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直接释义大约是“以慈行善”。

既然是“以慈行善”，其重点则在于对“慈”的理解。

“慈”，《说文》只注二字：“爱也。”《左传》：“宣慈惠和”，做疏注的人发挥道：“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这就把中国古代对慈及爱的理解讲得比较清楚了：慈，是一种发自内心世界的爱，她的恩惠要遍施于万物，当然首先是人。汉代贾谊讲：“恻隐怜人，谓之慈。”对人，要有恻隐同情之心，将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将别人的危难当做自己的危难。及到北宋张载，更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伦理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希望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一样，乃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推己及人，才能称得上真慈真爱。

自从两汉之际(公无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慈善”二字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的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佛学要典《大智度论》第二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为“大慈”。这种解释与中国固有传统中对“慈”的解释如“恩被于物”、“恻隐怜人”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显现出相互融合的浓厚基础。在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慈悲意识与慈善事业一起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前，中国的大量慈善事业都是与佛教慈悲意识分不开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将“善恶因果业报”的观念引入慈善事业，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们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至今仍在沿用一个褒义词“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不惜献出悠悠此生。历史上曾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务施不关周急，归德必在于己。”认为哪怕是为了来世的果报，也是本质自私的行为。这种批评不免过于苛刻，不近人情。其实，如果不去计较信仰观念，客观上为社会做奉献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