调进步，而非等待“第三者”－结构洞现象的出现。宗教、权力之间，如果缺乏了社会的参与，仅仅是两者之间在信仰者之外的合作与同谋，无论如何，其结果往往会使该宗教的信仰遭致质疑，人们会在有钱之后，不再信任他们的信仰。特别是他们一旦出离了那种具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的第三者－结构洞关系之后，往往就会构成了宗教与信仰之间的“黑洞”现象，个人的信仰不再与建制宗教整合，从而与宗教发生了始料不及、难以把握的分离。

当下所谓的“信佛不进庙”、“信神不信教”，个人信仰表达在宗教组织之外，精神走私般的信仰方式层出不穷，正是这种宗教合法性的危机所在，亦是佛教合法性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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